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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定 | 和田玉料来源探讨之二

 sgpwg 2019-08-25

和田玉料来源探讨之二

——张骞对于阗(和田)玉的历史性贡献

汉代早期的玉器材料来源依旧复杂。汉代早期的几个重要墓葬出土的玉器,如广东南越王墓、江苏狮子山楚王墓、河北满城中山靖王墓等出土玉器的玉料和后来的新疆和田玉料比较起来有明显的区别。玉料较为透明,糖色较重,与前代的玉料则一脉相承。所以,笔者认为,新疆和田玉的开发在汉代中期,但这一历史的时间节点在哪里,是一个渐进的历史过程还是源于某一突发事件,笔者探索数年,有了个人心得。

一、张骞发现了于阗(和田)籽料

于阗(和田)玉进入中原是汉武帝时期,是张骞出使西域将于阗(和田)玉带入了中原。汉武帝刘彻在位54年(公元前141年-前87年),其间派使者张骞出使西域。张骞出使西域带来了很多文化交流,其中于阗(和田)玉的发现就是其中重要的成果。

也就是说,汉代中期以后,才有了真正的新疆于阗(和田)玉料的玉器,新疆于阗(和田)玉料成为以后两千年中国玉器的主要材料和中国玉文化的重要载体,为中华文明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西汉  玉鹰

陕西省咸阳市周陵乡新庄村汉元帝渭陵建筑遗址中出土,现藏于咸阳市博物馆。玉呈青白色和少量黄色及部分红璞。圆雕,玉鹰展双翅呈飞翔状。玉料带红皮,为和田籽料。

西汉  玉熊

陕西省咸阳市周陵乡新庄村汉元帝渭陵建筑遗址中出土,现藏于咸阳市博物馆。白色,玉色光亮。圆雕。玉熊呈蹒跚行走状。玉熊后背部略带皮色,玉料为和田籽料。

东汉  辟邪形玉壶

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区甘泉老虎墩东汉墓出土,现藏于扬州博物馆。和田青白玉质,质地细腻,滋润光洁。辟邪呈跪坐状。玉料为和田籽玉。

张骞是汉中城固人,是一个意志力强、办事灵活而又胸怀坦荡、善于待人处事的人。公元前138年,汉武帝第一次派张骞出使西域,目的是寻找大月氏,中途却被匈奴截留下来,匈奴单于将其扣留,强令他在当地娶妻生子。他在匈奴生活了十多年,但始终保持着汉朝特使的气节,从没动摇一定要完成出使西域这个最初任务的决心。他住在匈奴境内,一直在寻找机会逃走,公元前128年,张骞终于找到机会率部属逃离了匈奴。他们向西急行几十天,越过葱岭(今帕米尔高原),到了大宛(今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境内),由大宛介绍找到了大月氏。张骞在大月氏逗留了一年多后归国,回国途中,又被匈奴拘禁一年多。公元前126年,匈奴内乱,张骞乘机脱身回到长安。张骞出使时带着100多人,历经13年后,只剩下他和堂邑父两人回来。这次出使,虽然没有完全达到原来的目的,但对于西域的地理、物产、风俗习惯有了比较详细的了解,为汉朝开辟通往中亚的交通要道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张骞回来以后,向汉武帝报告了西域的情况,这些成为《汉书·西域传》资料的最初来源。

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张骞第二次奉命出使西域。张骞这次率领300人组成的使团,到了乌孙。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张骞归来,乌孙派使者几十人随同张骞一起到了长安。张骞回到长安后,拜为大行令,第二年去世。他去世后,汉朝同西域的关系仍进一步发展,此后汉朝派出的使者到过安息(波斯)、身毒(印度)、奄蔡(在咸海与里海间)、条支(安息属国)、犁轩(附属大秦的埃及亚历山大城)等地,中国使者还受到安息专门组织的二万人的盛大欢迎,安息等国的使者也不断来长安访问和贸易。从此,汉与西域的交通建立起来。

东汉  玉司南佩

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区甘泉东汉2号墓出土,现藏于南京博物院。和田白玉籽料制成,晶莹纯净。“工”字形,方柱状,器身以中间宽槽为界一分为二,下面有碗形小柱,上面出状如小勺的司南,仿佛是一测向的司南。按汉礼制规定,玉司南佩需用白玉制作。

