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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寿田
在淸代碑学的惯常史述中，北魏孝文帝迁洛之后产生的＂龙门体＂，被认为标志着魏碑的成熟和典笵。而在北魏孝文帝迁洛之前近一个世纪的平城魏碑则几乎被遮蔽了。当然，这并不是人为地遮蔽与忽略，而是限于平城魏碑在近现代出土发现甚少。当时的碑学倡导者对平城魏碑所知极为有限。由此，平城魏碑自然也就不会进入清代碑学家的视野。以＂龙门体＂为典笵的魏碑就自然成为清代碑学考察探究的中心。如果说阮元作为清代碑学首倡者，还只是从汉魏古法的立场，来宏观认识体察魏碑的话，到康有为则将魏碑划分为三亇类型，而将＂龙门体＂作为最高典笵：魏碑大种有三：一曰龙门造像，一曰云峰石刻，一曰冈山、尖山、铁山摩崖，皆数十种同一体者；龙门方笔之极轨，云峯为圆笔之极轨。二种争盟，可谓极盛。四山摩崖，通隶楷，备方圆。高浑简穆，为擘窠之极轨也。《龙门二十品》中，自《法生》、《北海》《优填》外，率皆雄拔。然约而分之，亦有数体。《杨大眼》、《魏灵藏》、《一弗》《惠感》、《道匠》、《孙秋生》，《郑长猷》沉著劲重为一体；《慈香》、《安定王》、《元燮》，峻荡奇伟为一体。总而名之，皆可谓之龙门体也。
近些年来，随着平城魏碑出土发现日夥，对平城魏碑的研究认识，得到很大推进和深化。对平城魏碑在魏碑史上的奠基地位，便获具基本认识。而这也就从根本上，改变了以往对魏碑历史的认识。因而，对魏碑的起源生成与嬗变、成熟问题的探讨，也便需要从新的书史立场加以重新认识。
平城魏碑共历97年，天兴元年（公元398）至太和十八年（公元494）。从魏武帝拓拔珪建国至太武帝拓跋焘即位前，尚未发现有碑刻。最早发现的魏碑，＂为拓跋焘始光一年（公元424）。代表作品有：《鲜卑石室石刻祝文》（公元433）《太武帝东巡碑》等。由于北派楷书未受到南派楷书的启蒙，因而，当以钟繇为典范的楷书在永嘉之乱南传，而在北方消弭的情形下，平城魏碑便不得不从隶楷之变重新发端。当然这种隶楷之变，不是承接汉隶，而是主要由写经体、＂北涼体＂及东西晋碑刻化出。这无疑是一段重要的史实。它表明魏碑在隶楷之变方面，远远落后于南派楷书近一个多世纪。它是重启隶楷之变的产物。但它不是接续汉隶而耒，而是直承写经体与东西晋石刻。早期魏碑横画起收笔，呈翘突上扬夸张特征。这显然是模仿隶意而不得法的表现。随着平城魏碑的演进，这种横划起收笔尖突上翘的夸张笔势，为方笔斩截之势所取代，并在书体结构上，呈现出斜画紧结之态。这是魏碑典型结构的发端。
平城魏碑提示出魏碑的奠基性存在。它涵盖并几乎规定了魏碑的后期发展。如被康有为极力推崇的魏碑典型＂龙门体＂，便产生于平城魏碑后期（太和年间），而不是孝文帝迁洛的产物。至于《云峰石刻》、《四山摩崖》风格类型，也孕育诞生于平城魏碑。如被康有为评为＂丰厚茂密之宗＂的《晖福寺碑》，便产生于孝文帝迁洛之前的前十余年（公元484），它无疑是云峰山石刻的直接源头。而一个明确的史实证明，郑道昭靑，中年曾在平城为官，并深得孝文帝信任和重用，官至中书令。他的书法风格应该早在平城时期便已渐趋形成。后来随着孝文帝迁洛，郑道昭到山东地方任州长官，在山东所以自出。平度云峰山、天柱山刻下大量石刻，随之其平画宽结风格魏碑在山东一带广泛撒播。从魏碑平画宽结与斜画紧结二大风格类型来源来看，平城时期对来自写经体与＂北凉体＂及西晋碑刻的取法变革，强化刀法和夷族霸悍雄旷韵精神气质，是形成魏碑斜画紧结风格类型的主要原因。强化笔法和方笔切锋，祛除了早期魏碑横两头尖翘之态，此乃斜画紧结所自出。在这一方面，其所呈现出的结构紧张，与汉隶的平正舒宕风格大异其趣。从而反映出耒自夷夏之间书法审美上的差异与对立。平城魏碑的早熟，促使在北方产生了一种与南方钟繇所创立的楷书系统，在审美风格上完全不同的楷书形态。因而可以说，魏碑不是一般意义上楷隶之变的产物。