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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中期，明武宗正德帝早死无子，他的堂弟明世宗嘉靖帝即位后，内阁首辅杨廷和，坚持要嘉靖帝认伯父明孝宗弘治帝为父，就为了让年轻皇帝明白，这个皇位不是他天经地义得来的，而是自己从千万宗室挑选了他。
 明武宗朱厚照病重时，一直没有儿子的他，原本是希望给自己挑选年幼的宗室晚辈立嗣的。这亦是任何皇帝的人之常情。然而，等他昏迷到病死后，在皇权交接、天子缺位的几十天空档期，能代表皇权的是他的母亲皇太后张氏。此女全无政治头脑，从明孝宗到明武宗时期的几十年里，一如既往地只想着给娘家和自己两个弟弟捞好处。
 明武宗那两个舅舅张延龄、张鹤龄兄弟，多年来也一直仗势谋私，多行不义，因此和明武宗的关系甚为冷淡。因此，张氏兄弟想借这一回皇位变更、选择一个皇帝来获取“拥立之功”的心理，张太后想借此事让娘家兄弟加官晋爵的心态，被杨廷和轻易利用了。 作为明武宗生前最信任的文臣，杨廷和得以说服张太后，不去给明武宗立嗣，而是按朱元璋定下的皇明祖训，去迎立血缘最近的朱厚熜。 按杨廷和的如意算盘，如果去给明武宗挑选晚辈宗室做嗣子，可选择的人选无一不是父祖在世，兄弟叔伯众多，如益王朱祐槟的众多孙辈，让他们得以靠近皇权，必然给朝局带来太多变数，如宋朝时因为选择了子孙众多、人丁兴旺的濮安懿王一脉，引发所谓“濮议”争论，便是前车之鉴。从公而言绝非朝堂和辅臣之福，从私而言也完全不符合自己的政治利益。 相比之下，朱厚熜年仅十五岁，刚死了父亲不久，又没有其他手足兄弟奥援，也并没接受过正常储君的教育，等同于是毫无政治经验的孤家寡人，自然只能任由自己摆布。 杨廷和本是宦海浮沉数十年，权谋手腕高明的政治老手，张太后很快落入其磬中，对他言听计从，近乎毫无保留的信任,让杨廷和就这么轻易借用了大明皇权。 在明武宗已死，朱厚熜尚未到京城正式继位的38天皇权空档期内，杨廷和相继草拟和颁发《大行皇帝（明武宗）遗诏》、《新君（朱厚熜）登基诏书》，并以张太后的名义发布多道太后懿旨，除掉了明武宗生前信任的边将江彬，命令在京边军归镇，驱逐因恩幸得官者，铲除了恩幸和边将集团； 同时，杨廷和又革除了明武宗在位末年的许多弊政，如释放被无辜关押的囚犯，放回四方进献给明武宗的美女，裁汰锦衣卫和内监局的旗校工役，将皇店、军门办事官校、豹房番僧、少林僧、教坊乐人、南京快马船等“诸非常例者”一律罢遣，停止京师的不急工务，先后裁撤冗员杂役14.87万，因此节省漕粮达153.2万石，是以广收朝野人心，赢得众多赞誉。 然而，作为一个封建官僚，杨廷和也不可避免有行事偏私，党同伐异，排斥异己的另外一面。此前宁王朱宸濠处心积虑十余年，图谋造反，并大肆贿赂明武宗身边近臣。杨廷和同样收受了朱宸濠的好处，才会长期对宁藩的图谋不闻不问。 赣南巡抚王守仁（王阳明）仅仅43天就平定宁王之乱，却因为他是杨廷和的政敌王琼所推荐，最后功高不赏，遭到排挤，愤而辞官。此外，明武宗生前信任的另一大臣，前任内阁次辅杨一清，此刻在乡居中，也同样对杨廷和的专权极为不满。
 然而，杨廷和将“兴献王长子（朱厚熜），伦序当立，遵奉祖训兄终弟及之文，嗣皇帝位”写进《明武宗遗诏》，足以说明他严重缺乏政治远见，忽视了张太后这个政治盟友的利益，也没有给自己留下真正制约新君的关键后手。当然，也可能在摄行皇权的这些天里，杨廷和言出法随，乾纲独断，得以完全施展自己政治抱负，因而竟然志得意满，得意忘形了。 因此，当朱厚熜和兴王妃蒋氏母子上京后，杨廷和这才发现了自己此前的严重疏忽，他企图凭借自己在朝堂暂时的一党独大，强求朱厚熜以皇太子身份入城，改认明孝宗为皇考，张太后为母后。 