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崔东汇 本文已获作者授权发布 村里在市里讨生活的年轻人不少，与我来往最多的就是根哥的儿子。一是他时常找我帮一些小忙，再则就是因为根哥。根哥是我敬重的人。 根哥和我家是一个过道的邻居。他比我父亲还大一岁，可与我辈分一样。 在我们村，根哥算是见过大世面的，可对他的活法儿也是褒贬不一。 十三岁时，根哥的父亲饿死，母亲带着妹妹改嫁。十五岁时，在外讨饭的根哥遇上了刘邓大军，给连长当通讯员。挺进大别山，一场恶战，全连只剩下根哥一个人，当时他送信外出，侥幸捡了一命。 在部队，根哥有了官名：崔学礼。 战争结束，根哥是有功之臣，部队培养他，让他学习文化。可根哥与汉字缘分浅，三个月只学会了“崔学礼”三个字。多年后根哥笑着对我说，我根本不是识字的料儿，看见书就头晕。 从部队转业到了北京一家煤炭建筑企业工作后，根哥找人给村里写来一封信，村里人才知道一直杳无音信的根哥不但活着，还在大城市工作，都羡慕得很。村干部回信，鼓励他在北京好好干，争取进步。 可1963年秋，根哥竟然回村当农民了。村里人不理解，认为他犯了错误。根哥解释说：过自然灾害国家有困难了，是给国家担担子。 让村人惊奇的是，根哥这次还领回来一个漂亮媳妇。 根哥与媳妇反差很大，他满脸麻子，又黑又瘦又高，比媳妇大十四岁。那时村子也穷。村里人都担心老高与根哥过不长。 根哥的媳妇原来也在北京工作，姓高，年轻漂亮，梳着两个大辫子，满口京腔。村人都喊这个年轻媳妇老高，也有私下喊侉子。老高那时也就二十来岁。 根哥在原来宅基上修建了三间东屋。南边一间是街门，北边两间居住，除了墙基的几块砖和屋顶的几片瓦，剩下都是土。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根哥的咳嗽声。尤其安静的春夜，根哥的咳嗽声一阵一阵在过道里传来，让邻居替他揪心。根哥说，哮喘病是在大别山时留下的。 我小时候，经常听他带回来的矿石收音机，不清晰，刺刺拉拉杂乱。他家墙上的镜框里镶着他战友的照片，很帅气，有肩章。没有根哥穿军装照片。根哥说他转业早，没赶上五五年授衔。 根哥回村后一直担任治保主任。他脸黑，不爱讲话，遇事儿不讲情面，村干部有错照样罚，许多人都怕他，甚至恨他。背地里喊他“麻根儿”。有一次，一个村干部老婆掰了生产队几个棒子，根哥坚持处罚，村支书说情，不了了之。根哥很生气，就找人写了个“我对支部有意见”的纸条给了支书。 根哥随身经常带背着挎篓拿着一把铁锨去拾粪。去公社开会也这样，他不会骑车子。开始，公社的门岗不让他进门，认为他不是村干部。 过道也是个谈天说地的场所，天暖了，吃饭时，根哥和大家一样都端着碗蹲在门口呼噜噜喝粥，说东道西。可根哥很少说自己的故事。 我在风火村读初一时，一天老师把学生集合起来，说今天请老英雄讲战斗故事。见校长陪着根哥走来，他像往常一样还是背着粪挎篓拿着铁锨。到教室门口，把他两样随身宝贝放在门外，走上讲台，根哥两脚一并，右手在额边敬了个标准的军礼。 那次，根哥讲了他经历的很多战斗故事，炸碉堡、掩护战友、肉搏战、雨雪天行军，绘声绘色，同学们不时拍掌叫好。我才知道平时闷葫芦一样的根哥，居然也很煽情。我也是正儿八经才知道根哥九死一生的传奇。 根哥的正直，导致了他不仅沾不了生产队的光，也在村班子里受排挤。他原本和我家一样都在村东的六队，后来村里就让他到村西的一队作包队干部。 根哥不沾公家的光，自己找门路。夏天，别人午休，他顶着烈日割茅草，一捆一捆背回来，摊在院子里晒干，存放在街门上的棚子里，冬天和春天的夜里用水把干茅草泡湿，搓草绳，一百根一把，来年麦收时卖给生产队，攒了钱给女儿治病。 根哥的女儿小红，自小就是病秧子，似乎受根哥遗传，也整天粗脖子红脸地咳嗽，十岁才上学。根哥和嫂子不舍得吃穿，家里的钱大多给女儿买药看病了。根哥说，这孩子吃药花的钱，摞起来比她还高。就这也没有留住女儿十九岁的生命。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根哥拆了东屋，盖了三间堂屋，土坯墙外包一层立砖。比起邻居砖房来，根哥的堂屋是寒酸的。不再透风漏雨，根哥很知足，时常蹲在过道的阳光里一边抽旱烟一边咳嗽。 根哥个子高，人瘦，走路总是晃悠。村里医生说他是营养不够。分田到户后，根哥的哮喘更厉害了，干不了重活儿，儿子又小，几亩地全靠妻子一个人。妻子在前面割麦子，根哥在后面蹲着一把一把拔麦子。别人家收割完了，他家的麦子还有一半在地里长着。 因为对乡和村的干部有意见，村里人合计着不交公粮。乡干部和村干部挨门挨户做工作，也无收效。此时根哥已不再是村干部了。干部们找到根哥，说你是老党员，你可要带头。根哥就答应了。