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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经方是什么？ 说起经方，凡是中医几乎无人不晓这个古今相传的名词。经方，原来是古人对经验药方的称呼。比如，汉代对书目进行分类时，就将研究医学理论特别是养生的道理和方法的医著归入“医经”类，把古代相传的经验药方，归入“经方”类。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当时有经方11家，274卷。但是，很可惜，那么多记载经方的书籍，由于战乱等原因，今天已经无法看到了。不过，在一部书里保存了许多具有极高临床实用价值的古代经验方，这部书就是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 二、经方妙在何处？ 第一，经方是中医学的精华。 中医学是靠无数人的自身试验，靠经验的积累才得以逐渐发展的。前人的经验是后人实践的基础，历史是检验和加工医学经验最好的工具。所以，《伤寒论》、《金匮要略》中的许多经方之所以必须掌握，是因为它们经过的历史很长，服用过的人很多，有关对这些经方应用的规律研究得较为明白，对它们的毒副反应也了解得比较清楚，故其疗效可靠。也就是说，经方是经过数千年实践检验被证实了的经验方。 比如桂枝汤，据说是商朝的伊尹创制的，现在的医生还在使用。我用桂枝汤治疗心脏瓣膜病，效果就很好。再如小柴胡汤，是《伤寒论》中的方剂，不仅在古代是常用方，今天依然是常用方，治疗许多免疫系统疾病、呼吸系统疾病、肝胆病、发热性疾病都在使用小柴胡汤。而且，不仅我们中国人用，日本人也用，韩国人也用。对于这些千古相传的名方，如若不用，岂不可惜？ 时方中亦不乏好方，如玉屏风散，如补中益气汤，如藿香正气散等。虽然有不少时方的适应症不够明确，剂量及煎服法与疗效的关系也说得不是很清楚，但毕竟已经成方，只要在临床认真探索，经过一段时间的检验，这些时方也将成为新的经方。 问题是现在为数不少的临床医生，全然不顾中医处方的原则，随意处方，往往一张处方中药物达十五六味，甚至几十味，完全没有处方的结构，也不了解药物配伍以后相互之间的反应如何，对患者服药以后的效果心中也没有一点数，这种临床态度是不可取的。对于这种“时方”，我们不仅不提倡，还应坚决反对。所以说，提倡经方是中医学术自身的特点所决定的。 第二，经方是配方的基础。 方是药物的配伍结构。古人认识疾病，是从一个一个症状开始的，如发热、头痛、腹泻、呕吐等等；用药，也是从一味一味药开始用的。后来发现疾病常常是出现多种症状，或先或后，或同时并见，于是有了病名的概念，如伤寒、痞、痢、臌等等。然后，用药也有了变化，不单是一种药物，还发展出几种药物相加使用，经过不知多少人的实践，也不知过了多少年代，慢慢地这种配伍的结构趋于稳定，于是有了方名，如桂枝汤、麻黄汤、小青龙汤、大柴胡汤、温经汤等。 就像棋手必须熟读棋谱，画家必须熟识画谱一样，经方成为了医生处方用药的基础和原则。就算当今常用的时方，也多是在经方的基础上演变而来的。例如：大家熟悉的温胆汤，就是由小半夏加茯苓汤加味而来的；清代名医王清任的著名验方血府逐瘀汤，则是四逆散的加味方；清代名医叶天士的椒梅汤、连梅汤等就有乌梅丸的影子，藿香正气散则是半夏厚朴汤的变方。所以，后世许多名医，都十分强调熟读《伤寒论》、《金匮要略》，道理就在这里。 第三，经方其他许多优点。 一是用药精炼。《伤寒论》、《金匮要略》中的处方，药物较少，大多在2～7味，对于理解经方的结构，对于临床疗效的观察以及现代药理研究和新药的开发，都较为便利。特别是许多2～4味药的小方，更是后世组方的基础，可称为方根。 二是价格低廉。经方使用的药物大多为常用药，其中植物药居多，再加上处方药味少，所以价格比较低廉。我常用大柴胡汤原方治疗胰腺炎，柴胡、黄芩、半夏、大黄、枳实、芍药，加上生姜、大枣，每天只要3元多钱！桂枝汤则更便宜，每天1元就够了。 三是方证比较明确。经方治病的基本原则是方证相应，即《伤寒论》所谓的“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病皆与方相应者，乃服之”。也就是说，应用经方治病，必须严格遵循其适应症，这些适应症，比较客观具体，可以通过望闻问切的手段来确定。方证就是经方的适应症或主治，是指示医生应用经方的目标。目标不明确，方药再好，也不易取效。所以，中医非常强调对症下药。《伤寒论》、《金匮要略》中对适应症的描述，虽然言辞古朴，叙述简略，但是比较客观，经过后世许多医家的充实和完善，许多经方的方证已经基本明确，如大柴胡汤证的“心下按之满痛”，炙甘草汤证的“心动悸、脉结代”等。 三、经方之祖——《伤寒杂病论》 张仲景是东汉时代的人。据说他曾经当过长沙太守，后来因为当时疾病流行，死亡率很高，他原本人丁兴旺的大家族，在近十年中竟然死亡了三分之二，而其中因伤寒这种发热性疾病致死的占到了十分之七。