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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国”的书法

 东方欲晓10 2019-09-03

中国历史上所谓“五胡十六国”,大略是指从公元316年西晋灭亡,到439年鲜卑族拓跋氏统一北方的这一百三十多年里,北方先后建立的十六个政权(唯有成国,地在西南);“十六国”大部分是由趁着西晋灭亡之机而入居中原的少数民族中最主要的五个民族,即所谓“五胡”所建立(唯前凉、西凉、北燕是由汉族人建立)。大略上说,在南方,与北方这些政权同时而并列的,是由汉族人建立的东晋政权。

过去书法研究者们谈论东晋和南北朝的书法比较多,而谈论与东晋南北对应的“十六国”的书法的,就比较少。这应该是一个被弥补上的欠缺。我们还应该看到,书法史上的这个“空白”被补上的过程中,一定也会在文化史、学术史、佛教传播史等等方面有珍贵新发现。

北方这些少数民族统治者们,为了有效统治汉族人聚居的区域,都在一定程度上取法汉族的文化以及典章制度。甚至他们也会穿戴汉族人的服饰,使用汉族语言。“十六国”中的后秦,一度很兴盛,特别是在文化上很有些建树,这与其国王姚兴对儒家和佛教文化的深刻关注和提倡,大有关系。正是在姚兴的支持下,鸠摩罗什召集来一大批江北顶尖的文化人完成了对某些佛经的翻译。这对中国的语言、文学发展,乃至佛教传播史、思想史、民族融合史等,都起到了很大的积极影响和推动作用。

“十六国”战乱频仍,流传下来的书迹甚少。再者,其后的几个朝代,因为崇尚江左二王之书风,人们对“十六国”的书迹即使得见,也是不太注意珍惜和保存的。还有一层,“十六国”大部分是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历来整理史料的人不把它们作为正统,书法遗存方面当然也就跟着很薄弱。以上三方面原因,为我们今天目睹和了解那时的书法就无形中制造了很大的困难。

据文献记载,清河崔氏在“十六国”时期有崔悦——崔潜——崔宏,都是擅长书法的。陈寅恪评价他们的书法说:“清河崔氏书法在北方,与琅琊王氏书法在南方,俱居最高地位。”这应该引起书法史研究者足够的注意。崔氏在书法上乃师法卫瓘和索靖。由于卫瓘对小篆和古文有研究,自然崔氏也是善于写篆书的。崔氏的书法传到崔宏这里,基本上也就进入了北魏时期。崔宏(字玄伯)已经在北魏朝廷为官了(官至吏部尚书),其“草、隶、行狎之书”皆精妙而为世所重(南北朝之前所谓“草书”,乃是章草;南北朝之前所谓“隶书”,乃指楷书),崔宏之子崔浩后来在官位和书名上都超过了他。崔浩官至司徒,是当时士林和书坛的领袖,章草、楷书、行书俱为精妙,篆书还超过了其先人。崔浩对整个北魏书法的影响是很大的!由于崔浩是属于北朝书家,本文不再赘述。

而范阳卢氏,在“十六国”时期有卢志——卢堪——卢偃——卢邈——卢玄,俱具书名。卢氏书法上乃师法钟繇和索靖。值得注意的是卢堪之子卢勖,南渡入了东晋,而卢勖之孙卢循,以善写尺牍而著名,并热衷于收藏法书,这二人对东晋书法有何等程度的影响呢?这似乎更应该引起书法史研究者足够的注意。卢玄之子卢渊,在年代上则算是北魏时的人了,其书名很大,为朝廷所重,“代京宫殿,多渊所题。”(代京指北魏迁都以前的都城平城。)卢玄的从玄孙卢昌衡,历仕北朝与隋,仍能继承家法,“博涉经史,工草、行书。”

西晋败亡之时,中原世族大部分南迁(比如琅琊王氏)。但也有一部分是西迁了,他们投奔了黄河以西的由汉族张氏建立的西凉政权。这些家族一般都有着很好的文化、学术的传承,他们一般在北魏统一黄河流域后又迁回中原,仍是北方举足轻重的书香官宦之家。陈留江氏,就是典型的代表。早在曹魏时,江统受业于卫凯(卫瓘之父),其子江琼传其业。江琼在西晋末年大乱中“避地河西”。江琼——江强——江绍兴,可谓“十六国三江”。江强、江绍兴父子在公元439年由凉州内迁北魏代京平城。江绍兴之子江式,在北魏迁都洛阳之后特以书法著名于时,“篆体尤工,洛京宫殿诸门板提,皆式书也。” 江氏的擅长篆书,让我们不由联想到魏文帝大力提倡古文经学之后,北方的学术风气一直绵延于世族家学的概况。

遗憾的是,现今我们看不到“十六国”时期的崔氏、卢氏、江氏的书法家们的可靠书迹。但根据北魏迁都之前的《太武帝东巡碑》来推断,他们的楷书,当也是这般用笔方截,字形趋扁,在结字上尚且多有隶意的。这与东晋的楷书,形成对比(只是到了后来北魏迁都洛阳之后,北方书法才开始接受东晋新体的影响,有了一股“南风北渐”的势头)。另外,楼兰出土的简牍、残纸中,包含有十六国时期的,这些楷、行、草书,当与崔氏、卢氏家族的书风大有关联,是我们研究“十六国”书法的珍贵实物。总之研究“十六国”尺牍的话,我们有这些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又是不幸中的万幸,值得好好利用。

“十六国”的碑刻很少。前秦建元三年刻的《邓太尉祠碑》,尚且承袭魏晋隶书碑刻风格。前秦建元四年刻的《广武将军碑》,字体兼隶、楷,其长处是粗犷不羁,偏旁写法奇古恣肆,充满奇思妙想;短处是无论写的方面还是刻的方面,技艺比较粗陋。《广武将军碑》是四面皆刻,碑阳有界格,尚且稍有收敛;碑侧、碑阴无界格,荒率几至不辨文字。刻于414年的《好太王碑》,碑高六米多,四面刻,系光绪年间出土于吉林集安。字体在隶、楷之间,且用笔有篆籀意。字形疏阔方正,但内里的笔画组合间的位置错动又出奇趣。

墓志方面,同样由于战乱的原因是非常少的。前秦《梁舒墓表》、后秦《吕宪墓表》,尚承魏晋隶书的遗风。而后燕《崔遹墓志》很值得注意,其字体在楷、隶之间,极有可能与清河崔氏的书风有关联。因为崔遹这个人,是属于清河崔氏,任后燕昌黎太守,与崔宏同时。他的墓志,会请本族之人或受崔氏书风影响的书法家来写吗?这还是有待论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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