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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论 儒家和道家的思想基本上贯穿了整个中国哲学史的发展，两者处于一种此起彼伏的状态。汉代佛学传入中国之后，经过东汉末年，两晋南北朝的中国化发展，和儒道两家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局面，风头甚至一度压过儒道。佛家发展到最后，影响最大中国化最为成功的就是禅宗。从某种意义上说，禅宗是儒释道三家融合的结果，同时，禅宗也是宋明道学的源头。宋明时期，除了主线剧情的理学和心学之间的争斗之外，还夹杂着气本论唯物主义对道学的批判。最后由王夫之总结前人的思想成果，达到中国古代哲学的最高峰。 缘起 中国哲学最早可以追溯到商朝，这一时期的统治者就已经提出了“君权神授”的观点为自己统治的合法性辩护。但中国哲学真正的奠基应该是周朝，这一时期《周易》成书，阴阳对立，物极必反等思想为道家的诞生埋下了伏笔；而周公旦为周朝统治提出的礼制也孕育着儒家的诞生；人们开始用五行学说解释自然，这一思想也影响了中国数千年。 先秦子学 西周末年，狼烟四起，诸侯兼并，社会大乱。面对全面崩溃的社会体制，孔子提出了“正名”，也就是“以名正实”，希望恢复周礼，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一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等级制去改变这混乱的现状。当然孔子的“礼”并不是完全地对周礼的复制，而是提出了“仁”作为补充。所谓“仁”，就是在视、听、言、动等各方面全面地符合周礼，而实现“仁”的方法，就是“忠”和“恕”。 孔子之后，孟子重点发展了“仁”的学说，提出“仁政”。孟子的“仁政”是建立在他性善论的人性论基础之上的。性善论的提出，同时也开启了中国哲学几千年来对人性善恶争论不休的过程。 与儒家相对复杂的理论不同，道家的理论则简洁明了得多。道家以“道”作为最高概念，认为世界生于有，而有生于无。因此，以无御有，以柔克刚也就成了道家精辟的方法论。对于老子中的朴素辩证法，庄子没有做过多的发挥，而是重点发展了“玄同”的思想，提出了“齐万物而为一”的相对主义，同时以梦蝶为例提出了怀疑论，以“子非鱼安知鱼之乐”表示了自己的不可知论倾向，从而陷入了彻底的虚无主义，不仅认为这个世界是不可知的，同时也是没必要知的。“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 。以有涯随无涯，殆已！”此后道家消极避世的倾向，有很大一部分根源于庄子。 先秦诸子的其他思想，如孙子中也包含着辩证法，墨家中的功利主义和逻辑推导，法家中法治思想，以及“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等观点；在随后的几千年中，以各种形式出现在儒家和道家斗争与融合中，这里因为篇幅限制，不做细致的展开。先秦子学的总结，最后由荀子完成。 汉代经学 随着秦王扫六和，火烧阿房宫等历史大剧的上演，刘邦在废墟之上建国。汉初的百废待兴注定了黄老之学的兴起，而随着社会在和平环境下的发展，董仲舒提出了“大一统”理论，主张“废黜百家独尊儒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儒家思想成了正统思想。这一正统思想的确定正式奠定了儒家思想在中国哲学史中的地位。 但这一时期的儒家思想和孔孟时期的已经有了很大的差别，其中夹杂着大量的天人感性唯心主义，神秘主义以及谶纬迷信宗教思想。在此期间人们对自然和社会的解释都是一些主观的牵强附会。比如董仲舒的“三统三正”学说，“奉天法古”的循环论，杨雄模仿《周易》“元亨利贞”而提出的“罔直蒙酉冥”循环论，《乾凿度》《白虎通》中所体现的思想等。基本逻辑就是：你看，天有四季，人有四肢，故天人可应；构成万物的金木水火土五行对应着人的仁义礼智信五种道德品质等。 针对谶纬迷信风气愈演愈烈，王充当头棒喝，提出了“气一元论”自然观。并否认君权神授观点，认为史书中“刘母梦龙生邦”根本就是扯淡，是糊弄大众的谎言。 魏晋隋唐的玄学 东汉之后，三国演义，两晋交替，南北朝纷争不断。事实证明，在动乱不堪的年代，道家的思想非常有市场。