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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到二姐猝然病逝的瞬间，我的脑袋“嗡”的一下炸了。拿电话的手不停地颤抖着。。。。 这是1996年2月8日，我的二姐长眠于安徽省宣州市的一个不算偏僻的村庄。 二姐出生于一九五四年，她的前面有一个姐姐和刚刚夭折的哥哥，在重男轻女其父又是长子的家庭中，她的问世理所当然烙上了悲剧色彩。两年后，母亲生下一个妹妹，全家更是笼罩在悲剧氛围之中。她的姐姐已随父去外地读书，妹妹活泼可爱。因而，疾女如仇、恐怕香断案祖的怨气时不时发泄到她这个身弱多病、性格又犟的黄毛丫头身上。 二姐达到学龄时，每天的主餐是树皮拌野菜。刚开始时，她实在咽不下那又干又苦又涩又糙的树皮粑粑，吃了一半，偷偷扔掉。母亲发现后，说她糟蹋“粮食”，狠狠地打了她一顿，于是每餐她就强忍着塞满肚子，可咽是咽下去了，却又屙不出来，每天的大便全靠母亲用手一点点抠，才能解下来！ 二姐告诉我，那个时候令她最难忘的两顿美味是烤蚂蚱和烤土蛤蟆，或许，就是这两顿“美味”，萌发了她对那个“烤串”小男孩朦胧的初恋，同时也埋下了悲剧的种子。 二姐十岁的时候，家境稍有好转，按理可以和村上同龄的伙伴一样背上书包了，可偏偏这时母亲生下了我这个唯一能够延续丁家香火的男孩。于是，二姐就成了我的专职保姆。洗尿布，喂米汤，哄我睡，逗我玩，背我，驮我，成了她从早到晚的功课。 二姐与我朝夕相伴，她对我的态度也由最初的被动照看，潜移成悉心呵护、全心溺爱！我对她的依赖也是无以复加，热天要她扇风驱蚊，冬天让她先暖被窝，游玩时靠她背着代步，吃瓜子由她剥壳，然后一把一把地吃瓜子仁。即便是这样，她还是时常因为我身上被蚊子叮咬，走路不小心摔一跤，或者身上衣服被弄脏、弄湿而遭母亲的责骂甚至痛打。有一次，我不听她的劝阻，执意逞能，去爬一棵小树逮知了，从树上栽下，头上砸了大包，母亲一连打了她三顿，连竹扫帚柄都打裂了。然而，每次遭打后，她总是更加小心地忏悔似地看护我，从未有一丝报复、发泄的念头。 我上学的时候，十五、六岁的二姐已经成了家里的主要劳动力，上山砍柴，一挑就是一百多斤，重量超过她的体重。家里喂的两、三头猪全靠她在繁重劳动的间隙挑野菜，夜里只要有稍许月亮，她都要去村外荒野去挑猪菜，全然不顾蛇咬的危险和狼嚎的恐惧。 二姐很早就参加生产队劳动，由于她的不偷懒、不嫌脏，又肯吃苦，提前三年达到了成年妇女的日工分标准。 二姐的女工活也是全大队首屈一指，被誉为“巧奶”(对女工权威的尊称)的姚奶奶说，二丫头绣的花能闻出香，绣的鸟能展翅飞，纳的鞋底比机器造的还要结实、周密。 十八岁的二姐出落得亭亭玉立，集漂亮、聪颖、能干于一身，自然也就成了方圆几十里地瞩目的对象，当时《红灯记》是人均看过五、六次的热门电影，小伙子们都叫她“丁铁梅”，因为二姐的学名叫丁玉梅——虽然她一天书也没读过。 那两年，到我家来提亲的人络绎不绝，母亲常常是埋怨中夹着自豪地说：“死丫头，害我每天都要多烧两瓶水，破费的柴，你给我到山上砍来。” 由于没有中意的人家，母亲总是以“丫头小”或者“只要丫头同意我们没意见”等理由婉拒。 终于，母亲看中了一户人家，那家有三间大瓦房。七十年代，瓦房是家庭殷实的表现，我家是方圆几十里地内的第一个砖墙瓦房户。因而，在母亲眼中，对方算是门当户对。小伙子是独子，又是初中毕业，还是生产队会计。那天，媒人将小伙子带来，母亲通过“面试”后，非常满意，当征求二姐意见时，二姐死活不答应，要强的母亲气的要命，可碍于我父亲在外地工作，又是国家干部，不能强行包办婚姻，只得作罢。后来，母亲还是通过我，才了解到二姐不同意的原因。原来，那天二姐看他口袋里插了一支中档钢笔（七十年代初，胸前佩钢笔，其时髦程度相当于九十年代初的手拿大哥大。我们同村有一个二流子，一出门就要将一支钢笔套插在白上衣的口袋里，冒充斯文），头上又抹了缝纫机油，心生厌恶。而且在我向他借钢笔写字时，他竟然犹豫了一下，后来，我还他钢笔时，他都没说送给我（哪怕是客套话），而是顺手插进口袋。二姐说他的钢笔不是借来的，就是他本人太小气。二姐说，对我弟弟不友好的人，我绝对看不上他。这句话深深地烙在我那十一岁的脑子里，每次回想起来，总是一阵感动。 之后，又有几个母亲初试通过的人家，也都被二姐一一拒绝了。母亲暗中观察，终于发现二姐心中的秘密，二姐属意的“那个人”就是前面提到的那个小男孩，虽然他们同龄，也算是青梅竹马，但那个人是我远房爷爷抱养的，其辈分比我们大。这位“叔叔”对我和二姐极好。记得有一次，邻村请来县京剧团演出《沙家浜》，在后台，我看到演“郭建光”的演员卸下那极似真枪的道具枪，偷偷上去摸了一把，被“郭建光”大声呵斥，并用腿驱我走，我差点摔一跤，“叔叔”立即冲上去，封住那人领口，让他给我赔礼道歉，并把枪给我玩一下，否则要揍他。