王阳明书法：“醉能同其乐，醒能述以文者，太守也。太守谓谁？庐陵欧阳修也。”资料图片 一 近代思想家基于不同的人生经历、学术理念和政治诉求，对王阳明的思想予以取舍和诠释，沿着不同维度和方向展开，彼此之间相差悬殊。 其三，近代思想家给予王阳明的评价相去甚远。例如，梁启超、孙中山都对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兴趣盎然，给出的评价则迥然相异。梁启超分析说，王阳明提揭“知行合一”是鼓励人去实行——王阳明的本意是说，如果知而不行，最终等于不知。沿着这个思路，梁启超将王阳明的“致良知”与“知行合一”合而观之，认定这两个命题的宗旨都在于“策人于行”。显而易见，梁启超对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是赞同的，甚至可以说，他对这一思想的解读与其说契合王阳明的本意，毋宁说表达了梁启超本人对知行关系的看法。与梁启超对“知行合一”的顶礼膜拜天差地别，孙中山不仅批判古人以《尚书》“知之非艰，行之惟艰”为代表的“知易行难”说，而且批评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原因是“知行合一”使人“顿生畏难之心，而不敢行”。一方面，孙中山承认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在初衷上“勉人为善之心，诚为良苦”，与梁启超分析“知行合一”追求动机和效果皆善具有异曲同工之妙。另一方面，孙中山对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还是不能苟同，评价也与梁启超大相径庭。归纳起来，梁启超、孙中山剖析、评价王阳明“知行合一”的最大区别在于，梁启超是从伦理学上立论的，而孙中山是从心理学上立论的。沿着伦理学与心理学的不同思路，梁启超认为“知行合一”敦促人行，进而对之大加推崇。孙中山则指责其使人“顿生畏难之心”，导致“不敢行”的后果。至此，两人得出的结论截然相反，评价大相径庭也就顺理成章了。 
王阳明书法：“红叶满林春正暮，隔堤遥见片帆归。”资料图片 二 由于始终围绕着中国近代特殊的时代诉求和现实呼唤展开，近代思想家对阳明学研究带有与生俱来的时代特征和近代烙印。就积极方面而言，近代阳明学空前推动了阳明学研究的创新，极大拓展了王阳明思想的研究领域和学术空间，致使中国近代的阳明学研究与古代阳明学研究的理论初衷迥异其趣，在方式方法、主题内容上泾渭分明。因此，近代阳明学研究共同展示了王阳明思想的丰富性和多元性，对全面、深入挖掘王阳明思想的内容、特质和价值大有裨益。近代思想家带着强烈的问题意识对王阳明思想进行解读和挖掘，尽管各自对王阳明思想的取舍、诠释和态度大相径庭，却都紧扣时代主题。正是这一点不仅推动了对王阳明思想的全新解读，故而与古代阳明学拉开了距离，而且淋漓尽致地彰显了阳明学的治世功能，将阳明学的实践维度和现实意蕴发挥到了极致。 而就消极方面而言，近代阳明学则带有不可克服的学术局限和理论误区。 众所周知，王阳明的思想包括“心外无物”“心外无理”“心外无事”“心外无学”“心外无仁”“心外无善”的心学本体论、“求理于吾心”“致良知”的工夫论和“知行合一”的境界论，由此形成了一个由本体而工夫而境界的完备体系。近代思想家虽然对王阳明思想的取舍、偏袒大不相同，但是，总的说来，他们却仅涉及王阳明的格物致知或“知行合一”“致良知”，对作为王阳明思想基石的“心外无物”“心外无事”“心外无理”“心外无学”“心外无仁”“心外无善”等核心观点罕有提及，对王阳明颇有宋明理学特色的“仁者与天地万物为一体”“去人欲、存天理”甚至为阳明学所独有的“求理于吾心”“视天下如一家，视中国如一人”等命题三缄其口，至于王阳明的仁学观、读书观、经学观、教育观、艺术观和书法观等更是绝少问津。这些即使不足以证明近代思想家对王阳明的思想缺少完全的把握和系统的梳理，至少证明了重发挥而轻文本是他们对待王阳明思想的共同做派。由此，近代阳明学研究也被打上了近代特有的时代印记和学术特质。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近代的阳明学研究除了近代社会造成的历史局限之外，还包括学术上的误区。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对近代的阳明学研究要秉持公正的态度和客观的心态，从不同角度对之进行辩证分析和学术探究。 《光明日报》（ 2019年08月17日11版）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