隋代  玉钗

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玉质白色。双股钗。此器与隋李静训墓出土的3件玉钗形制相同。玉料为和田白玉籽料。

唐代  胡人戏狮纹玉佩

现藏于故宫博物院。玉质青白色,有少许沁色。圆雕胡人戏狮图。玉料为和田籽料。

神爵三年(公元前60年),匈奴内部分裂,日逐王先贤掸率人降汉,匈奴对西域的控制瓦解。汉宣帝任命卫司马郑吉为西域都护,驻守在乌垒城(今新疆轮台东),这是汉朝在葱岭以东、今巴尔喀什湖以南的广大地区正式设置行政机构的开端。

张骞本人在朝为官,对于阗(和田)玉的情况应有所了解,知道其重要价值,了解其质地属性,甚至知晓其玉料开采难度。在他第一次出使西域时,可能就在于阗(和田)地区发现了于阗(和田)玉料的一些蛛丝马迹,回国后,他将这一情况禀告了汉武帝。在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的队伍中,应该就有了解于阗(和田)玉的专业人士。到了于阗(和田)以后,他们便在于阗(和田)的白玉河和墨玉河寻找并发现了籽料。我们今天无法想象当时人们的激动心情与欢乐场景,但一定是无比兴奋的,不亚于我们今天发现一特大原料产地的盛况。他们将于阗(和田)玉带回内陆,经过认真比对,发现于阗(和田)的玉料是当时人们能够找到的最好的玉料。从此,于阗(和田)玉作为重要物资开始进入中原,并在历史上留下了“汉使穷河源,河源出于窴,其山多玉石,采来”的记载。

五代至宋代  人物纹玉带板

现藏于武汉博物馆。玉质青白色,局部有白色沁。扁方形,近于正方。带銙左下角缺损。玉料为和田籽料。

宋代  仙人驭凤纹玉饰

现藏于故宫博物院。玉质洁白无瑕,光泽莹润。正面多层镂雕一头戴高冠,衣襟后飘的仙人,正骑跨在展翅飞翔的凤背上,长长的凤尾后飘,下有朵朵祥云簇拥。玉料选用和田籽料。

宋代  双鹤云纹玉佩

现藏于故宫博物院。玉质洁白温润,微有沁。镂雕相对起舞的双鹤。玉料选用和田籽玉。

宋代  龙耳玉杯

现藏于故宫博物院。玉质青色,器表有皮,为籽料雕琢而成。器体圆口,圈足,一侧透雕龙形耳,龙头大细身,弯成环耳。此器巧妙利用玉之皮色进行俏色雕琢,色彩丰富美丽,尽显玉质之美,平添许多情趣。玉料选用带皮色的和田籽玉。

宋代  仙女形耳礼乐纹玉杯

现藏于故宫博物院。玉质青白色,有黄色沁。玉杯圆形,敞口,杯两侧圆雕一仙女形耳。玉杯造型新颖,为清宫旧藏品,颇受乾隆喜爱,曾令玉工仿其造型制作多件。选材为和田籽玉。

新疆于阗(和田)玉进入中原的历史节点就是张骞出使西域,张骞——这一伟大的文化使者,不仅为内陆与西域的文化交流起到了重要作用,也为中国玉文化找到最好的物质材料——于阗(和田)玉做出了重大贡献,其伟大功绩将永载史册。

张骞发现并带回于阗(和田)籽料,既有历史的偶然性,也有历史的必然性。说是偶然,张骞出使西域历经万难,打通了西域通道,最后终于成功,带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在这种不确定的基础上发现于阗(和田)籽料,确属偶然。说是必然,从新石器时期起,中国人就一直在寻找能够寄托灵魂的物质载体,当找到透闪石这种石头,并将其作为精神的物质载体后,就一直在中华大地上各处寻找透闪石玉料。于阗(和田)玉料的发现,其内质符合华夏子孙对玉料的一切梦想:质地细腻、颜色洁白、皮色华美、内外一致,精光内敛、开采便利、便于加工等等。这一切都使于阗(和田)玉料成为当时玉料中的佼佼者,在一段时期内,将其他产地的玉料比拼下去,成为中国玉器的主要材料,更成为以后数千年中国玉文化的基石。从这时起,随着于阗(和田)地区玉料向中原的输出,于阗(和田)玉在中原的使用历史迎来了它的第一个高潮——汉代玉器,于阗(和田)玉第一次以玉中王者的身份踏入中原,把中国玉文化带到了一个全新的境界,并在以后的数千年中,一直是中国玉器的最佳材料,甚至后来人们已经将于阗(和田)玉与“玉”等同起来,提到玉,自然就认为是和田玉。

