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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洪刚 弘扬中华优秀海洋文化传统, 加强中国海洋文化建设, 亟待解决和回答的问题包括:“海洋文化”是什么?与其他学科和范畴有什么样的关系?中国海洋文化发展经历了怎样的历史进程?中国有没有“海洋文化”?中西方海洋文化相对比有什么不同特点, 是什么决定的, 对历史有什么不同的影响?黑格尔在其《历史哲学》中所说中国尽管濒临海洋却没有海洋文化的依据是什么?在今天, 我们如何看待这些评价和认识?又该如何认识中西海洋文化理念和模式对人类文明发展的作用?我们该如何面对中国海洋文化传统资源?又该如何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 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新时代中国海洋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和回答构成了新时代中国海洋文化理论研究的思考路径。 当前, 建设、传承和弘扬中国海洋文化, 挖掘中华优秀文化传统中海洋文化传统资源及价值, 从而提升中国海洋软实力, 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而紧迫的课题, 新时代中国海洋文化理论研究需要对“海洋文化”和“中国海洋文化”的基本问题进行梳理和探索, 主要围绕以下方面展开。 从文化自觉的角度诠释中国海洋文化的理论研究, 对“中国海洋文化”的概念和研究方法等基本理论范畴进行梳理;从海洋文化哲学视角对海洋文化的概念进行修正和重构。 对中国海洋文化的历史进行回顾和总结, 分析中国海洋文化认识误区的外在表现和内在原因, 正确认识中国海洋文化发展的历史过程, 实事求是地反映中国海洋发展陆海兼具的历史事实;明确中国海洋文化发展的历史使命, 以形成中国海洋文化发展的历史认识自觉。 分析中国海洋文化的内在逻辑, 讨论中国海洋文化价值理念面临的现实困境及其根源;明确中国海洋文化发展的价值取向, 以形成中国海洋文化发展的价值取向自觉。 分析中国海洋文化发展的实践背景和实践环境;探讨在海洋强国背景下, 中国海洋文化中的传统资源价值及其转化途径;解析培育中国海洋文化过程中新的现实依据和思想资源;探讨促进中国海洋文化发展的现实路径和策略, 以形成中国海洋文化发展的主体实践自觉。 落实和拓展以上研究思路, 就需要对中国海洋文化理论进行严格而科学的内涵界定和方法论指导, 深入分析当前海洋文化研究的方法论倾向及其原因, 进而实现中国海洋文化研究的方法论自觉。 可以说, 包括海洋文化在内的文化理论研究, 如果想获得渊深持久的理论生命, 都需要吸收本土的传统学术资源。毫无疑问, 同样作为财富, “黄金”的价值有目共睹, 但“点金术”或许比“黄金”更具有吸引力。在海洋文化理论研究中, 作为“点金术”的方法论和研究模式相对于结论来说更有启发性和建设性意义。 目前, 我们面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资源表现出两种认识倾向, 具体反映到海洋文化研究领域中表现为两种情况:一种是以所谓西方的范式或话语的“标准模式”和“学术规范”对中国海洋历史资源和价值进行“剪裁式”的梳理和探究, 以西方海洋发展模式作为参照标准, 得出或同于规律或异于规律的结论, 再一厢情愿地照此改造和形塑当前中国海洋发展。一种是通过“寻章摘句”而“六经注我”的方式将中国海洋文化传统思想通过富于主观色彩地组合并加以诠释, 得出主观设定的结论, 以此设定的结论作为注脚。这两种倾向在我们的研究中都会自觉不自觉地存在, 使我们无法全面本原地反映传统文化资源, 同时, 这种情形越是突出, 越加表明有科学的方法论指导并能自觉地运用是多么地必要。 那么, 这两种情况存在的原因是什么呢?中国社科院霍桂桓先生从文化哲学角度对此进行了分析。 第一种情况的存在是因为, 长久以来, 西方学术研究的影响是广泛而深刻的, 其将以自然界物质对象为主所构成的“物事”作为研究对象, 从自然科学研究中因袭而来, 自然科学研究对象的特点是客观化、平面化、形式化和精确化的, 而作为“人事”的包括海洋文化在内的社会科学和文化现象却是以人的社会性为基础的, 其重要特征是以人的主观性的情感因素和社会因素为主要内容的。这样一来, 自然科学以“物事”为研究对象的研究方法就显得捉襟见肘了。中国学者以拿来主义平移的方式用于社会科学研究, 以此研究模式探讨和研究中国传统思想中以社会生活为主的“人事”, 因而表现为研究模式和研究对象的错位。近代以来, 以西方为代表的自然科学取得的巨大成就以及对人类生活带来的巨大改变, 使自然科学的研究模式和研究方法不仅深刻地影响着西方世界, 也对全世界有广泛影响;不仅影响着自然科学领域的学术研究, 也表现在包括人文社会科学在内的各个领域, 事实上也包括西方的社会科学研究, 使得从那时起的各领域的学术研究都留有以物事研究为对象的唯理智主义研究模式的深深烙印。