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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日报》 2019-08-24 中国是世界上最爱读书和藏书的国家之一，延绵数千年的藏书文化是中华民族堪为珍视的传统。就江南而言，早在春秋时期，常熟言偃从孔子学，成为道启东南的文学始祖。江南逐渐开化，从“披发文身”“好勇尚武”向读书崇文转变。据史料记载，汉代有个朱买臣，家里很穷，却喜欢读书，每天要到穹窿山里打柴补贴家用，每当休息时候，总要在一块大石上读会儿书，并将书藏在山上的破庙里。后来朱买臣衣锦回乡，当了会稽太守。朱买臣读书的石头被后人称为朱买臣读书台，庙也改称藏书庙，庙的所在地叫藏书乡（今藏书镇）。这恐怕可以算是江南最早的私人藏书故事了，这座藏书庙也许就是最早的私人藏书楼。 南朝齐吴郡人陆澄，家藏图书万余卷，博学多闻，王俭称之为“书橱”。他应该是江南最早的真正意义上的藏书家，家里是否有专门的藏书楼？不得而知。唐宋时期，藏书的风气更盛，据1995年出版的《苏州市志》“图书”卷记载，家中有万卷以上图书的明代以前的藏书家有陆龟蒙、徐修矩、朱长文、章甫、贺铸、叶梦得、卫湜、俞琰、陆友、袁易、沈景春、张雯、虞堪等十多家，其中叶梦得家藏书超过10万卷，与宋宣献同称两大藏书家，家中建藏书楼紬书阁，列藏书目录供众人检阅，可惜在绍兴十七年失火，藏书楼连同全部藏书化为灰烬。元代著名藏书家杨维桢非常推崇叶梦得，他说“夫书之能藏者不难，能读者难；能读者不难，能用者难也。书藏而不读与无等，读而不用与不读等。”叶梦得一生抄书校书藏书读书，从不间断，真正做到藏而能读，读而能用——用于整理、研究图书，用于著书立说，是一位名副其实的藏书家。 全国各地曾有过近千处藏书楼，其中江浙两省最为集中，特别是江苏苏州的吴县和常熟、浙江宁波的藏书家和藏书楼最为突出。吴晗《江浙藏书家考略》收录了490位藏书家，在该书《序》中称“以苏省之藏书家而论，则常熟、金陵、维扬、吴县四地终为历代重心”。苏州就占了其中两家：常熟和吴县。据曹培根《苏州传统藏书文化研究》（2017年广陵书社版）统计，苏州（含各县市区）从先秦至清末的藏书家有839人。 吴县（今已融入苏州城区）先后出了150多位藏书家，有案可查的藏书楼有沈周的有竹居、吴宽的丛书堂、徐澄的望洋书堂、顾德育的安雅堂、沈与文的野竹斋、钱谷的悬罄室、吴岫的尘外轩、俞弁的紫芝堂、刘凤的清举楼、顾苓的云阳草堂、彭年的寒绿堂、范必英的万卷楼、惠周惕的红豆书屋、何焯的赉砚斋、顾嗣立的秀野草堂、蒋重光的赐书楼、陈墫的西畇草堂、周锡瓒的水月亭、顾之逵的小读书堆、黄丕烈的百宋一廛、袁廷檮的五砚楼、葛香士的澂波皓月楼、张绍仁的绿筠庐、汪士钟的艺芸书舍、顾沅的艺海楼、蒋凤藻的书钞阁、潘祖荫的滂喜斋、叶昌炽的明哲经纶楼、王仁俊的籀鄦簃、吴梅的奢摩他室、张炳翔的仪许庐、邓邦述的群碧楼、曹元忠的笺经室、潘承厚的宝山楼、潘承弼的著砚楼、王謇的海粟楼、顾鹤逸的过云楼等几十家。 常熟的藏书家在《中国藏书家考略》《江浙藏书家考略》中收录了84人。2016年出版的《常熟市志》专门设立了《藏书》编，收录藏书家164家，曹培根据《江苏艺文志·苏州卷》等书统计，常熟历史上有名可查的藏书家有270多人，其中建有藏书楼的有虞子贤的城南佳趣、陈察的虞山精舍、孙楼的博雅堂、赵琦美的脉望馆、毛晋的汲古阁、钱谦益的绛云楼、钱曾的也是园、庞泓的步云楼、席鉴的扫叶山房、吴蔚光的拥书楼、陈揆的稽瑞楼、张金吾的爱日精庐、瞿绍基的恬裕斋、黄廷鉴的红豆山房、钱培名的小万卷楼、瞿镛的铁琴铜剑楼等80多家。