一直以来,对于新疆透闪石何时进入中原的问题,多位专家学者都在探讨,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得出明确的研究成果。对于这一学术难题,笔者经过十余年的思索、探究,查阅、分析了一些历史文献,观摩、对比了大量出土玉器,走访、探寻了很多玉料产地,深入研究了新疆和田籽料的特征,终于得出了张骞发现新疆于阗(和田)籽料并将其带入中原的结论。当然,说张骞发现于阗(和田)籽料,并不一定指张骞本人发现的,而是指张骞团队发现了和田籽料,张骞是这一团队的代名词。

笔者关于于阗(和田)籽料是张骞引进中原的结论,在考古出土玉器中也得到证实,江西南昌海昏侯墓发掘出土的籽料形态的玉料就是例证。海昏侯刘贺于公元前74年登基,在位仅27天,但墓葬出土文物极多,其中有大量玉器,既有糖色较重的玉器,更有备受瞩目的籽料半成品,这是我们今天能够看到的墓葬出土的于阗(和田)籽料的最早状态。笔者认为,海昏侯墓出土的大量玉器,其玉料来源仍然多样化,因为这一时期的几十年正好处于玉料来源的转换时期。公元前119-前115年张骞发现于阗(和田)籽料,并不是马上就能大量进入到中原,即使是进入,也有开采运输的过程,有中原玉工逐渐适应这种玉料进行加工的过程。同时,原有的玉料来源也不会一下子就消失殆尽,只是在慢慢地减少,而且还会有大量原来的存料,这些存料也要有一个消化的过程。因而,这一时期就会出现两种不同来源的玉料并存的情况,也就是我们在海昏侯墓出土玉器中所看到的情况。在该墓出土玉器中,我们既可以看到玉料明确是于阗(和田)籽料的半成品,更多看到的是许多带有浓重糖色,明显是用前期遗留玉料制作的玉器,当然,这些带糖色的玉器也有可能是以前遗留的玉器。但无论怎样,海昏侯墓出土的部分玉器,是我们今天所能看到使用新疆于阗(和田)籽料的最早证明。

江西南昌海昏侯墓出土的和田籽料

稍晚的陕西汉元帝渭陵出土的几件圆雕玉器,是我们今天能够看到的最能体现于阗(和田)籽料特质的作品。汉元帝刘奭(公元前76-前33年)在位共16年,死后葬于渭陵。该墓葬出土了7件带皮籽料玉器,玉料质地极好,即使用今天的标准来看亦属极品。由此看来,这一时期的玉料应该大量使用于阗(和田)玉料了。

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在张骞出使西域之前,是不是一块新疆于阗(和田)籽料也没有进入中国,此前所有墓葬出土的玉器没有一件是用于阗(和田)籽料制成的。笔者也没有那么绝对,也认为目前西汉中期以前出土的玉器有极少数的玉料可能是新疆于阗(和田)籽料。然而,笔者认为,这些零星的于阗(和田)籽料进入中原,不是有组织、有目的地开发获取,也不是有组织、有规模地运输,而是个别的、无目的地捡拾获取,几经辗转来到中原,中原人不知晓这种玉料具体来自哪里,只知数量极少、不常见到。我们不能以个别的玉料来源情况来当做西汉中期以前玉料的主要来源,因而,笔者从这个角度认为,张骞出使西域之前没有新疆于阗(和田)玉料进入中原。

需要说明的是,关于这个结论,只是笔者的一家之言,虽然近些年来笔者也将这一研究成果与多位考古学家和地质学家及文博专家进行了探讨,并且得到了他们中绝大多数的认可和支持,但还是可能会有专家对这一观点提出异议,笔者衷心希望大家不吝赐教,共同研讨这一课题。

