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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71年起，受到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我国生育率持续走低。2015年10月，为了应对日益严重的人口老龄化问题，我国宣布全面实施二孩政策（Two-child policy），即允许家庭生育二孩，如果第一胎是多孩则不允许生育二胎。 
人口学家普遍认为，二胎政策的全面开放是为了应对人口老龄化、低生育率以及男女比例失调等各种社会问题。然而，最新的数据显示，2017年，我国新出生人口1723万，比2016年减少了63万，是二孩政策没有起到作用吗？其实，在这1723万新生人口中，二孩占比超过了51%，也就是说，如果不是二孩政策的推动，我国2017年新生人口甚至会低于1000万，这是一个相当严峻的数字。另一组统计数字显示，我国20-44岁已婚人群的理想生育数是1.93，而实际生育数只有1.05。很多家庭仍然选择只带一个孩子，社会学家认为，其中主导原因是经济压力。
从心理学角度来说，是否选择生二胎与个人决策有关。一般来说，大多数人都会受到“经济人假设”的影响，倾向于做一个合乎理性的人，即人们总是倾向于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这个过程中尽可能降低成本、增加收益，选择最优方案。有了二胎，每一个个体都会获得更多的家庭乐趣，在自己老年也能得到更多的照顾与陪伴。但同时，生育二胎也意味着将面临更高的开销，因为培养孩子本身是需要成本的，例如“教育成本”、“婚姻成本”等等。随着社会人均文化水平的提高，培养一个孩子，完成学历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与金钱，会极大的增加家庭开销。同时，由于技术水平的发展进步，很多工作不再以人力为主，因此，家庭拥有更多的人口在劳动市场里并没有优势。所以，当权衡了需要付出的成本与可能的收益之后，很多家庭便决定只抚养一个孩子，为其付出更多的时间与精力，陪伴他更好的成长。
并且，如今社会，生活成本也在不断提高，例如，居高不下的房价、逐年上涨的学费。很多家长为了生活不得不卖力工作。较高的工作强度、孩子的教育支出，以及双方父母的养老开销，都为这些年轻的父母增加了许多压力，使得他们没有更多的精力去供养第二个孩子。如果盲目多生，将会给他们带来更大的经济与心理压力，进一步降低了生活质量和家庭幸福度。因此，晚婚、低生育率成为了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其中在80、90后人群中尤为明显，很多80后、90后的生育欲望很低，二胎政策对其促进作用很低。
精神分析学派的代表心理学家弗洛伊德、埃里克森等人均强调早期经验对孩子未来成长的重要性。特别是父母的教养方式，是否能给孩子提供丰富的成长环境以及是否给予孩子足够的陪伴。生了二胎之后，有的父母没有时间陪伴孩子，容易让孩子变得性格孤僻、缺乏安全感，甚至无法在成年之后来与他人建立起良好的亲密关系，出现社交障碍等问题。
有心理学家认为，很多人选择不生二胎与他们的态度也有很大关系。“态度”是人们对于特定对象或事件的总体评价，反映出一种稳定的行为倾向，会极大受到社会文化、过去经验的影响。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习惯了养育一个孩子，所以，即便政策开放，也没有转变这种态度观念，还是觉得生一个比较好。而这种态度的根深蒂固与态度的形成过程有关。社会心理学家凯尔曼认为，态度形成包括依从、认同和内化三个阶段。从最开始被动地接受独生子女政策，到慢慢习惯这种生活方式，发现其中的好处，并产生认同感。久而久之，个体原有的态度与所认同的态度相互协调，得到内化。所以即便开放了二胎政策，人们的根本观念没有转变，也就不打算多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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