相较于魏碑，早于魏碑一个多世纪的南派楷书，在魏晋时期已完全成熟，楷隶之变作为书体变革，已趋终结。由此魏碑的生成嬗变，具有自身的演进特征。它既不能视作楷隶之变的产物，也不能视作与南派楷书具有同一裔缘的楷书形态，由此与南派楷书成为两个独立的体系。而其在形成过程中，几乎没有受到来自南方楷书系统的影响。有学者认为，魏碑尤指＂龙门体＂，受到来自南派楷书的影响。甚至认为是王献之在公元4世纪晚期创立了魏碑，其依据是，王献之《廿八日帖》中的某些字的方笔与魏碑无异。这无疑是有违书史真实的主现臆断。南派楷书在三国魏钟繇手里已臻于成熟，怎么可能在王献之时代再创立处于楷书进化形态的魏碑？可以看出，目前史学界在围绕魏碑起源研究方面的观念混乱。 目前由于平城魏碑出土发现日夥，已远不是康有为在《广艺舟双辑》中所述：孝文以前，文学无称。碑版亦不若今之所见者。惟有三碑。道武时则有《秦从造像金堂题铭》；太武时则为《鞏伏龙造像》、《赵埛造像》。皆新出土者也。＂如新近出版的《平城魏碑十二品》，便为我们重新认识平城魏碑及魏碑的生成源流和在北朝书法史上的地位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平城魏碑显示出魏碑生成嬗变的复杂性。在很多方面改写了以往人们对魏碑历史的认知。比如魏碑源起、成熟的节点；北派楷书与南派楷书的差异与时空错位；魏碑的楷隶之变；魏碑与北方世族书法。如崔、卢书法的关系等等。皆可能依据平城魏碑做出新的推断和得出新的结论。
首先，要改写的是，魏碑不是南方隶楷之变的续承。在公元四世纪乃至更早，南派楷书便在钟繇手中完成。以后经永嘉之乱，钟繇《荐季直表》由王导衣带过江，南派楷书遂在北方失传。因而，晚于一多世纪后的平城魏碑，面临着楷隶之变终结所带来的困局，而不得不人从来自身内部耒探寻与推动魏碑变革。这也是另一种意义的隶楷之变。只是这已与产生于一个多世纪之前并最终由钟繇完成文人化楷书体系建构的南派楷书没有什么直接关系了。因为至迟在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即位之前，魏碑尚无从产生。
从早期平城魏碑来看，其碑刻发展极不平衡，呈现出由稚拙、初具形貌，到迅速臻于圆熟二个面相。如《鲜卑石室石刻祝文》（公元437）与《嵩高灵庙碑》、《太武帝东巡碑》，尚带有西晋写经和石刻意味。横画起收笔方而翘，具有隶楷混融的形态，斜画紧结的体势尚未产生。但令人惊奇的是，就在同时和之前，平城魏碑又体现出较成熟的特征。如《长庆寺造塔砖铭》（北魏神䴥四年／公元431），分别早于《太武帝东巡碑》、《嵩高灵庙碑》6年和3年，却体现出成熟的平画宽结楷书特征，已经基本脱尽隶意。此中无疑透示出重要的书史消息，值得深入探究。这其中首先提示出，早在太平真君拓跋珪统治年间，由于崔、卢书法世家的存在，平城魏碑即显示出早熟的一面。世传《吊比干文》即出自崔浩之手。
而《长庆寺塔砖铭》显系崔浩平画宽结一派。并且笔意精湛，无典型魏碑刀凿之痕。据阮元引《北史》魏、齐、《周书》，证明崔、卢世家书法，在北方派系占据大宗，根系深广：＂此中，如崔悅、崔潜、崔宏.卢谌、卢旺达偃、卢邈，皆世传锺、卫，索靖之法＂。崔氏一派尚有崔衡、崔简、崔光、崔高客、崔亮等。
显然，在平城魏碑中，崔、卢世家书法占据着重镇地位，具有很大影响。可以推断，平城魏碑中，受崔、卢世家书结影响形成的平画宽结风格成熟在前，基本信息在公元5世纪前期即臻于成熟。典型作品即《长庆寺塔砖铭》；而斜画紧结风格作品，则平城魏碑早期尚处于不成熟嬗变阶段。如《太武帝东巡碑》，《嵩高灵庙碑》等，更多体现出鲜卑少数民族粗犷霸悍的审美精神气质。