二、玉门关的设立

在张骞出使西域引进于阗(和田)籽料之前,于阗(和田)籽料输出到中原地区多以简易的贸易形式进行,数量极少且不稳定。于阗(和田)玉料在西域当地并没有文化的基因,没有皇权的因素,因而没有人刻意控制玉料的产地,玉料在民间是允许自由开采与交易的。然而,这些和田玉到了汉朝时期统治的中原地区就成了神圣之物,使用者非王室莫属,百姓不可拥有玉器,更不能对玉料进行自由贸易。在汉朝政府没有直接控制当时的于阗地区之前,汉朝中央政府是没有办法在原产地于阗(和田)直接控制玉料资源的,这就出现了新疆于阗(和田)玉料从于阗地区运到中原,由自由贸易状态转化为国家管控状态的问题。如何将这种自由贸易行为转换成国家可控的状态,这的确为当时的统治者出了一个不小的难题,转换不好,就会使于阗(和田)玉料处于失控状态,使得玉器是中原当时社会上层人士道德思想物质载体这一体系瞬间瓦解。为了避免这种现象,这就需要高超的技术手段来处理这一问题。当时的统治者想出一个妙招——在于阗(和田)玉从西域进入中原的道路节点上设立关卡,这个关卡就是“玉门关”。玉门关就是于阗(和田)玉料从新疆进入内陆的关口,无论原来的状态如何,玉料在这里直接就被国家强制收购甚至没收,这完成了于阗(和田)籽料从自由贸易的商品向国家管控物资的身份转换。在涉及国家大政方针上,当时统治者的智慧在这一过程中发挥到了极致。

玉门关

现在的玉门关口内墙

玉门关设立的具体位置也很巧妙。于阗(和田)玉料在于阗(和田)地区开采出来以后,当时的玉石运输路线可能有两条:一条是水路。当时的于阗(和田)河与塔里木河,塔里木河与浦海(今罗布泊)水系是相通的,相连在一起,于阗(和田)玉可以通过这条水路运输。具体来看:于阗(和田)玉料在于阗(和田)开采后,通过于阗(和田)河直接运到塔里木河,再经塔里木河运送到浦海的南岸上岸。另一条是陆路。于阗(和田)玉料开采后,经且末、若羌到达罗布泊南岸,转运至内陆。这两条路线有一个共同的交汇点——罗布泊的上岸口岸附近,关口就设在罗布泊上岸口岸的码头或不远的地点,卡住了两条路线进入中原的交汇点,这个关口实际上就是汉代为控制玉石原料进入中原,而进行玉石身份转换在地域上设置的一个新关口,名字就叫“玉门关”。最初的玉门关关卡很小,可能就是路卡,但意义非常重大,它使汉朝中央政府得以在内陆地区直接控制了于阗(和田)玉料,成功地将其转换了身份,由普通商品转变为皇族专用玉料,直接就成为国家战略物资。当时在玉门关应有部队驻扎,负责保卫这些玉料的安全。同时,玉门关的设立地点背靠国家西部战略要地敦煌,可以得到各种生活物资支持,保证关卡连续运转。玉门关守卫人员得到这些玉料后,可以将其运送到敦煌保管或直接运到当时的玉器加工地——西安附近的国家玉器加工坊。

玉门关最初设立的地点可能是现在的小方盘城遗址,这里紧靠疏勒河。回溯历史,这里当年可能与罗布泊紧密相靠,是水路的靠岸点,又是旱路进入内陆的必经之路,是设立玉门关的最佳地点。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气候的变化,特别是浦海(罗布泊)的变迁,玉门关也在不断的迁徙中。西北师范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李并成认为:“玉门关的位置历史上亦曾有过几次迁徙。学界一般认为汉代的玉门关位于今甘肃省敦煌市西北约80千米的小方盘城,或在其以西“自东汉永平十七年(74年)以后直到唐代末年,玉门关又向东迁徙210公里许,迁至甘肃安西县(今瓜州)双塔堡近。”其实,除敦煌西北和安西双塔堡这两处玉门关遗址外,玉门关还有一处重要遗址——今嘉峪关市的石关峡,这里曾是历史上最晚、最后废弃的玉门关址。但无论怎样变迁,设立玉门关的根本目的——卡住于阗(和田)玉料,后来也包括其他物质从和田地区进入中原的咽喉这一基本宗旨是不变的。也就是说,后来玉门关位置的变迁一定是围绕着卡住西域进入中原的咽喉要道,使得以于阗(和田)玉为代表的重要物资资源控制在国家手中这一主旨来进行的。当然,在历史的各个时期,玉门关的作用有时可能大些,有时可能小些,但这些都不影响汉代设立玉门关的最初目的。

