蝴蝶与庄子
庄子梦中化为蝴蝶。梦境真实，以至他自认为一只蝴蝶。忽焉梦醒，才想起是周非蝶。阅读本段，难免疑惑：普通人不会分不清梦境与真实。因为人之一生，昼长夜短，醒来的时间远多于身处梦境的时间。我们通常有足够（甚至过多）的时间去确认醒时的现实感，而加强“梦境是虚妄”的认识。 庄子并非没有此类经验。但当他把这一事件哲学化后，就呈现出不同的景象了：他是从更大的尺度去理解事物的。相对于白天，梦很短暂；相对于人生，一天很短暂；相对于人类历史，人的一生很短暂；相对于宇宙终始，人类历史很短暂。从宇宙的角度来看，人生难道不像一场极短的梦幻吗？ 这是庄子的哲学相对论。 斥鴳与鲲鹏
鲲鹏之大，斥鴳之小。小者难以理解大者，如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反过来，鲲鹏又何曾能够理解斥鴳？庄子说：“适莽苍者，三餐而反，腹犹果然；适百里者，宿舂粮；适千里者，三月聚粮。”走得越远，需要准备的粮食越多，只是如此而已。 无论小大，都需要依赖外物而行为。没有空气，大鹏无法作万里之行；没有蓬蒿，斥鴳也难以腾跃翱翔。宋荣子笑“知效一官，行比一乡，德合一君，而徵一国者”，许由不愿越俎代庖，也如斥鴳笑鲲鹏一般。 所以，庄子笑斥鴳，也笑鲲鹏。两者都只是“五十步笑百步”，却囿于“小大之辩”，不知相对于“真正大之物”，它们都是小的。这“真正大之物”，是宇宙，是无极，是道。 有用与无用
全身的骨节、孔窍、脏腑等，都齐备于一身，哪个更亲？庄子如此发问，便引出了他的一个核心观念：万物是一体的，是手与足、骨骸与脏腑之间的关系，不可分割。一切个体，都是某个母体身上的一部分。这“母体”即宇宙、即道。将事物区分来看待，辨别亲疏远近、高低贵贱，是错误的根源。 不知何时起，个体从自然、宇宙的整体中割裂出来，成为一个个“我”；为满足个体“利益”，使其朝“好的”方向发展，远离“坏”的境遇，人们于是从外界争夺资源，损他者而利己。世界于是陷入了混乱。 有利于自己的，便是“有用”的，否则便是“无用”。然而利于个体，真是“有用”吗？就如同一个贪吃的人，为满足口腹之欲，而吃掉身体其它部分，不久后这人也将死去。 我们所说的“有用”，通常暗含着“对某部分有用”、“对某些人有用”、“对某些阶层或利益集团有用”的意思。这种“有用”，如同癌细胞一般，疯狂滋长，侵蚀了人类整体的营养，使其陷入虚弱病态。而“无用”，与之相反，却意味着摒除了剜肉补疮式的“有用观”，试着从整体去看待人类命运。不得不说这有其高明之处。 于是庄子教训惠施说：“今子有大树，患其无用，何不树之于无何有之乡，广莫之野，彷徨乎无为其侧，逍遥乎寝卧其下。不夭斤斧，物无害者，无所可用，安所困苦哉！” 道至大而无用。因为任何一个个体都是“道”的一部分，没有哪个个体能将“道”据为己有。他不能为道测量疆界、定义所有权、切割成块、购买或出售。他是“道”这头巨兽身上一粒细胞、一颗疣子。当这“道”运转良好，个体便得享天年，与自然化而为一。但这“得享天年”、“与自然化而唯一”算不得“有用”。它无所谓“有用”、“无用”，只是一种超脱了人类语言概念的状态罢了。 “我”与“道”大道无言。宇宙起于洪荒、混沌，那时万物不分、浑然一体，“如婴儿之未孩”，像婴儿还没长大，没学会言语、概念、逻辑。后来，人们开始用语言、思维、概念、逻辑等工具去区分万物，区分“我”与“他”，又在诸多被区分之物中定下次序、贵贱、大小、高低……文明于焉开始，人的烦恼痛苦也于焉开始。 从“我”的概念的诞生，有了“小大之辩”；从“小大之辩”出发，人们判断事物“有用”、“无用”及“用处大小”；“有用”之物终究需依凭外物，要达到“逍遥游”，便需要重新融入于“道”，回归于“无我”。 显然，这“逍遥”，不是作为个体的、或整体之一部分的“逍遥”，而是“道”的逍遥。“道”包罗万象，道外无物。“我”融于道，道即是“我”。没有什么可以阻碍道，道也不需要依附外物。道只随自身意志而动。因此道的本质便是自由、逍遥。“我”已无我，“我”即是道，“我”因此也获得了“逍遥”。 所以，生老病死、荣辱富贫、美丑善恶、贵贱强弱等等，都只是误将肉身体认为精神意义上的那个“我”，与世界相区别的结果罢了。当人们学会“定乎内外之分，辩乎荣辱之境”，进而达到“无己、无功、无名”的境界，便没什么可以惊扰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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