这个影响不仅是学术研究方法论意义上的, 作为事实描述而非价值评价, 这也是西方文明和方式在世界范围内包括学术研究的诸多领域大行其道的重要因素。在这种模式下研究中国海洋文化传统及新时代海洋文化建设, 其结论必然是与其设定的价值坐标偏离的, 是缺少时代价值意义的。 对于第二种情况而言, 无论研究者采用什么样的研究模式, 采用“六经注我”的方式的突出问题就是忽视了研究主体和研究对象在时间空间上的差异, 以“穿越”的方式直接进行“代入”, 而没有经过任何中间环节。就中国海洋文化研究来说, 历史上不同时期的海洋发展及其文化现象是根植于特定历史时期的生产发展水平、王朝制度安排、地缘政治结构和文化价值观念诸多背景之中的, 重要的是就中国海洋历史来说, 其存在的空间还表现出突出的王朝海事和民间海事的二元结构, 而这一点在农耕历史和文化中却没那么明显。因而这种直接的“代入”会表现出明显的选择性、片面性和随意性, 容易造成对过往海洋历史的错解错读, 偏离原始语境而主观地演绎发挥。 相比于自然科学领域“物事”研究的方法论, 以“人事”为研究对象的理论研究方法论显得困难重重, 但也天地广阔。困难越是突出, 困难的解决就越有必要和价值。从文化哲学的角度来说, 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初步的准备。 一是如实采用以“人事”为研究对象的研究方法。以“人事”为研究对象的研究必须真正面向现实的和不断生成发展的海洋文化现象。 二是如实呈现研究者本身的历史坐标。研究者作为社会个体中的一员, 其视角与诉求也是现实社会个人在各种社会互动过程和生成过程中的客观反映, 是造成海洋文化中“人事”不同于“物事”的重要因素, 其个体坐标是现实的、鲜活的, 而不是符号化、凝固化的。 三是充分重视研究对象的动态发展和生成变化。要自觉地重视海洋文化历时性动态发展维度, 在有效性限度内使用唯理智主义方法, 将海洋文化研究对象的历时性动态特点与共时性静态特点有机结合起来。 四是重视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启示作用。西方哲学传统的唯理智主义模式不仅主导了自然科学研究, 也深刻影响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 不仅在西方学界大行其道, 也左右了中国学界的方法论选择, 即使在海洋文化这样的人文研究领域也受到唯理智主义的影响, 这对于研究中国海洋文化理论的中国学者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相反, 中国传统思想体现出重生成、重体验、重描述、重综合、重内心修养的基本特征, 这正是研究当代中国海洋文化理论的宝贵理论资源和优势, 理应为研究者所重视。 那么, 连通海洋文化研究对象与理论认识之间的“中间环节”是什么呢?这个中间环节就是在方法论自觉和价值认识自觉基础上, 真正面对现实的和持续生成发展变迁的当代中国海洋文化历史实践, 探讨当代中国人海关系互动的基本内容和特征走向, 探究由社会个体以及由此而体现的海洋社会“人事”特征, 最终从根本上认识海洋人文世界的本质内容和特征。 以科学合理的模式对传统资源进行提炼和转化, 这种自觉表现在为了解决以上两个问题而努力实现当前海洋文化研究的本体本位的自觉。本体与本位分别针对以上两种研究倾向, 既着眼于海洋历史文化的共时性维度, 从横向社会结构及形态的视角, 看到其在“彼时”静态的文化表现 (这正是目前很多学者在从事的卓有意义的工作) ;同时, 又着眼于海洋历史文化的历时性维度, 从纵向社会结构及形态的视角, 考察其在“现时”动态的发展中含义的重大变化, 从而实现方法论的自觉。 这种方法论自觉的意义, 不仅表现在对“现时”海洋文化理论研究上, 同时对“彼时”的海洋文化也意义重大。因为这种方法论下的对于过往的那一特定历史时空的海洋文化的研究反映了彼时横向社会结构中人与海的互动过程, 也时刻折射着现时的研究者对于这种研究方法和研究过程自身的反思与批判。其共通的价值体现就是都体现了与自然海洋的客观研究对象不同的本质, 即作为“人事”的“人海关系”这一海洋文化主题与作为“物事”自然海洋的本质差异。因为有着深深的“人事”烙印的海洋文化的重要特点就在于它是“鲜活”的, 有生命力的, 包括在场的人的价值与意义。不管是历史的存在, 还是现实的存在, 能够将二者真正连接起来, 充满反映社会结构和人海互动的“鲜活”的“生命气息”, 而不是穿越时空的直接“代入”, 不是破碎的、经主观拣选加以拼凑的“躯壳”, 那充其量是可以隐约捕捉历史影子的作为考古学对象的“木乃伊”, 如果这样, 研究者对于中国海洋文化传统思想资源的追寻和探讨也就降格成为只涉及这些文化传统的共时性的复述和表达, 不能真实恰当地把握其本质和灵魂, 因为没有这方面方法论的自觉, 海洋文化理论研究本身的价值和意义就被大大地消解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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