敦煌汉长城遗址

公元前60年,汉朝在西域直接设立西域都护府后,于阗(和田)玉的开发及运输是否直接在国家的控制之下,我们不得而知,有可能在那一时期于阗(和田)玉料的开采权直接隶属国家,开采的玉料由中央政府直接控制。但随后的历代政府有时对于阗(和田)地区的控制力减弱,于阗(和田)玉料在当地又会成为自由贸易的商品,于阗(和田)玉料又会以商品形式出现,这时在玉门关卡住于阗(和田)玉料进入中原的入口,就成为非常关键的一环。于阗(和田)玉从新疆运输到内陆的管制政策,历朝历代一直在实行,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被彻底取消。

玉门关最初的设立时间,考古学家陈梦家在《玉门关与玉门县》一中进行了考证,“玉门亭障及都尉之置应在公元前110-前108年间”。这与张骞第二次(公元前115年)出使西域后,中原与西域开始进行贸易,特别是玉料交易的时间完全吻合,非常准确。

无论怎样,玉门关这一文雅的地名,曾引来一些文人墨客为之挥毫吟诵,如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诗中那悲壮苍凉的情绪强烈地感染着人们,引发人们对这座古老而富有传奇色彩的关塞的向往。

三、玉石之路

笔者提到的张骞发现于阗(和田)玉料及玉门关的设置,涉及到“玉石之路“的问题。目前对于玉石之路有多种说法,有观点认为,玉石之路约在公元前13世纪即商朝时就已经形成,可谓“丝绸之路”的前身。对玉石之路的路线和时间,还有几种说法,但都大同小异,只是时间和路线有所不同。都是在说玉石之路早于丝绸之路,是丝绸之路之前的中原和西域间的重要贸易通道。

笔者认为,中国历史上其实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玉石之路”,玉石之路更不可能在汉代以前就形成。现有的研究成果表明,于阗国的建立是在公元前300-前200年之间,略早于张骞出使西域,在这之前,即使有人类活动,也是比较原始的社会形态。这样的社会形态,不可能进行大规模的玉料开采并且与中原进行贸易往来,所以这个时期西域的玉石根本没有作为主要贸易货物进入中原。没有玉石开采与贸易,何来玉石之路?于阗(和田)玉进入中原的汉代中期,中原与西域的贸易通道已经形成,称为丝绸之路,玉石只是通过这条路线运输,是当时丝绸之路贸易货物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是很小一部分,因而不能将其运输路线单独称其为“路”。中国历史上根本没有“玉石之路”,“玉石之路”是今人的想象之作。笔者的这一观点,涉及商至汉代早期玉料的来源问题。过去的一些论著也谈到于阗(和田)玉料很早就进入中原,但这都是今人的推断,没有任何依据,笔者已有文章专门论述过这个问题,这里就不在重复(有兴趣的读者请参阅笔者《商代至汉代早期玉料来源探讨》一文)。笔者认为,商至汉代早期玉料不是来源于于阗(和田),而是来源于甘肃、青海地区,这些地区所产玉料的产量有限,运输路途及时间都较短,沿途也无其他重要物产,绝不会有其他贸易货物经这条路线运输,更不可能成为中原与西域贸易运输的大动脉,因而中国历史上不存在“玉石之路”,更没有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贸易大通道。

无论“玉石之路”存在与否,都不能削弱和田玉在中国历史上的巨大作用,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和田玉对推动中原与西域的文化交流,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本文只是从学术的角度,探讨新疆于阗(和田)玉料进入中原的具体时间,仅此而已。

来源:《文物天地》2018年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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