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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上海师范大学哲学系副教授 蔡志栋 编者按：早在1906年，严复便明确提出“科学之中，大有感情”的观点，石破天惊，但以往的研究往往对此视而不见。通过重审严复的这个观点，我们可以对中国现代认识论的基本品格以及实证主义在中国的浪漫化运动中所起的作用作重新的评估。 所谓认识论，我们指的是人们如何正确认识世界，其中涉及主客关系、知行关系、认识的内在环节和机制、认识能力以及真理的如何获得等问题。这些问题表面上看似乎和真理相去较远，但是，我们认为它们正是将认识论问题细化之后的产物。我们将探讨中国现代思想家在讨论认识论的过程中，如何援引、批评先秦诸子来表达其思想，从一个角度显示先秦诸子对中国现代认识论的塑造作用。这种型塑作用，从另一个角度看，也就是越过天理观念，确立现代的真理思想。 中国现代认识论的基本品格：“科学之中，大有感情” 处于新旧之交的康有为一方面以孔子之学说为基本圭臬，另一方面又试图引进现代西方的认识论、方法论成果，发展中国传统思想，后者尤以公理化方法为主，但又不限于此。于是，在康有为身上，我们看到在追求“道”的过程中，传统和现代交织在一起的复杂而色彩斑斓的面貌。 知行关系是认识论中的一个基本关系，一定意义上构成了探索认识论的逻辑起点。康有为通过诠释孔子，认为“道必先知而后行”，理性、规范可以指导行动，使得行动获得成功。他说：“凡人欲舍行为，皆以其知先规而后为之。其规是者，其所为得，其所事当，其行遂，其名荣，其身故利而无患福及子孙，德加万民，汤、武是也。” 由此，康有为进一步明确提出“士以智为先”，他也在《实理公法全书》中主张公理化的方法。但是，这并不能完全说明他是先验主义。事实上，几乎和严复同时，康有为主张认识外在世界，抛弃传统的以古典文本和内在世界为研究对象的路向。他明确提出“夫人之智从万物出者大，从人出者小。圣人之师，万物也”。而且，他也认为，根据先秦儒家的观点，真理是有条件的：“天下之理，固不可以一端概知。……用之时焉。”他明确说：“与时俱变而各有宜。”这些观点动摇了天理的绝对性。 相对而言，新民子梁启超则超越了儒家的苑囿，视野更加广阔。他充分结合先秦文献，从认识对象、认识的基本过程、认识论的环节和认识能力等方面入手，全面地讨论了真理何以可能的问题。对于整个认识过程，梁启超结合《诗经》，将认识对象区分为自然世界和人类世界。从这个基本区分出发，他批评了先秦法家在历史观上的命定论态度，突出了历史领域人的自主意志的积极作用。梁启超还认为，认识论的起点是实践，他高度赞赏清代颜李学派的“因行得知”论。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真理问题上梁启超也严厉地批评了朱熹的真理观，主张回归孔孟的真理论。梁启超认为，真理也即认识论的获得不以知天下之事无巨细为前提，而以认识主体自身特长之所在为转移。换而言之，即便在某一领域获得正确的认识，也可谓“得道”。认识论绝非要求你认识全天下所有事。一定程度上可谓提出了“这一个真理”的观点。 在认识的环节上，梁启超结合先秦诸子，尤其是通过创造性的诠释墨学，对科学方法论的内在环节、演绎法和归纳法、假设和验证、以及群己之辩等，均有所涉及。对于认识能力，梁启超除了对于一般的理性、经验等表示其观点之外，还讨论了直觉、判断力等当时不为人所注意的问题。 有着近代“西学第一人”之誉的严复试图将实证主义与中国传统思想结合起来。他明确提出知识（理）的本质是“知象相符”。“知”即人的认识能力，“象”即现象。换种说法，“人之知识，止于意验相符”。这是赫胥黎在《天演论》中的话，严复表示同意，并且将之与庄子所说的“心止于符”结合起来。也就是说，严复用庄子的“心止于符”来衔接实证主义认识论的知识即“意验相符”的观点，从而显示出了沟通古今中西的努力。 在认识的内在机制上，经受了实证主义认识论洗礼之后的严复坚决反对中国传统认识论在认识对象上的“师心自用”和文辞化，即，将文本作为研究对象。