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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传隶书由秦末程邈于狱中整理，去繁就简而成。 程邈因罪入狱的“罪隶”身份在书法史中屡被提及， 并逐渐成为“隶书”名称的由来，同时认定其出身不是那么光鲜， 然而事实确实如此吗？ “隶书”之名是怎么确立的呢？ 这背后又隐含着怎样的意义？ 一般认为隶书始于秦朝，是一种为了应对繁忙的行政文书而采用的简化字体。然而从目前出土的竹木简牍等文献资料来看，隶书在战国晚期已为各国广泛使用，非止于秦；因此隶书的定名有着“滞后”现象。或者说所有书体都存在这一问题，它们都经历了一个被塑造的过程。但唯有隶书被用以指称诸多书写形势不同的字体，其名称并非秦汉之专利：例如魏晋南北朝“今隶”被用来指称钟繇、王羲之的小楷或正书；唐代，官方称现今人们说的“楷书”为“隶书”；至宋沈括《梦溪补笔谈》“隶书”条中说：“后之人乃误谓古八分书为隶书， 以今时书为正书，殊不知所谓正书者，隶书之正者耳，其余行书，草书，皆隶书也。”那么为何书体形式变化了，隶书名称却没有变，“隶” 的观念为何从秦汉至唐宋会如此稳定呢？ 一、“隶人”与“隶书” 《汉书·艺文志》云： 是时始造隶书矣，起于官狱多事，苟趋省易，施之于徒隶也。 《说文解字·序》云： 是时秦烧灭经书，涤除旧典，大发隶卒， 兴戍易，官狱职务繁，初有隶书，以趋约易。 卫恒《四体书势》云： 下杜人程邈为衙吏，得罪始皇，幽系云阳十年，从狱中改大篆，少者增益，多者损减， 方者使圆，圆者使方。奏之始皇，始皇善之， 出为御史，使定书。或曰邈定乃隶字也。 秦既用篆，奏事繁多，篆字难成，即令隶人佐书，曰隶字。汉因用之，独符玺、幡信、题署用篆。隶书者，篆之捷也。 学界多以上述诸条定论隶书，并以程邈之“罪隶”身份来确立“隶书”名称之由来，认定其出身不是那么光鲜。然而事实确实如此吗， 是否存在后来人的误读？如果存在，那么误读发生在何时，又是怎么发生的呢？更为前置的问题是“隶书”之名是怎么确立的，又代表着怎样的观念呢？从上述引文中，我们并不能得出结论，但这些材料却指出了隶书的书写和使用情境。 程邈或许是在隶书发展过程中起到重要整理作用的“罪隶”，但并非今人所谓“奴隶” 或因罪而沦为奴隶之意。由“施之于徒隶”和“隶人佐书”来看，隶书与从事文书书写工作的小吏有关，因此澄清“徒隶”“隶人”的身份内涵， 是我们理解隶书的重要切入点。 首先来看“徒隶”。《周礼·宰夫》记载“宰夫之职，掌治朝之法……掌百官府之征令”， “徒”为其八种职责之一，“掌官令以征令”， 即“徒趋走以应呼召者，官令谓官府之令，征令即上所召也”。（丘濬《大学衍义补》）宰夫“八职”既是其职责，亦是其下设官职名称，前四种职责为：正、师、司、旅，皆为王臣；后四种职责为：府、史、胥、徒，为庶人在官，“徒若今隶卒之属”。王力先生释“徒”为：服劳役的人。因此徒、隶首先应做如上分释，合二者之义可见，“徒隶”应指从事“徒”之职责， 服吏役的平民，而非奴隶或罪隶。同时结合宰夫职责可见，“徒隶”实际上仍是从事法令文书的“刀笔吏”。 睡虎地秦简《法律答问》简194曰：“何谓‘耐卜隶’‘耐史隶’？卜、史当耐者，皆耐以为卜、史隶。后更其律如它。”［1］裘锡圭先生就此指出：“所谓‘史隶’，不就是‘隶人佐书’吗？ 在‘更其律如它’之前，‘令隶人佐书’一定是秦官府里普遍存在的现象，所以官狱文书所用的简便字体便得到了‘隶书’之称。”［2］那么“隶人”与“奴隶”“罪隶”是什么关系呢？“耐”为轻刑之名，所谓“一岁为罚作，二岁刑已上为耐”。史、卜违反律令，即“耐”为卜隶与史隶，因此“隶”有“罪隶”的含义。由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可知，史、卜、祝乃周时与文字联系最为紧密的群体，其中就掌握文字而言，对“史”的要求最高，“史官”之职主要是述作官方史书，并逐渐成为文官系统的核心，而获罪后的“史隶” 仍作为“文官系统”中的一员而存在，因此如裘锡圭先生所说“史隶”即“隶人佐书”，应是综合了“史”之职司与“罪隶”之身份，与程邈“罪隶”身份大致是对应的。但这仍不足以说明隶书之“隶”与这一人群的身份及其职司传统之间的关系，以及“隶书”背后更深刻的制度内涵和对整个书法史之“书写观念”的塑造，因此必须对“隶”进行全面的考察。 