这一时期有王弼的“崇无”，裴頠的“崇有”，郭象的“独化说”等道家思想的演化。王弼认为万物皆以无为本，做事无为方可无不为；而裴頠则认为“有”是自生的，并非来自于“无”，世界的道其实就是“有”；而郭象的“独化论”则认为万物“突然而自得，万物独生而无所资借”，为了弥补这一理论对统治者的不利影响，又提出了一个“玄冥之境”的概念来论证等级制度的合理性，百姓应该“唯命之从”；在认识论方面，郭象继承发展了庄子的绝对怀疑和不可知论。 在多方因素的共同作用下，道家思想在东汉末年被利用进而演化出了了太平教、五斗米教，进一步发展之后，道教诞生了。道教的基本教义是“长生不死，得道成仙”。两晋时期的道教理论家葛洪将道教教义与儒家的伦理纲常相结合，论证了神仙的存在，并提出了得道成仙的修炼法门。那个时期的特殊时代背景下，儒释道三家的斗争和融合的现象十分明显。南朝的陶弘景主张三教合流，并且按尘世的等级秩序构建了神仙的等级秩序。在修炼方法上，主要是“主静”“炼心”。比如司马承祯要求的“不著一物”（从生活中摆脱出来）“收心离境”（对外物无意念）“存想”（专注于自我认识），并最终达到“泰定”的境界，也就是“无心于定，则无所不定”。 自佛教汉代传入中国之后，就在逐步地将自己中国化，经过两晋南北朝发展，在唐朝达到了鼎盛。佛教尽管派别众多，修炼法门不尽相同，但其目的都是一致的。在佛家看来，众生皆苦，而佛教的目的就是指导人们脱离苦海，超脱轮回，进入西方极乐世界。那么如何脱离苦海呢？佛家认为，首先要认识到世界本是虚妄，从而让自己不再执着，最终获得解脱。 在玄奘创立的唯识宗中，世界由“我”（自我意识活动）和“法”（事物及其规律）构成，这两者本质上都是“空”，执着于“我”将带来烦恼障，执着于“法”将带来所知障。万法唯识，识即意识，共有三大类八大种，成佛就在于“转识为智”，破除“我”“法”二执，以此为空，从而进入涅槃世界，不再受轮回之苦。 每个派别都认为本派的理论才是真谛，也都各自建立了系统而庞大的理论体系。而其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就是慧能创立的禅宗。慧能认为人生来有佛性，只不过被尘世蒙蔽，只要断情欲去烦恼，就能使“佛性”的本心显现。在修行方法上，禅宗讲究顿悟，而且与其他宗派很大不同的一点在于，禅宗认为念经拜佛坐禅等繁琐的带有宗教烙印的行为均有碍于悟佛，故佛像可以劈了当柴烧，因为佛在心中，也不需要执着于经书，因为“搬水运柴，无非妙道”。禅宗甚至连三世因果报应的观点都放弃了，本质上来说，禅宗是糅合了佛家，老庄崇无思想，孔孟人性论并加以改造的产物，并且对后世程朱理学、陆王心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慧能 在佛道蓬勃发展的这几百年期间，儒家思想过得十分憋屈，因为这两家不仅有广泛的信徒，还获得了朝廷的大力支持。儒学体系下的知识分子，除了个别的偶尔反抗之外，面对佛道的夹攻，几乎毫无招架之力。这期间儒家比较有力的反抗有：针对佛家“肉身可灭，灵魂不死”思想，范缜提出的《神灭论》，认为“形神相即，形谢神灭”；针对佛家“法统说”，韩愈提出的“道统说”，并在“道统说”中提出的“情三品”“性三品”观点。虽然众多儒生对佛教大有不满，但他们大部分除了发发牢骚之外，并没有对佛教的理论基础产生实质性的威胁。 宋明理学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黄巢起义扫荡了唐代门阀世族的残余势力，官僚地主阶层登上了统治的舞台。经过宋代官僚士大夫的长期酝酿，儒学终于在长期低迷之后重新成为统治思想。这一时期的儒学思想体系，也称之为“道学”或“理学”。它一方面以反对佛老的姿态出现，一方面又从佛老中吸收了大量的哲学观点以丰富自己的理论内涵。 这一时期，周敦颐提出了太极动静说，即“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则静而生阴，阴阳二气互作生五行，然后万物”的宇宙生成图式。宇宙的最高范畴就是“无极”。而程颐程颢兄弟则认为宇宙的最高范畴是“理”，所谓“天者理也”，“理”是不生不灭，不增不减的永恒存在。并提出“理一分殊”的观点，即万物的理是一个，而每一物的理又不同。“理”和“气”相对，前者是形而上的范畴，而后者是形而下的物质世界，是有生有灭的。根据“理”和“气”的区别，程颐提出了“人性二元论”观点。