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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文江 （此自序转自网上新版《钱传》的说明，与旧版自序对照，略有不同。不知是否即是作者所说的“改正了若干误字，省略了一些冗词”。【】内的文字有些是旧版冗词，有些是旧版原文而新版有改动。增益的字不多，遂未注明。） 钟叔河先生有一回指出：奥林匹斯山上，那学艺之神同时又是谐谑之神，他那锐利而又带一些狡狯的目光俯视着大千世界的芸芸众生，包括我们的“钱钟书研究”，他会有些什么表情（《钱钟书研究》第二辑《编委笔谈》）。我在写作手边的这部书稿时，最先想到的就是【过去读到的】这么一段话。 我接触钱钟书著作是在进入大学的初期，最初读的作品是《围城》和《谈艺录》。当时我才二十岁出头，尚茫然不知自然、社会、人生及学术之所谓，如烟如雾，处于朦朦胧胧的状态中。《管锥编》初读时也茫无头绪，对此书逐渐有所了解是后来的事。当时读得比较明白的是《旧文四篇》，对作者纵横浩博的横向对比力量，感到极大的震撼。当时我对钱钟书著作极其钟爱，凡钱钟书有著作出版，必多购数种送人，若干篇章甚至手录一遍，这也是一个青年学生的热忱。我还多次把钱钟书著作推荐给友人，友人读后也极为欣喜。在大学时代，我【颇】喜欢杂览各类书籍，涉及【到】许多范围。而在现代文学范围内，我最喜欢的有三家，以为它们是现代文学史上的奇观，贯通文化和文学，内涵丰富，空前绝后。在这三家中，鲁迅是当时现代文学史公认的中流砥柱。尽管他有极长，也有极短，现有的一些固定观点似乎并非正确，但其重要性早已确立，绕过他是不可想象的。而另外文学史全然不知的两家中，就有钱钟书。钱钟书是比较幸运的，八十年代以后钱钟书的声名如日中天，文学史也不得不面对直接的现实。现在的青年人也许想象不到（不会想象得到）在当时的课堂上从教师到学生都不知道钱钟书的情形，但这却是我当年读书时的真实状况。鲁迅、钱钟书以外，我还曾经钟爱过另一位作家（我不愿在这里提他的名字），但是其成就和精彩【处】至今尚未被认识，文学史要进一步破除一些框框，是不是尚需时日呢？我在进入大学以前，基本已【“已”在“基本”前】读过鲁迅著作，而钱钟书著作则是陆续接触到的，综合了许多新鲜的感觉。我至今记得这样几件事：一件事是我最初跟随电台学习外语时，无意中听到外国电台采访钱钟书的谈话【对话】，钱钟书略带抑扬的无锡口音给人一种亲切感。那是最初的直接印象，我知道《围城》最初从那里而来。一件事是《管锥编》出版时的情形。《管锥编》第一版是分册出版的，最初出版的是第一、第二册，第二年年初才陆续出版了第三和第四册。我至今还记得当时的那家书店，以及我陆续买全《管锥编》时的期待心理。《管锥编》现在已经出到第三版了，当年的那家书店也早已改换门庭，但当时的情形我至今还历历在目，难以忘怀。还有一件事，由于我对钱钟书著作的钟爱，在大学时我练习写了一篇评论《谈艺录》的文章（当时《谈艺录》补订本尚未出版）。在友人的介绍下，钱钟书出乎意料地迅速给了我回信，信中鼓励我对经典建立第一手的认识，而近人的著作（包括他的在内）不必多看，“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这些话当时给了我极大的启发，至今仍然感受并且回味【感受到其中的教益】。我曾经得到过许多师友的教益，而钱钟书先生是没有直接接触而给我教益的人。人对伴随着自己成长的人和事通常是怀有好感的，我对钱钟书先生始终怀着感激的心情。 但是，随着年岁的增长，由于我在大学里的所思所感，也由于读书渐多，我对文学的关心逐渐减退了。接触到的各类事实使我感到，自然、社会、人生有许多重要方面，文学不过是其中之一。在文学的之中和之外，远远还有着【远有着】其他内容，执著文学，决非究竟。就这样，在大学毕业以后，随着我把注意力转向其他方面，随着我对文学关心的减弱，我对钱钟书著作的热忱也减弱了，【我】保存的一些资料也逐步散佚。我对钱钟书著作态度的这种改变，【其实】和钱钟书著作本身的客观价值无关，而是成长过程中阶段性现象。凡是有求学求知经历的人，这样的情形必然会出现多次，这其实是一种正常现象。有消有长，任何事物都自然如此，有所曲折，不一定是坏事。然而，时间没有停留。八十年代是【钱钟书著作和】钱钟书研究大发展的时期，社会在逐步了解钱钟书，经常有【些】新的发现，令人欣喜。这一时期我主要在阅读一些其他的书，关心一些其他的问题，但由于钱钟书著作的广阔涉及面，这些书、这些问题和钱钟书著作之间仍然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有时翻阅钱钟书著作，常常【“常常”作“也”】受到一些感发，产生过若干想法，但也就此搁置一边。在这一时期，我尝试做一些事情，也尝试写一些文稿，这样积累了一些资料和经验，虽然没有进步，年华却这样虚度过去了。1988年圣诞节前一天晚上，我和陈思和先生闲谈，谈话中我提到了对钱钟书著作的一些想法，建议从事现代文学研究和教学的人不妨参考一下。