也就是说，嘉靖帝必须要先承认自己是弘治帝的嗣子，才有资格继位，同时，杨廷和如果能让嘉靖帝在宗法上不再是兴献王和兴王妃蒋氏之子，也就排斥了蒋氏以皇太后身份入主皇宫，给自己的政治盟友皇太后张氏一个交代。 这样的要求，很自然遭到了朱厚熜的断然回绝，甚至以宁可放弃皇位为要挟。 此时让朱厚熜继位为新君的《大行皇帝遗诏》早已布告天下，杨廷和同样也需要通过《新君登基诏书》来继续自己的种种政治举措，顿时陷入骑虎难下的窘境，被少年天子狠狠将了一军。 当时立刻有中下级文官张璁、桂萼等人，组成了支持嘉靖帝不必继嗣，而是尊奉“本生父母”的“议礼派”。背后则是杨一清和王守仁的弟子门人，以及那些不满杨廷和一党独大的文臣士子，纷纷加入其中，一同呐喊声援。他们“以彼之道还施彼身”，就以杨廷和所拟《遗诏》中的“伦序当立，遵奉祖训兄终弟及”为依据，洋洋洒洒千言万论，驳得杨廷和这派的高级官员穷辞以对，竟只能发出“有异议者为奸邪，当斩”的叫嚣，犹如市井泼皮。 杨廷和之子杨慎，本是通古博今一代奇才，他撰写的“滚滚长江东逝水”更是千古绝唱。可叹如此人物一旦陷身政治斗争后，行径竟也如此粗鄙。【国家养士百五十年，仗节死义，正在今日！】这等豪言状语却非为国计民生，而用在如此全然不占道理之事上，更是可笑之极。 嘉靖帝后来对杨廷和的评价，一针见血，一语中的：【以定策国老自居，视朕为门生天子】总而言之，就是“摆不正自己的位置。” 杨廷和能在明武宗去世后的关键时刻影响了帝国权力的走向，首先并非是因为他内阁首辅的身份权柄，而是因为皇权的暂时代表张太后信任了他。
 当皇权信任大臣时，杨廷和就能立新君，写遗诏，党同伐异，排斥异己，一如此前当皇权信任太监时，刘瑾就能成为“立皇帝”，施行变法，更让当时的首辅李东阳噤若寒蝉。 同理，后来的张居正能摄政十年，首先也不是因为他是内阁首辅，而是因为年幼的万历帝无法执行皇权，皇权的暂时代表李太后信任他，仅此而已。 从嘉靖帝继位的那刻开始，这位新任大明天子就已经名正言顺掌握了皇权，如果真想要赶走杨廷和，就是随手写一道圣旨即可，只是这时的嘉靖帝还缺乏政治经验和自己可信任的政治班底，双方才僵持了数年。 杨廷和先后四次封驳嘉靖帝的御批，又不顾双方真正实力悬殊，悍然发动完全不占道理的“大礼议”，最后却因为自己写的遗诏，砸了自己的脚，不得不辞官黯然归乡，也毁了儿子和自己众多亲信弟子的一生前程，临死前一年还被嘉靖帝宣布“为罪之魁，罪当斩首弃市，姑且削职为民”。
 直到几十年后，嘉靖帝死去之后，杨廷和才得到了谥号，很大程度上他也是自作自受。 而杨慎因“大礼议”事件，被流放云南数十年，他对中原汉人文化在云南的广泛传播，贡献可以说居功至伟。 这种传播和融合，也杜绝了云南汉人在与当地土著的融合过程中，身份与文化认同再度异化（从汉四郡变成朝鲜人，到现在的新加坡人，这种例子屡见不鲜）的可能，完成了明朝对云南的“同文同种化”的另一半拼图。 以才学而论，杨慎或许还未必算是有明三百年第一人，但论对国家民族的贡献，杨慎在明朝文人（不算于谦、张居正等政治家）中不做第二人想。  梦隔巴山外，祠遗昆海头。至今词赋在，文采壮千秋！杨慎个人之不幸，却是云南之大幸，中华之大幸！却又是嘉靖帝和杨廷和都意想不到的收获了。 而拜杨廷和所赐，那两位从明孝宗弘治年间起，几十年来一直多行不义的张氏国舅爷（张延龄、张鹤龄），最后也因为嘉靖帝的迁怒而被明正典刑，骄纵了半辈子的张太后落得晚景凄凉，也是咎由自取。 ——只是杨廷和口口声声是为“孝宗敬皇帝”后嗣有人，才发动“大礼议”，而他最终因为一己之私带来的恶果，又有何面目见明孝宗、明武宗父子于九泉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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