僵持一段时间后，那演员只得照办。过了几天，“叔叔”居然将那把枪送给我，我兴奋得竟然忘掉问枪是怎么来的，二姐找来一块红绸子，给我包起来。从此，那枪成了我当儿童司令的标志。我不知道我在“叔叔”和二姐之间充当了什么角色，更不知道“叔叔”是喜欢我而让二姐喜欢，还是因为喜欢二姐我才被“叔叔”喜欢。后来回想起来，无论是主观上还是客观上，我都充当了“叔叔”和二姐的“红娘”。 母亲极为震惊，连续几夜审问二姐，二姐既不承认，也不否认。母亲明确告诫她，死了这份心，我宁可没你这个女儿，也决不能让你在祠堂里拜堂！如果下次看到你和他单独在一起，我打断你的腿。 一天晚饭后，母亲不在家，二姐把我喊到她床前，从枕头下拿出个手绢包着的小包，打开看，里面有一枚有机玻璃的毛主席像章，那是二姐插秧第一名的奖品，还有二十枚五分的硬币。二姐攒下所有私房钱，全部给了我，只有这每年一枚代表着她年龄的硬币，她一直珍藏着。 二姐哽咽地叮嘱我，要好好读书，长大后像大姐一样有出息，吃公家饭，不要淘气，不要在马路上乱跑，小心汽车！我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吓得大哭，二姐捂住我的嘴说，你一哭，我就要死，我又吓得噤住声。二姐嘱我看好家，她出去一下。 半夜，我被一阵哭声惊醒，寻声到二姐房里一看，许多人围在那儿，母亲在哭，二姐也在哭，原来，二姐一个人跑到村后的大水库投水自杀，幸亏被村里两个在水库边偷树的人发现，救了起来。 我这才明白，晚饭后二姐那番言行的含义。不由趴在二姐床上大哭，母亲抓住机会说：“你这样不明不白地死了，让你弟弟怎么做人？你不为自己想想，也不为你弟弟想想？小蚌，你跪下去，你二姐不表态，你就不起来！”我赶忙跪在二姐的床前，二姐这时也从床上爬起来，和我跪抱在一起，嘴里喃喃地说：“小蚌，姐姐的命真苦哇！……姐以后再也不了……” 不久，邻村一个人来提亲，小伙子是民办教师，还是高中生，能说会道。第二次见面，就给我带了一支圆珠笔和几本连环画，母亲这次让我去征求二姐意见，二姐问我的看法，我说我满意。二姐说，只要你们满意，我没意见。婚事就这样定下来了。 谁料，悲剧就这样拉开了序幕。 婚后不久，二姐就发现那个人是金玉其外。但逆来顺受的二姐一直没有声张，甚至没有告诉我这个她最亲爱的弟弟，只希望用温情，用妻爱去启迪那个人的人性。谁知，这竟然成了那个人变本加厉的胆汁，成了那个人寻花问柳的屏障。后来，那个人转为公办教师，就变着法子找二姐离婚。 二姐接连生了两个男孩，由于那个人、那家人的不加呵护，又因为二姐的要强与温顺，使二姐得了严重的关节炎，十个手指有八个不能伸直，望着昔日的纤纤玉手变成粗糙的虬龙爪，多少次我抚摸着她的手暗自流泪，劝她冬天不要下水洗衣服,而二姐总是安慰说，没事的,习惯了，也就是开始下水有点疼，再说,我不洗谁洗呢? 渐渐地，二姐病成了林黛玉，甚至十倍于林黛玉，关节炎之后，又患上了肺结核。然而，二姐的体力劳动更是千倍于、万倍于林黛玉，除非是躺在床上不能起来，否则，她是一架闲不住的永动机。有一次，她出院后的第二天，我去看她。她竟然把三亩多田的稻草挑回家，说是她住院期间，稻草在田里已经烂掉一些。我气得將营养品品扔到地上，指着她大声吼道，你..你...你是想自杀! 十几年前，我的第一篇论文在安徽师范大学的学刊上发表了，稿费寄来，我买了一斤上好的毛线送给她，她非常高兴地收下了，拿着它到处宣扬，我弟弟没上学却能在大学里发文章，那份虚荣，是我见过的绝无仅有的一次，可见她对我的挚爱。然而，毛线还是给她的两个孩子穿了，而且她说的理由，使我无法诘责：让外甥沾沾舅舅的才气。 二姐生活上的节俭超过了悭吝，她有几件衣服从结婚前直穿到逝世，竟有二十多年。饭桌上，她总是吃最差的菜,最咸的菜。我和她同桌的时候,每次总要出其不意地给她夹菜。 长年的劳累与缺乏营养，加上心情压抑，使二姐患了不治之症。她从来没向我这个她最挚爱的弟弟说起过，我看她的脸色不好，她总是搪塞，累的，而我竟然相信她，总是顺口劝道,少干点活,注意保重身体，她常常是凄然--笑。 二姐逝世后的一个多月，我是心乱如麻。当我打算写一篇悼文献给二姐时，脑子望浮现的全是二姐或恬美，或慈爱，或凄惨，或痛楚的面容,笔下除“二姐”、“二姐.....”竟写不出一个方块字。泪水浸湿了几十页稿纸后,终于开了个头，二、三百字后，又是泪雨滂沱，如此往复,几年来,这篇短文断断续续写了十几次。 直到四年后的今天,才写出了上面的点滴。但下笔泣零,辞不达意，愿二姐地下见谅并瞑目! 今生不能报恩，来生愿衔环结草的弟弟泣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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