他把麦子扬干净，妻子驾辕在前拉着排车，根哥在后面推着，走一走，歇一歇，五里路走半天。村里有人指责他出风头。他也不辩解，来年还是第一个交公粮。 1992年春节，我回家过年，老高嫂子找到我，说根哥已有几天不能吃饭了，到医院检查，是癌症。家里没钱，让我帮忙找县里解决一点。临走，老高嫂子悄悄告诉我，可别让你根哥知道我来找你，他不让我乱找。老高嫂子走后，我父亲不住地摇头，说，你根哥这个人太执拗，有福不知道享。 其实根哥完全有机会改变自己的境遇。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根哥原来的单位参加城市基地建设，后来留在了城市。他的老领导来信，让他回原单位工作，他没有回信。 八十年代初期，我父亲和根哥步行去拉碳泥，到城市大街歇脚时，遇见一个昔日同事认出了根哥，喊着崔学礼，很是热情。同事告诉根哥：当年好多给国家担担子回家务农的都回来了，你找一找，趁老领导老同事都还在，事儿好办。妻子有点动心，那时非农业户口和国企工作，是相当有诱惑的。可根哥不动，老高嫂子很快就打消了念头。后来说起此事，老高嫂子对我说，你根哥是一条路走到黑的人。 根哥曾对我说，一个连就剩下我一个，能活着我就知足了。他就这脾气，名利看得淡，凡事想得开。他的军功章和立功证书，是在他病逝后，老高嫂子从柜子里拿出来让我看的。为给根哥治病，儿子辍学外出打工，老高嫂子到处借钱。我也想帮根哥一把，看见他躺在炕上无助的眼神和破破烂烂的家，我就想流泪。我尽了全力，可收效不大，至今想来觉得愧疚。 第二年麦收前，根哥病逝。他治病欠下的债，直到儿子在城市里做生意赚钱后才偿还完。 2008年春节在老家谈起老高嫂子，我大姐对我说，别看老高嫂子这会儿跟咱村里人没两样，那会儿刚来的时候可洋气哩。 就这么一个城市女子，随根哥变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村妇。下地干活，操持家务，养儿育女，还要伺候生病的丈夫。尤其分田到户后，老高嫂子成了真正的里里外外一把手。乡邻们都夸赞老高嫂子贤惠勤快。如果按从一而终的传统思维去解析老高嫂子，我觉得太勉强，毕竟她也是见过世面的人，她要离开根哥可以有很多借口和理由。可究竟是根哥的什么吸引了她呢？我没有正面询问过她。 2009年，根哥的儿子告诉我，他已经把老家三间堂屋拆掉，盖了三大间西屋，有客厅和厨房，安了太阳能热水器和空调。我听后感叹：要是你爹在，多好啊。不过，孩子这么争气，老高嫂子也该享几天清福了。所以，回老家后，我专门看望了老高嫂子。老高嫂子也笑着说自己有后福。 这三大间设施齐备的新屋，是儿子专门给老高嫂子修盖的，儿子曾让她到市里安度晚年，可她住不惯。 可在2010年春节前一个周日下午，天下着小雪，我突然接到根哥的儿子打来的电话，告诉我他娘脑淤血，在市医院抢救了两天人就不行了。 我说马上过去看看。根哥的儿子说，不要过来了，正往老家走哩。 站在雪地里，我怎么都不相信那个与根哥相濡以沫的老高嫂子，会这么匆忙辞别人世。 老高嫂子辞世后，村里人议论说，这个家一直不兴旺，是祖坟的风水不好。为此，根哥的儿子专门找了风水先生在村西选了一块上好的茔地，把根哥坟地迁走，和老高嫂子一起安葬在了新茔地。我问根哥的儿子：你信风水？根哥的儿子嘿嘿一笑，未知可否。 今年的清明节我回老家给父母烧纸，路过根哥家门时，自然就多张望几眼。老高嫂子去世后，这里就已人去屋空，她儿子在城市娶妻生子，有车有房，过着与母亲迥然不同的生活。 虽然已是事业有成的小老板，可我知道根哥儿子的不易。在饭店端过盘子，在建筑工地拉砖送泥，在装修公司做过业务员，开始搞钢材生意时吃过亏，好在这小子有韧劲，终于顺水上路，在城市扎下了根，父辈丢掉或说舍弃的市民身份，他用自己的血汗找了回来。 现在，村里像根哥儿子一拨的年轻人，基本上都出去打工了，有几个成了老板，大多数仅是糊口而已。不管是否发财，过年过节都会衣着光鲜地回村里转转，拿着平时舍不得抽的高档烟，见人就扔去一根。 清明节我就遇见几个回来上坟烧纸的年轻人。除过年过节，本家族有红事白事也要回来帮忙，老年人跑不动，中年人和青年人都忙着打工挣钱，红事白事只有本家族人相互帮衬。 年轻人有自己的想法和打算，有的把地转租给了别人，自己一门心思挣钱。根哥的儿子就如此。土地已不是他们生存的唯一，他们的庄稼已有了更广阔的扎根土壤。至于将来他们是否还会像祖辈那样：活在村子里埋在村子外。难以预料。 与儿子相比，根哥的那一页已留在了历史。尽管现在村里很多人，尤其是年轻人，仅仅把根哥看做田野里众多坟堆中的一个。而在我眼里，是不一样的。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