严复认为，正确的做法是面向外在世界直接发问，“读无字之书”。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早在1906年，严复便明确提出“科学之中，大有感情”的观点，石破天惊，但以往的研究往往对此视而不见。在严复的理路中，这个观点之所以能够成立，主要缘于实证主义本身的内在吊诡：它会发生从客观主义到主观主义的转变；也因为中国传统思想的深刻影响，此又表现为对人心的复杂性的认识和科学的道化。通过重审严复的这个观点，我们可以对中国现代认识论的基本品格以及实证主义在中国的浪漫化运动中所起的作用作重新的评估。 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高度重视心理建设，严厉批评宋明理学以来的“行难知易”思想，在认识论上提出了“孙文学说”，主张知难行易。学界一般总将“孙文学说”（知难行易）理解为一个问题：强调实践的重要性。事实上，它包含着两个观点：第一，强调实践的重要性；第二，强调理论对于实践的指导意义。实际上他在主张某种形式的“知行合一”。同时，我们要充分认识到，作为文本的“孙文学说”是复杂的，它不仅包含以上两个基本观点，而且，分析其中著名的造钱、饮食、建筑等十个事例，至少从六个方面揭示认识的环节或者认识论的可能维度： 1.“行先知后”意义上的“知难行易”。就是说，因为有些事情先有行再有理论，行在知前，所以“知难行易”。 2.“知为行导”意义上的“知难行易”。它说的是，对于有些事情，人们早已在实践，但效果不好，问题出在没有掌握好的理论。由原先实践的效果不好来说明理论获得之难。所以也是“知难行易”。反过来也可以说，如果掌握了好的理论，实践起来就可以更容易。 3.“知后须行”意义上的“知难行易”。它说的是，对于有些事情，人们掌握了比较完备的理论，但依然没有好的效果，其问题出在不敢实践。通过提倡“知难行易”来鼓励中国人去实践。此时，“知难行易”更多的是一种规范性判断，起到的是鼓励作用。 4.“行为知始”意义上的“知难行易”。就是说，对于有些事情，人们还没有任何理论，但是，通过实践可以逐渐掌握其理论。它和“1”有点接近，但是，“1”只是说明了知行的先后关系，并没有对行是否会产生知作出判断。“4”却对此做出了肯定。 5.“默会知识”意义上的“知难行易”。它的意思是说，有些事情人们已经在实践了，可是却很难在理论上阐明其理论。这不是说实践的深度广度等等不够，也不是说人们不聪明，而是由这些实践本身的特性决定的。它们本质上属于较强的默会知识，只可意会不能言传。 6.“知多行少”意义上的“知难行易”。这句话比较费解。它说的是孙中山所举的例子其实是以实践所需要的知识的多寡来判断知和行孰难孰易。不过很显然这种说法比较不严格，但也聊备一说。 不容否认的是，孙中山在《孙文学说》中对“知难行易”的含混表述的确给读者理解他的思想造成了一定的困难。但是，仅仅从认识论的角度看，孙文学说包含了丰富的认识论思想发展的契机，其价值不可低估。 辛亥革命时期另一位重要的思想家是章太炎。在较长的时段内考察章太炎的认识论思想，应该说他的地位相当特殊。在专业化的哲学家比如金岳霖、张东荪系统地讨论认识论问题之前，章氏可谓中国近代思想史上讨论认识论问题比较深入的一位。这种深入性，和他对以繁复为长的唯识学的汲取是分不开的。章氏借助唯识学、西方哲学（主要是康德思想）建立起真如哲学体系之后，他便以之衡量先秦诸子之思，从而对诸多古典范畴、命题做出了新解。从另一个角度看，这种做法实质上也是借助新的机缘促发了先秦思想的生命力。总的看来，章太炎对认识论的获得机制本身、对人的认识能力、真理问题、科学规律问题等，都提出了独到的看法。 问题在于，章太炎从其坚持的佛学立场出发，认为真理根本上是人的多种认识能力建构出来的，本身并无实性。其实也就意味着面对着这个现实的世界，我们不必予以具体的探究，而只需像阿Q那样转换眼光即可。无疑，此时真理极易流为虚幻之物。 [责编：武鹏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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