潘祖荫的《滂喜斋丛书》所收《稽瑞楼书目序》称：“吾乡藏书家，以常熟为最，常熟有二派：一专收宋椠，始于钱氏遵王绛云楼、毛氏汲古阁，而席氏玉照殿之；一专收精抄，亦始于钱氏遵王、陆孟郛，而曹彬侯殿之。”而且常熟的藏书家大多秉承藏书致用的原则，张海鹏提出：“藏书不如读书，读书不如刻书，读书只以为己，刻书可以泽人。”张金吾也抱着“乐与人共，有叩必应”的态度，将私藏提供大家使用。据《常熟市志》记载，赵用贤宅（藏书楼为松石斋）是全国重点保护单位，铁琴铜剑楼是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张氏爱日精庐和徐兆玮的虹隐楼为常熟市文物保护单位。 铁琴铜剑楼与山东聊城杨以增“海源阁”、浙江湖州陆心源“皕宋楼”、浙江钱塘丁丙“八千卷楼”合称为晚清四大藏书楼。铁琴铜剑楼位于历史文化名城常熟市区以东古里镇，始建于清乾隆年间，原名“恬裕斋”，创始人瞿绍基取“引养引恬、垂裕后昆”之意，命名其藏书室。瞿氏第二代，绍基之子瞿镛，对鼎彝古印兼收并蓄，在金石古物中，瞿氏尤为珍爱一张铁琴和一把铜剑，“铁琴铜剑楼”由此得名。瞿镛时聚书已达10万多卷，有“南瞿北杨”之称，享誉海内外。晚清四大藏书楼中，铁琴铜剑楼巍然独存。该楼始建于嘉庆元年（1796），原有四进，其中第一、二两进毁于抗日战争中。第一进为门厅；第二进为“恬裕斋”所在，曾于清同治十三年（1874），因避光绪帝载湉之讳改称“敦裕堂”。收储多为乡邦文献以及未收入《铁琴铜剑楼书目》之宋元明本及旧钞批校诸书，长篇巨著不多，累计比储后楼者为少，分置东西两壁书箱中；第三、四两进即今仅存之楼，亦即“铁琴铜剑楼”所在，是坐北朝南三楹回式楼房，中有小天井相隔，每进二层，面阔三间8.87米，进深七架6.65米，楼结构为垂檐硬山造，用迭落山墙，江南呼为马头墙。下檐施撑拱，雕有精巧的夔龙纹，装饰显示了苏南一带的建筑风格。此楼的第三进与第四进楼上供藏书之用，第三进楼下则为读书处，第四进楼下为家祠，同时收藏古物、石刻，楼下右方原有梯登楼。瞿氏藏书向来对读者开放，甚至为远道而来者提供食宿之便，这在当时实属难能可贵。除部分遭劫外，绝大部分藏书于新中国成立初由瞿氏后人捐赠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南京图书馆和常熟图书馆。 新中国成立后，该楼由国家接管。楼名最初为孙星衍所书，1982年李一氓先生重书楼额，同年11月公布为县文物保护单位。1986年，省政府拨专款修缮一新，被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1991年，常熟市人民政府再度拨款修葺，楚图南先生再书楼额，命名为铁琴铜剑楼纪念馆，于1991年12月5日正式对外开放。楼内通过图文并茂的版面介绍、展览柜的实物介绍、当代书法名家的墨迹介绍，反映该楼旧藏面貌，褒扬瞿氏世代爱书、藏书、护书、献书的事迹和对祖国文化事业作出的巨大贡献。2002年又对铁琴铜剑楼纪念馆进行了整体维修，力图营造出当年藏书楼的文化氛围，并用图文并茂的版面、部分实物和当代书法名家的墨迹，反映古代私家藏书楼的原有风貌。2003年6月18日通过近半年时间整修，修缮一新的“瞿氏铁琴铜剑楼纪念馆”重现风采，并对外开放。2006年6月，其被公布为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 随着岁月变迁，现留存于世的藏书楼已经为数不多，即使基本留存下来的，命运也大都岌岌可危。有的已“书去楼空”，仅存的楼也被张冠李戴移作他用了。还有一些藏书楼，由于历史变迁、家道变故，残破不堪岌岌可危，有的甚至一拆了事难觅影踪。而他们对社会文化发展的光辉业绩却永照千秋。历代经藏书楼保存流传下来的大量珍贵典籍，多成为现代许多图书馆的镇库宝藏。