而平画宽结风格平城魏碑，至孝文帝拓跋宏迁洛之前达到高峰。出现了如《晖福寺碑》（公元484年）这样的典笵作品。鉴于它与孝文帝迁洛之后，产生的《云峰山刻石》在审美风格上的高度一致，有理由推断，《晖福寺碑》应出自郑道昭之手。＂因为身为北魏光州刺史，主持《云峰山刻石》的郑道昭，出自荥阳豪门，少、青壮年，在平城度过。经过了中书学严格地国学（含书学）训练。见证了平城书法的发展与繁荣。＂（赖非《郑道昭书法的平城遗风》）由此，郑道昭有可能借鉴传承了崔浩世家书法，并融合汉隶，创出自家平画宽结魏碑风格。太平真君十一年（450），崔浩在＂国史案＂中，被拓跋焘诛杀灭族。范阳卢氏，河东柳氏，太原郭氏，崔浩的姻亲世族，也皆受到牵连被灭族。这便导致崔、卢一派世家书法被边缘化以至湮没。而崔、卢世家书法一脉，幸赖郑道昭一脉相传。 其中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斜画紧结性魏碑，在孝文帝迁洛前后的太和年间，后来居上，超越平画宽结魏碑。臻至高峰，占据主流地位。 平画宽结地位则有所下降，乃至边缘化。＂龙门体＂即斜画紧结典型。《龙门二十品》中，几无平画宽结作品。如《始平公造像》、《魏灵藏造像》、《孙秋生造像》、《牛橛造像》、《杨大眼造像》、《贺兰汗造像》、《郑长猷造像》、《一弗造像》、《马振拜造像》等，皆为斜画紧结作品。探究其原因在于，＂龙门体＂为北魏新体，是北魏探寻推动的书法创新变革，同时，也是孝文帝汉化的产物。而平画宽结魏碑，相对耒说，则是出自北方世族崔、卢一派的旧体。这就是为什么在孝文帝迁洛之后，平画宽结魏碑急遽衰退的原因。而北魏分裂后，随着反汉化鲜卑复古势力回潮，在书法领域，＂龙门体＂新体为隶古化书体取代，书法走向复古。这种倾向在东西魏皆极为普遍。因而造成书体的混乱，直到北齐才渐趋规范，并出现平画宽结的复兴。代表人物即唐邕、僧安道壹、王子椿、姚元标。而典范作品即《响堂山刻经》、邹县《四山摩崖》，而以《泰山经石峪金刚经》为擘窠极则。也是平画宽结北碑的最高体现。至北周，平画宽结魏碑仍占据主流，但已失去磅礴雄浑之气势，而转向内撅骨力，遂开隋唐欧阳询一派。
由此，可以为魏碑平画宽结一脉，寻出一条生成发展线索。平城崔、卢世家书法为平画宽结之发端，所传乃中原古法。北魏太和年间为郑道昭所承继。中经孝文帝迁洛后，由郑道昭推广流播于北方。而孝文帝迁洛后，由于＂龙门体＂作为斜画紧结新体为官方所极力推崇，平画宽结则被视为中原旧法而被边缘化，但传脉不绝。至北魏分裂为东西魏，汉化中断。而随着鲜卑化复古思潮得到复兴，至北齐而达到鼎盛。平画宽结与斜画紧结，作为二种不同风格类型魏碑，其内涵最大的不同在于：一是斜画紧结作品祛除隶意，强化刀法，是夷变夏的产物；二是平画宽结魏碑，多含篆隶之意，结体平正博大，具嘡嗒之风，而与斜画紧结魏碑的刻厉挺耸恰成对比。在北周周武帝灭佛之前，平画宽结类型魏碑，由河北向山东流播，北齐开始出现大量气势宏大的摩崖刻经，推动平画宽结魏碑臻至高峰。 由上述梳理，可以基本得出一个重要结论：魏碑的生成源于平城，并成熟于平城，其节点即在孝文帝迁洛前后，而不是受清代碑学，尤其是康有为《广艺舟双楫》观点影响，认为魏碑成熟于孝文帝迁洛之后的＂龙门体＂。这是一个需要修正的重要史实。它将根本改变书法史学界对平城魏碑，在魏碑史上史学地位的认识。而书史的真相是，平城是魏碑发源地。平城魏碑既标志差魏碑的早期生成、发展，同时也是魏碑的成熟形态。＂龙门体＂则是＂平城体＂的延续与承继。其承继与延续的节点，即在孝文帝迁洛前后的太和时期。更深层的书史内涵还在于：平城魏碑显示出平画宽结与斜画紧结两种魏碑风格形态的并进。 斜画紧结是魏碑新体，乃夷变夏产物；而平画宽结则是中原古法，乃旧体。其代表人物早期为崔、卢一派。中后期则为郑道昭。至孝文帝迁洛后，斜画紧结魏碑新体臻于高峰，郑道昭平画宽结魏碑相对衰微。至东西魏，龙门新体被否定之后才又得到复兴，并在北齐随着佛法大兴而达到鼎盛阶段。由此，平城魏碑不仅标志着魏碑的生成和定型，并且直接奠定了北朝书法的整体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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