他认为，人性有两种，一种是 “天命之谓性”，这是先天的，来自“理”，是至善的；另一种是“生之谓性”，这是由“气”而来，“气”有清浊之分，故此性有善恶之别。这一人性论，比单纯的“人性善”“人性恶”“人性无善恶”或者把人性分为三品等说法要精致了不少，而随后的理学家，比如朱熹，对程颐这一人性观点做出了进一步的发挥。 因为来自“理”的“天命之谓性”是至善的，人之所以表现出恶的一面，是受了“生之谓性”中“气”“浊”的一面的蒙蔽，也就是人性的欲望。因此，理学家们提出了“存天理，去人欲”这一在现代政治书中被大肆批判的观点。 理学的集大成者是朱熹。他系统地提出了“理一元论”，认为“理”是宇宙的根本，一切的源头。对于“理一分殊”，他进一步提出事物各有各的“理”，但事物的“理”都是“完整理”的内容。所谓的“完整理”，也就是“太极”。太极包含万物之理，万物则分别完整地体现着整个太极。对于二程人性二元论的发挥，他将人性分为了“气质之性”和“天命之性”，前者源于“气”，后者源于“理”。他的哲学理论和二程相比，要更为精致和庞大，但他们都同意修身的法门是“存天理去人欲”，在天理和人欲的区分中，朱熹认为“饮食，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 “理”先天地存在人的心中，但人并不是先天地认识“理”的。对此，朱熹提出了“格物穷理”论。他认为，人认识“理”的过程分为两步，即通过“即物穷理”，就事物加以尽量研究，达到“豁然贯通”的境界。但这里贯通的并不是科学知识或者自然规律，而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 和理学的繁杂精致不同，心学十分简单明了，因而在老百姓中十分有市场。理学家中的“理”是独立于“心”而存在的，而心学家则认为“心即理”，认识了本心也也就认识了天理。因此在修炼方法上，心学的人讲究“反省内求”。陆九渊认为，人应该先肯定自己仁义礼智的本心，然后以充分的自信依照本心所认为的去做，如此就能恰到好处。 明代的王守仁将心学理论进一步发扬光大，他不仅认为“心外无理”，还认为“心外无物”。人人心中皆有“良知”，能够达到本心的良知，也就知晓了一切。而达到良知的方法，就在于“格物致知”。“格物”在于改正不当的思念，“致知”在于彰显本有的良知。在王守仁的思想体系中，“心即理”中所谓的“理”也不是指的自然规律或科学道理，更多的是道德伦理，修身齐家的方法。他强调“知行合一”，知而不行，不是真知，“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王守仁最后的思想体系被概括为四句话“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 王守仁之后，他的弟子王艮及其泰州学派继续将心学发展了下去。 王守仁“龙潭夜坐” 按照马克思的分类方法，无论是心学还是理学，都是唯心主义体系的，区别只在于心学倾向于主观唯心，理学倾向于客观唯心。而在心学理学斗争发展期间，中国哲学悄然兴起了一波唯物主义的浪潮。 和朱熹的“理一元论”不同，张载提出了“气一元论”，认为“气”，也就是物质，才是世界的本源，气有阴阳两性，通过阴阳互作而运动和变化，运动是事物的本性。持同样观点的还有明朝的王廷相，他认为“理”在“气”中，“气”是唯一的实体，构成万物。物质的生灭本质上是“气”的聚散。同为“气一元论”阵营的方以智更是对知识提出了通几（哲学），质测（自然科学）和宰理（社会科学）的分类，并认为事物是辩证的，“相反相因，因二以济”。 最后，明清之际的王夫之在总结前人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唯物主义观点。他坚持了前人的“气一元论”自然观，并提出了“日新之化”观点，认为运动是永恒的，事物都处于虚实聚散的对立之中，但是对立不是绝对的对立，而是相互转化相互包含的对立。在人性论方面，他同样保留了“日新”的观点，认为“性日生日成”。 之所以说王夫之达到了中国古代哲学的最高峰，是因为他对历史上的暴君污吏，老庄思想，申韩学说中的严苛峻法方面，汉代的天人感性谶纬迷信思想，佛教的唯心主义，理学心学都进行了比较深刻的解剖和尖锐的批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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