陈思和先生当即鼓励我写一篇大型的文章，把这些想法发表出来。1989年1月至4月，我集中精力写了一组文章，实际形成了一部书稿，以评论钱钟书著作为主，也交代了一些其他想法，它就是现在这部传记的雏形。【完成以后，走出书斋，才感觉到书斋以外，社会上的形势已经衍变得如火如荼了。】1989年以后，我主要工作在其他方面，【但】也抽出时间陆续修改书稿，【也】发表了一部分篇章。当时文学界正在掀起钱钟书研究的热潮，我的工作虽然不太成熟，【但】也自然而然地汇入这一潮流之中，【也】听到了一些批评意见。在这种情况下，当出版社约请我写一部包含钱钟书著作评论在内的传记时，我却犹豫了起来，我感到了这里的限制。 我觉得我不一定是写作钱钟书传记的合适人选。这不仅因为钱钟书是中国现代文化和文学领域里的巨匠，学问浩博无涯，极难研究和评论。而且也因为我后来逐步了解的一部分学术文化和钱钟书从事的工作虽然可以有部分的联系，但在志向上有着相当程度的不同【但在相当程度上并不相同】。这使我感到难以发挥。关于传记本身，钱钟书早年有过名言：“自传就是他传，他传就是自传。”如果除去当初的尖锐讽刺意味【以外】，这段话也可以是传记的正面标准，它实际揭示了传主和传记作者之间互相补充和沟通的双向过程。这样的双向过程在传记写作中其实是不可避免的，它帮助传记作者认识传主，也帮助传记作者认识自己。但是对我来说，由于钱钟书是所谓天纵之才，他的一些特色前无古人，也由于我自己性向上的歧异，这样的双向过程到了一定阶段就深入不下去了。这使我常常感到一种障碍。传记作者其实也是需要一定素质的，我希望将来有比我更合适的人选。此外还有客观的原因。钱钟书研究是最近十年才逐渐开展起来的，基础并不雄厚，对钱钟书著作及其生平的了解还有许多空白点，写传记的条件确实不够成熟。我自己虽然也尽可能地做了一些资料工作，但远不是占有资料最多的人。在我认识的一些研究者中，颇有精勤用功的人，也许在将来由他们来写作才更为合适。事实上我也【确实】期待着这一天，时间会说明一切的。 附： 后记
本书的写作，得到了师友们各方面的帮助。其中老一辈作家有施蛰存先生和柯灵先生。施蛰存先生谈起当年的一些史实，使笔者了解了一部分有关的背景；柯灵先生惠赐他的一封通信供笔者参考，这也是笔者喜欢的一篇文章。友人也为笔者提供了各种形式的帮助：陈思和先生通阅了全部书稿，并提出了宝贵意见。谷梁先生慨允笔者在结语章第一节中采用了他所提出的观点。安迪先生在资料上给予了笔者积极的帮助，没有他多方面的帮助，完成此书将增添大量的困难。北京李洪岩先生慷慨提供了许多他珍藏的资料，补充了笔者见闻之所不及。给笔者提供各方面帮助的还有：华东师范大学的刘永翔、陈子善、胡范铸、胡河清先生；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夏咸淳、黄任轲、袁进和张晨先生。上海的王郓女士和无锡的张大年先生接受了笔者的采访，回答了各种问题。上海古籍出版社的王兴康先生也帮助查找了一部分书籍。请他们接受笔者真诚的谢意。
张文江 1992年7月17日
又记
《钱钟书传》是我的第一部作品，一九九三年六月由台湾业强出版社、十二月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以后又重印了几次。这本书收集的材料到一九八九年为止，当时钱钟书先生还健在，有着积极的活动，还有好几种书籍准备出版。因此它并不是一本完整的人物传记，也没有论全传主的所有著作。如今看来，此书只是我初步的写作练习，它用当时所能见到的客观材料，写出了我对一位大学者的憧憬。 时间过去了十六年，此书得到了重版的机会。由于当年的情怀已然不再，我只作了力所能及的局部修订：改正了若干误字，省略了一些冗词。在《宋诗选注》节删去了一条原文没有的题注，此错误承大连范旭仑先生指出。此外，还增添了一篇《钱钟书著作的分期和系统》（原载《钱钟书研究》第二辑，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作为附录一，原附录《钱钟书简易年表》移为附录二。修订后减少了一些错误，可供初学者了解钱钟书先生及其著作时参考。 此书出版以后，一直有人来问我，序言中提到的和鲁迅、钱钟书并列的第三位作家是谁？到了今天，大概可以说了吧：那就是金庸。在我看来，鲁迅、钱钟书、金庸代表了中国现代文学的三种不同类型，他们都超迈古今，风华绝代，走出了各自不同的人生道路。当然，后人不应该在他们脚下止步，中华学术远有更深入的内容，绝非文学，尤其是现代文学所可尽。“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敬以钱钟书先生赠予的诗句结束此书，并与读者共勉。
张文江 2009年10月3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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