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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复沦陷十多年的新疆，摆在左宗棠面前的困难可谓是不胜枚举：既要在国库空虚、财政拮据的窘境下筹措巨额军费，又要在军粮无着、路途艰险的条件下筹办粮料、军需及其运输；既要在政敌攻讦、谤声四起的逆境中冒政治风险，又要同狡诈凶残的阿古柏匪帮以及俄、英两个殖民强国作坚决的斗争。 具体说到筹措巨额军费，这是左宗棠在灭掉李鸿章”边疆无用论“、”得不偿失论“、”出兵必败论“之后遇到的最大困难。 收复新疆，左宗棠的西征大军一年的军费需要八百万两，可朝廷实际能拨给的只有五百多万两，这还是政策数额，如此算下来每年就要短缺三百万两。 虽然左宗棠在“塞防”、“海防”之争中赢得了朝廷的支持，但落实到具体饷银上还是不容乐观的。自“海防”之议起，因“海防”派李鸿章在朝中的权势和影响，各省、海关实解西征的饷银其实是大打了折扣的，比平时少了一半的概念。 综合来说，西征军费一年需要八百万银子，左宗棠实际能拿到手里的只有二百数十万两银子。 为了摆脱窘境，左宗棠只好请求借洋债以充军费。 同治十三年，左宗棠得到清政府同意，命胡雪岩在上海向英商丽如洋行、怡和洋行共借款三百万两，于光绪元年三四月提款，年利银一分五毫，三年内分六批还清。 因为三百万两不够用，左宗棠又在上海、湖北、陕西筹借了一笔商款，本利合计一百二十余万两。 因这笔钱是为保西征顺利出师用的，加之三百万两数额不是特别巨大，所以在当时遭受的非议不是特别大。 但到光绪二年，左宗棠再准备借洋债一千万两，以较好解决军饷问题时，非议反对的声音就很大了。 理由就是利息太重。 站出来反对的代表人物有时任两江总督的沈葆桢。他说：“今以一千万照台湾成案八厘起息、十年清还计之，耗息约近六百万，不几虚掷一年之饷乎?' 因为反对的声音太大，虽然清政府已同意借洋债千万两的计划，左宗棠克服困难，最后还是将借款数额改成了四百万两。 这当口，清政府难得的有一次好表现。知道左宗棠太难，最终朝廷提出了一个折衷方案——户部拿二百万两，各省保证拨给三百万两，也别只借四百万两了，借五百万两，高低把一千万两给凑齐了。 左宗棠接到这道上谕，大喜过望，不禁老泪纵横。 但随着西征用兵的展开，五百万两洋债终归是不够用的，后来左宗棠又借过两次，加上前两次，整个西征用兵期间，左宗棠实际共借洋债是四次——第一次三百万两（年息百分之十点五）、第二次五百万两（月息百分之一点二五）、第三次一百七十五万两（月息百分之一点二五）、第四次四百万两（年息百分之九点七五），共计一千三百七十五万两。 四笔洋债，除了第一笔是向英商怡和、丽如洋行借的，其他三次均是向英商汇丰洋行借的，借款经手人均是胡雪岩。 有一点需要澄清，不是左宗棠专挑利息高的借，而是他根本借不到利息低的。 在洋人眼里，当时的清政府已经千疮百孔，洋人是轻易不借银子的，恭亲王奕訢出面借洋债都有被拒的时候，所以当时能借到就已经是不错的了。 因为知道清政府的财政几近枯竭，左宗棠西征又急需用钱，所以在借的同时，洋人一定是有敲竹杠心理的，这无形中让利息又高了一截。 还有一点也很重要，借战争款，向来是高利，这是常识。因为这个常识，洋人各种狮子大开口也就有说辞了。 当然，利息之所以那么高，或多或少也跟左宗棠的性格以及经办人胡雪岩的商人秉性有一定关系，左宗棠是要不朽功名的，胡雪岩是要事中取利的，有这两个心态在，他们不可能玩命地砍价，只求速成，事成。 为此，当时对左宗棠这种借高利贷打仗的做法，有很多不满反对的声音，一者认为这是“暂救燃眉之急，顿忘剜肉之悲，重利让之他邦，贫名播于邻国”，一者则认为胡雪岩在借款过程中没有力争，有奸商嫌疑，是要负责的。 除了这两种良性的反对声音，还有险恶的攻击，其中的代表人物自然是李鸿章。 左宗棠对此是什么心态呢？ 他有些忐忑，也有些自责。 否则他不会推迟一年提用那笔五百万两的洋债，为的就是能少支一些利息。 但话又说回来，虽然借重息洋债过程有瑕疵，但最终的效果却是毋庸置疑的。 尽管付出了高利息，但却保证了西征军的粮、饷、器械供应，为收复新疆提供了基本的物质保障，这与那种附加政治条件、损害国家主权的借洋债是不可相提并论，更不应讥之为“饮鸠止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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