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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词话》阅读札记 王保禄 王国维先生的《人间词话》是近代文学批评史上享有盛名的著作。我最近认真地读了一遍，觉得有些话要记下来，作为进一步研究时的参考。 摘句评词似乎是《人间词话》的特点，是它的长处，恰好也是它的短处。“‘画屏金鹧鸪’飞卿语也，其词品似之。‘弦上黄莺语’，端己语也，其词品亦似之。正中词品，若欲于其词句中求之，则‘和泪试严妆’，‘殆近之欤’？”这样写，有它的好处，那就是显得形象生动，耐人寻味。即使是写一般的见解吧，一经作者用摘句法出之，便显得饶有情味，为一般人所乐于引用了。例如做学问的三种境界说，就是这样。
“‘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断天涯路’此第一境也。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蓦见，那人正在灯火栏栅处，”。此第三境也。”这里所说的三境界，其实就是求学问、干事业的三个阶段，即搜索目标、执着追求和豁然领悟的三个阶段，但一经作者用摘录大词人的名句来概括，就特别显得形象生动，耐人寻味了。 然而这种采用寻章摘句的方式来评论诗人及其作品的做法，却往往会流于片面性和绝对化，使评论的科学性受到影响。因为要评论一位作家或一篇作品，总要照顾到全篇甚至整个人的情况，不能以偏概全，凭一字之奇，一句之巧，来做出对全篇的评价。《人间词话》开章明义的第一句话是“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五代北宋之词所以独绝者在此。”接着作者举出有境界的名词为例，说：“‘红杏枝头春意闹’着一‘闹’字而境界全出矣！”在作者看来，宋祁的《玉楼春》词自是境界自高而独绝的最好作品了。然而这评价显然有些偏颇。因为该词的上阕写景，虽然很好地描写了浪漫的春光，可是在下阕的抒情中，抒发的却是及时行乐的思想，是对士大夫阶层的挟妓冶游抱无限欣赏的态度的。所以尽管该词在艺术性上无可非议。然而在思想性上却并不是什么好作品。为了说明这一点，不妨录出全词，作一点必要的分析。《玉楼春》的全词是：“东城渐觉风光好，縠绉波纹迎客棹，绿扬烟外晓寒轻，红杏枝头春意闹。浮生长觉欢娱少，肯爱千金轻一笑，为君持酒劝斜阳，且向花间留晚照。”《唐宋词鉴赏词典》中对该词的评论为：“这首词的下片，论者常斥为情调低沉，反映了封建上层的玩乐思想……充满了追欢逐乐的庸俗情趣。”而作者却认为“这些说法未必妥当”，经过一番引证之后，提出“颇有‘夕阳无限好’这种惜时自贵的因素。”我认为该文的作者王星绮同志的看法是缺乏依据的。原作“浮生长觉欢娱少”，把人生看成梦境般的短促，“肯爱千金轻一笑”，显然是纨绔子弟千金买笑的生涯，哪里有什么“惜时自贵”可言呢？王国维先生撇开该词的思想性，肉麻地称颂这类追求“及时行乐”的作品，并不是仅有这一实例。他在写到“隔与不隔”时写道：“‘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写情如此．方为不隔。”以上实例充分说明王国维先生的观点确实带有一点“纯艺术”的片面性。 除了片面性之外，《人间词话》还有孤立静止地绝对化地看问题的缺点。以“客观之诗人不可不多阅世，阅世愈深则材料愈丰富，愈变化；《水浒传》、《红楼梦》之作者是也。主观之诗人不必多阅世，阅世愈浅则性情愈真，李后主是也。”“词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故生于深宫中，长于妇人之手，是李后主为人君所短处，亦即当词人所长处。”在这里，“诗人”是包括小说作者在内的大概念，大约与现代的“作家”一词的内涵相当。“主观之诗人”，大约是指抒情诗的作者或浪漫主义的诗人。“客观之诗人”，大约是指现实主义的作家或诗人。众所周知的我国第一位浪漫主义大诗人屈原，大约可以算作是“主观之诗人”吧，然而屈原却是阅世极深，饱经忧患之后才写下他的不朽名著《离骚》的。就是《词话》中所举的李后主，不也是“在一旦归为臣虏”，阅尽人间恶趣之后，才写出为作者所激赏的“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的名句。如果真如作者所论断的那样，“阅世愈浅则性情愈真”，写的作品也越好。那么，古往今来的诗作，最好的就只有骆宾王少年时所写的《咏鹅》了。你看：“鹅、鹅、鹅，曲颈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青波。”这是何等的纯真，没有任何寄托和用典，也许这就是所谓“有境界”和“不隔”的杰作，只可惜作者却不肯引它作为名句的例子。 再看“客观之诗人”的情况，唐代的现实主义大诗人白居易，大约可以算作是“客观之诗人”而当之无愧吧？然而他的现实主义名篇却并不是在阅世极深之后写出来的。恰恰相反，他的真正有价值的作品，都是在他阅世未深，敢于向腐朽势力作斗争时才写出那些“使权豪贵近者相目而变色”，“使执政者扼腕”、“使握军要者切齿”的讽谕诗。而等到他“阅世愈深”，生活日益优裕之后，所写的就只有那些无足轻重的“苦词无一字，忧叹无一声，本之于省分知足，济之以家给身闲”的“闲适诗”了。上面的事例说明，诗人的创作跟他的思想感情、人生态度是息息相关的，换句话说，诗人的人生观对他的创作是起着决定性作用的。屈原在饱经忧患之后，能写出可以“与日月争光”的《离骚》，是因为他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有宏伟的抱负，想要刷新政治，挽救楚国的危亡，并且愿意用自己的生命来殉自己的理想，这正象他在《离骚》中所写的那样，“苟余情其信夸以练要兮，长咸颔亦何伤！”“不吾知其亦己兮，苟余情其信芳。”白居易在晚年只写闲适诗，他信奉“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的教条。在他的理想追求失败后，经过多次撞壁，在政治上失去了信心，在生活上、社会地位上又得到提高之后，也就以“独善”、“自娱”为目的，使自己从现实主义的立场上倒退下来了。文学创作离不开世界观的制约，这些话已有好几年没人讲了，然而这是文艺创作的客观规律，你承认它，它在起作用；你不承认，它也在起作用，从古以来就是如此。王国维先生不懂这些道理，恐怕这就是所谓历史局限吧？ 我举出这些事例，并不是为了说明文学创作与阅世深浅无关。我的目的是想借此说明摘句评诗的方式，偏重于形象思维，固然有其直观生动的好处，但是偏重于形象摹拟，又往往会受表面形象的局限，没有深入事物的本质，因而也容易陷于形而上学的泥坑，容易孤立静止地看问题，得出片面性和绝对化的错误结论。这看法是否妥当，仅供参考，把它整理出来了也是为了抛砖引玉。 原载刘惠恕主编《中华百年来优秀诗词选暨三江诗论》，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3年3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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