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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600年至公元前300年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上非常重要的阶段，西方学者卡尔·雅斯贝斯把这个阶段形象地称之为人类文明的“轴心期”，认为:“直至今日，人类一直靠轴心时期所产生、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存在。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燃火焰。”人类文明正是以这个阶段为轴心发展出了形态各异的文化形式，更可贵的是在这一阶段还涌现出了大批对整个人类文明起到领跑作用的精神导师，比如古希腊的苏格拉底，中国的孔子、老子，印度的释迦牟尼等。他们开始用理智的方法和道德的方式来面对这个世界，不仅实现了对各自原始文化形态的突破和超越，而且塑造了各自不同的文化传统。先哲们对人生思考方式的差异，也导致了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各异的哲学形态。 孔子 一、孔子与苏格拉底思维方式的差异 孔子持守成，苏格拉底重批判。 孔子的思维指向点重在对于传统文化价值的积极肯定，强调历史对于当下的及未来的积极规范作用，侧重于维护社会生活的秩序性、稳定性、延续性。孔子曾经在《论语·八佾》中宣称“周监乎二代，郁郁乎文哉! 吾从周。”所表达的是一种对于礼乐制度的高度赞扬、向往与积极传承的态度。 苏格拉底 苏格拉底思维指向点则在于批判。他的思维着力点在于“挑刺”，揭示生活中的缺陷、毛病；对于传统的做法、普遍的积习，绝不视为当然，“苏格拉底之死”可以很好的佐证这一点。他之所以被处死就是因为他是大众流行观念的质疑者，人生价值的省察者，德行智慧的提倡者，酣睡同胞的唤醒者、劝告者、责备者。他勇敢担负起了神的使者这一角色，用自己的力量向世俗的观念发起挑战，催人们惊醒，即使付出生命的代价亦在所不辞。 苏格拉底之死 孔子阐述伦理思想时着重于诉诸范例，苏格拉底希望在“多”中求“一”。 ，但是他在教授弟子具体的美德时却从不关心他所言及的具体美德到底指什么，从不指出具体美德的一般性的本质概念，而是针对具体场景下的具体人通过什么样的方法具备这种美德进行探讨。孔子的主要伦理思想可以用“仁”来概括，但是我们翻看《论语》，却始终无法找到孔子给出的关于“仁”的具体定义，有的只是孔子对于如何做到“仁”的方法回答，而且这一回答针对不同的提问者在不同的情景下还有不同的答案。孔子选择的模式是不求万能的“一”即本质，而求纷繁的“多”即具体的实施方法。 孔子讲学图 苏格拉底则走了和孔子完全不同的一条道路:希望在“ 多 ”中求“ 一 ”。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 苏格拉底专门研究各种伦理方面的品德，他第一次提出了这些品德的一般定义问题。”我们可以借助苏格拉底对正义这种美德的探讨来加以深入理解。 苏格拉底关于“ 正义 ”的发问，当时的探讨者有克法洛斯、玻勒玛霍斯以及智者学派的色拉叙马霍斯。克法洛斯说，正义就是不说谎话，欠债还债。苏格拉底顺势说道:“ 克法洛斯，您说的妙极了，不过讲到正义嘛，究竟正义是什么呢，难道仅仅有话实说，有债照还就算正义吗?这样做会不会有时候是正义的，而有时候却是不正义的呢?打个比方说吧，譬如说，你有一个朋友在头脑清楚的时候，曾把武器交给你，后来他疯了，再跟你要回去，任何人都会说不要还给他。如果还给了他，那倒是不正义的，把整个情况告诉疯子也是不正义的。” 我们可以得到的信息就是苏格拉底总是在试图推翻别人对于一种品德某一方面表现的理解，让别人沿着他的思路不断思考。果然接下来又有人给出了他的关于正义的答案。玻勒玛霍斯修正了“正义”的定义:“正义就是把善给予友人，把恶给予敌人。”苏格拉底对此进行的反驳是，我们有时候会混淆是非，把好人当做了坏人，把坏人当做了好人，那岂不是帮助了坏人危害了好人么，难道这也算是正义么?智者学派的色拉叙马霍斯给出了他认为很完美的答案:“我说正义不是别的，就是强者的利益。