有的藏书楼其楼虽已不在，而其藏书实际上辗转递藏至今。如常熟赵宗建的旧山楼，虽然现仅存坐东面西的平屋三间和一株树龄约二百余年的红豆树，但其曾藏的《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最负盛名，是经钱谦益、钱曾、季振宜、何煌、黄丕烈、汪士钟诸家递藏的秘籍。清末民初旧山楼藏书大量散出，为丁祖荫缃素楼所得，丁氏去世后，藏书大量流入市肆。1938年5月，《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从丁家散出，郑振铎叹为国宝，并称这是仅次于敦煌卷子的重大发现，特筹资九千元，辗转从居为奇货的书商处购归。该书所有242种元明杂剧现藏国家图书馆。苏州黄丕烈是嘉庆年间东南藏书家之巨擘，在苏州城内迁过几次家，用过多个藏书楼名，如百宋一廛、陶陶室、士礼居等，他购求宋本藏书不遗余力，人称“书淫”。明末清初，常熟的毛晋汲古阁、钱谦益的绛云楼、昆山徐健学的传是楼和季振宜的静思宜、怡府的乐善堂等藏书相继散出，大多成为黄丕烈家藏，与周锡瓒的水月亭、袁廷檮的五砚楼、顾之逵的小读书堆并称当时吴郡四大藏书家。黄氏藏书在其身后为汪士钟的艺芸书舍所得，其他周、袁、顾三家为瞿氏敦裕斋所得。道光年间，汪氏藏书的部分和陈揆的稽瑞楼、张金吾的爱日精庐藏书最后又成了铁琴铜剑楼的藏书。 古人谓典籍聚散有“五厄四劫”之说，私人藏书往往人存书聚，人亡书散。藏书聚之难，护之尤难。苏州历史上这么多的藏书楼，现在大多已烟消云散，黄丕烈的百宋一廛、顾沅（湘舟）的艺海楼、邓邦述的群碧楼、顾鹤逸的过云楼、吴梅的奢摩他室、王謇的海粟楼都仅存遗址，不复为藏书之用。但历代藏书家不辞辛劳，有的人为收藏传代典籍而节衣缩食，甚至倾家荡产。他们留下来的诸如薛福成的“存古开新，兴贤育才”等遗训，对当今继往开来的图书馆事业工作者来说乃是宝贵的精神财富。 铁琴铜剑楼虽然已是一个纪念馆，但其藏书在解放前后，已由瞿氏后人本着先人“化私为公”的遗愿，先后多次将藏书捐献给国家，使之成为全民族的共同财富。瞿氏五代藏书楼主瞿绍基、瞿镛、瞿秉清、瞿启甲、瞿济苍、瞿旭初、瞿凤起都淡泊名利，以藏书、读书为乐。历经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民国数朝，以其数量之多、质量之高著称于世。然而瞿氏藏书得以五世连绵、百年不散，一因藏书有方，二因护书有功。藏书有方，瞿氏对于藏书除平日有专人管理外，“每岁必取出一曝”，曝书有一定时日，所藏书因保存得法而能完好如新，历久不蠹。护书有功，自1860年至1930年数十年内，瞿氏藏书险遭四次大难，五代楼主“宁舍腴田百十亩，不弃秘笈一两橱”，多次将珍本善本分散转移各地，力保藏书不被损毁。不仅显示了瞿氏世代人的爱国热忱，也标示了藏书家恢弘中华民族文化典籍的远见卓识。 传统私家藏书楼就其基本性质来讲是私人财产，藏书是一种个人行为，近代以来随着中国社会的变迁，以个人力量支撑庞大的私家藏书行为显然已经难以为继。有人说，当今社会进入了数字时代，知识和信息的获得可以依靠方便快捷的网络，似乎连纸质图书都将走向式微，更不用说藏书楼了。其实那是忽略了公众阅读的习惯，数字和网络追求的是目的和结果，而纸质图书的阅读，追求的是过程和行为，决不可替代。作为传承历史文化载体的图书，以及图书的承载体藏书楼和藏书文化对于百姓具有很强的感召力和教化功用，只要引导得当，支持有力，藏书楼这一具有悠久历史和丰厚文化底蕴的老树必将能够焕发新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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