家族的巨大不幸，促使张仲景发愤研究医学。他一方面研究了许多前人留下的医学著作及其治病的经验教训，一方面到处收集临床有效的经验方药，用他的话说，是“勤求古训，博采众方”，这个“众方”，就是经方的另一种称呼。 所以说，《伤寒杂病论》集中了汉代以前经方的精华，后世称其为“经方之祖”，这一点也不过分，因为经过1800多年的临床验证，《伤寒杂病论》的临床指导价值是举世公认的，书中所记载的经方的临床疗效也是实实在在的。 需要说明，在张仲景写成《伤寒杂病论》后不久，这部书就由于频繁的战乱散佚了，幸亏西晋的大医学家王叔和，花了许多精力将《伤寒杂病论》中有关伤寒内容的部分收集起来，编成了《伤寒论》。以后，到了北宋，《伤寒杂病论》中杂病内容的部分，被人在古书堆中发现了，经过编校整理，改名《金匮要略方论》，简称《金匮要略》。《伤寒论》与《金匮要略》两书的传世，对于经方的传播和应用，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可以说，要研究经方，不研究《伤寒论》和《金匮要略》是绝对不行的。 四、经方与时方有何差异？ 历史上与经方相对的有“时方”这个名称。所谓时方，就是宋元以后的方剂，也指近代医生师承授受的常规方、流行方、通套方。时方就像时装一样，是指当时流行的一些比较通俗的新创制的配方。与经方相比，两者有着一定的差异。 第一，方剂形成上的远近之别。在方剂的来源上，经方多从单味药发展而来，由药物发展为方剂，经过千锤百炼，包含了古人的实践经验，形成的过程相当缓慢，绝非出自一人一时之手，可以说凝聚着无数智者的心血。比如：桂枝汤，究竟是谁发明的，已经无法考证；仲景方，并不是指仲景个人的经验方，而是他收集整理的古代经验方。时方虽也或多或少的有经方的痕迹，但更多的是宋元以来的某位医家，根据当时的医学理论或哲学思想，再结合地区的用药习惯和自己的用药经验，依理—法—方—药的程序和君臣佐使的原则创制而成的，形成的过程较短，有些尚需实践的检验。 第二，药物组成上的多寡之别。经方的药味数甚少，以《伤寒论》、《金匮要略》方而言，1味药的有15首方，2味药的有40首方，3味药的有45首方，4味药的有30首方，5味药的有28首方，合起来有160余首方，而两书去除重复，共有方281首，可见5味药以下的小方已经占总数的半数以上。时方也有小方，但大多数是大方，目前中医处方用药动辄12味以上，体现了这种特点。 第三，药物选择上的峻缓之别。经方多用药性较猛，带有偏性的药物，所谓“药不瞑眩，厥疾不瘳”，轻如麻黄桂枝，重如大黄附子，毒如乌头、巴豆，剧如芫花、大戟；而时方则不然，多用补药和食物，如熟地、人参、石斛，如菊花、梅花、厚朴花、代代花，如丝瓜络、荷叶梗、扁豆、黄豆，及牛肉、鹿筋、羊肾、猪肚，皆入药。 第四，适应症的隐显之别。经方的主治比较明确、具体，每味药均有其主治；时方所主治的则是“阴虚”“阳虚”“水亏”“火旺”“上实下虚”“一切风”“五劳七伤”等病理概念，时方的适应范围比较宽泛，如九味羌活汤，张元素说：“此方冬可以治寒，夏可以治热，春可以治温，秋可以治湿，是诸路之应兵也。” 第五，方剂结构的松紧之别。经方相当严谨，动一药即换一名，甚至改一量即换一名，主治与功效也随之发生变化，体现了严格的构效关系，表现出古典朴素的结构美。而时方则比较松散，加减繁多，许多时方仅是罗列了一些治疗这类疾病的基本药物，如九味羌活汤条下规定：“视其经络前后左右之不同，从其多少大小轻重之不一，增损用之。” 第六，研究方法上的证机之别。经方可以通过以方测证、以药测证的方法研究其主治，其疗效经得起重复。时方的研究则必须研究病机，然后才能识其大意，所谓方义，研究到最后往往千篇一律，云里雾里；其疗效的可重复性也不能令人十分满意。 五味中医 艾灸扶阳养精，通治一切虚证！ 小程序 与《伤寒论》、《金匮要略》中的方剂相对而言，后世的许多方剂均属于时方，尤其是金元以后医家创制的新方，清代的温病方，当代一些医家的经验方，都可以归于时方的范畴。这些新的配方，虽然有的尚缺乏较长时间的考验，在适应症和用量服法等方面尚待积累经验，但从本质上来说，也属于经验方的范畴，只是不够成熟罢了。 但是，历史上却有一些医家由于学术观点的不同，或者知识结构的不同，临床经验的差异，对经方或时方产生了各自的偏爱。有的推崇《伤寒论》、《金匮要略》的经方，凡是后世的处方一律排斥；有的则不研究古代经方，不吸收历代相传的配方经验，或仅仅承袭家传或师授的一家之说，或师心自用，随意创制新方。这两种思想倾向，都不利于中医学术的发展。 正确的态度是：在掌握好经方的基础上，注意吸收和利用后世经验方，以取得更好的临床效果。 本文选自《经方的魅力》（黄煌 著） 每日灸一灸-对腰肌劳损的艾灸调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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