强者和统治者制定法律，违法就是不正义。” 苏格拉底的诉诸点不是在生活中人们要具备“正义”的美德应该怎样身体力行去实践，而是诉诸于“正义”这一美德的本质定义。他想要寻求的是能够放置四海而皆准的关于“正义”定义的一把标尺，对于一件事情是不是正义的，我们只要拿出这把万能标尺量度一下就可以了。遗憾的是，苏格拉底最终仍然未能找到“正义”的万能标尺。 二、孔子与苏格拉底思维出发点的相同 孔子与苏格拉底都生活于“乱世”，即社会动荡时期，拯救社会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使二人分别成为了“春秋”之“木铎”和雅典的“牛虻”。都看到现在这个世界从原来的“有序”变成了“无序”，由此他们思维的出发点都从对现实社会制度的抨击入手。虽然二者在现实社会中都没有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但他们对于“治”和“乱”、对于“有序”和“混乱”的思路并由此而深入涉及到的“哲学”根本问题，却有着非常持久的历史作用。 二者都把哲学关注的领域从“天上”拉回到了“人间”。在对待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上，他们力图摆脱之前圣贤对自然和神的奥秘探究的范畴，把社会问题产生的根源和途径回归到“人”而非“上天”和“神”身上。 中国古代对于“天”是很崇拜的，特别强调“人间”要以“天”为“法”，相信人间的一切都是上天安排好了的，具有宿命论的迷信色彩。孔子对春秋时期的纷争、百姓流离失所的社会现象分析之后指出:这是由于执政者“重神而轻民”造成的，主张“仁者爱人”。这从中可以看出孔子思想之中的人文主义色彩。 希腊是西方哲学的发源地，到了苏格拉底的时代已经有了相对坚实的哲学基础，但是此时的哲学主要是集中于自然领域。古希腊哲学家秉承神话余绪，一直以来把追寻宇宙万物起源，探讨事物本性与本质作为自己的目标，哲学家们一直在试图把纷繁复杂的世界归结为一种自然的物质如水、火、气和原子等。苏格拉底扭转了这一哲学主题，他认为哲学终极目标是关怀人，应当面向主体， 三、孔子与苏格拉底对中西方哲学发展基调的影响 孔子与苏格拉底都是中西方哲学发展过程中承上启下的关键人物，他们继承了各自的哲学传统，又进一步把这种传统在人伦领域发扬光大，并对后世各自哲学发展之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孔子的思维方式中我们看不到对于事物本质的探讨，他一直以来都未曾把关注重点放在形而上的理论上，而是放在具体情境、人物的教育说理方面。这也正是我们无法从孔子的思想中发现“共相”和“一般”、“现象”与“本质”、“思维”与“存在”的二元论思潮倾向的原因，也是中国古代哲学一直未形成从“形而上学”出发，以形式逻辑思维为特点的专门的哲学形式的重要因素。基于此，许多西方哲学家都认为中国哲学只可称得上是有思想的道德教育学和伦理学，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哲学。 苏格拉底力求于纷繁事物之中探寻本质的思维模式，奠定了西方哲学“形而上学”的发展基调，进而催生了“共相”与“殊相”、“一般”与“特殊”、“本质”与“现象”以及“思维”与“存在”的西方二元论思潮。对于事物的“共相”到底是否真实存在的讨论，则在苏格拉底之后演变成了西方哲学的核心问题。后继的柏拉图正是基于此种思维方法提出了著名的“感觉世界”与“理念世界”区分的两个世界理论。柏拉图的理念论，亚里士多德的实体哲学以及支配中世纪并在近现代时有表现的“唯名论”与“实在论”之争，无不是围绕此问题而展开。 中西方哲学在孔子与苏格拉底的引领下各自朝着不同的方向发展。每一种哲学都有自己的特点，无所谓孰优孰劣，我们应当抱着一种客观态度来看待这些差异，在比较中找出自己思维文化模式的欠缺，以求改进。 ——摘编自《哈尔滨市委党校学报》2011年第2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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