二、“隶”与“隸”的混淆及其字源义 究竟应该如何理解“隶书”呢？本文在考察中发现，“隶”“隸”二字存在混淆，其字源义亦不同。古人治学以小学入，士大夫们处于当时的家国制度中，自然对此差异能心领神会； 今人以西方现代学科入，于小学及当时的家国制度已经非常陌生。此外古人不曾有今人面临探讨书写背后观念的问题，对他们而言，书写修身与道德事功是不可分割的一体两面，而今人则不加分辨地将一切书体都视为艺术，导致我们无法分辨历史的真面目。 图3-1汉代司隸校尉官印 通过对经部、子部与史部文献中含“隶” 关键词的典型例句分析，我们发现先秦至汉， “隶”之意义主要有以下五种: 其一：因罪或战争沦为奴隶者，从事卑贱的杂役劳作等生活事务，是为广义上的“王之奴仆”。同时产生管理这些隶人的贱役、贱官， 从事王之家事内务，并参与政事事务，可称之为“王之家臣”，是为“内隶”； 其二：泛指官吏、百官，即正式任命的、有官阶的官吏，也就是“外隶”。 其三：服徭役的平民，或服役时获罪之人， 或服劳役的犯人。“徒隶”，既指服徭役的人， 亦有可能为从事法令文书的“刀笔吏”。 其四：地名，指西汉时京畿七郡——“司隸”，设“司隸校尉”一职［3］ ； 其五：隶书、文字字体或文书字体。 通过上述分析可见，“隶”用来指称贱役、服徭役及服役时获罪之人，亦指称“王臣”及庶人在官之人，因此“隶”在某种意义上主要表达属性，是指称非常广泛的词语。故后世将《汉书·艺文志》《说文解字·序》《四体书势》《书品序》及《书断》引蔡邕《圣皇篇》等文献资料混为一谈，并作发挥，以程邈下狱为“奴隶”之身份而名书的推论不能成立。 程邈“衙吏——罪隶——御史”身份的转变，实际上勾连出以程邈为代表的杰出“史隶” 改造隶书时的际遇、背景和使用情境。因此， “隶”在上述五个主要使用范畴中，“以使用情境名书”或“以身份名书”只能显示隶书之名由来的一个侧面，并不能就此说明隶书背后之观念。当我们将上述材料统合来看时，必须重新认识汉代在监察制度方面的一个重要举措：隶书之“隶”义及其观念就隐藏于依周官“司隶”而设的“司隸校尉”这一王之家臣的职司及其内涵之中。此外长期以来被学界忽略的“隶”与“隸”字源义，也应当被重新认识， 因为二者并不是同一个字。 在今天“隸”与“隶”大都被视为繁简体字关系，事实上“隶”与“隸”既不是繁简关系， 也不是异体字或者碑别字关系。《说文解字》云：“隶部，文二重三”，即两个文字共用着三种文字构型： ，及也。从又、从尾省。“又”持“尾”者， 从后及之也。凡隶之属皆从隶。徒耐切。 ，及也。从隶声。诗曰： 天之未阴雨。臣铉等曰枲非声，未详。徒耐切。 ，附着也。从隶柰声，郞计切。，篆文隸，从古文之体。臣铉等未详古文所出。 由此可见、二字，音义皆同，为同一字； 与此二字音义皆不同，故不是同一字。因此我们可以做出如下判断， （ ）、二字有可能在“隶古定”［4］后共用着上述三种写法。 众所周知，汉代小学重视形、义，至清代开始注重文字发音，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从音训与意义的角度，对（ ）、二字进行了考证，得出与“逮”音义皆同，“逮专行而隶废矣”的结论，同时进一步指出与“仆” 义同，正是本文前面所论“王之奴仆”中的底层“隶人”；而那些战俘、触犯律令者等也有可能沦为此列，这正显示出上古时期“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家国制度与观念。 在汉代出现的多枚“司隸校尉”官印中， “隸”之右旁均做，而且文字构型非常稳定， 与《说文解字》隶部所载字之构型相同。汉代官印代表着官方对文字规范的认定，因此我们得以对司隸校尉之“隸”在制度层面的观念塑造展开讨论，对“隸”做出判断［5］。 表3-1战国“隶”字构型举例 从古文字学证据来看，由表3-1 可见— 二者书写形式相近，显示出春秋、战国（晋）文字之承继关系，晚出的字文字构形更为工整； — 同为战国（晋）之文字，三者共同构成两种基本书写构形。因此在某种意义上— 、，即“隶”“隸”二字在春秋、战国时已出现《说文解字》所谓“文二重三” 现象， — 在构型上非常接近，至东汉被规范化为（徒耐切）。同时《说文解字》 条云：“凡隶之属皆从隶”，及隶部“文二重三”， 、的字源应该是（徒耐切），那么周时应当写作“司隶”，司隸校尉既从周制，其意义上自然具有了（徒耐切）之本义［6］。 因此“司隸校尉”中的“隸”延续了“隶” 的内涵与观念，其本义应为“从后及之”（逮捕），在“隶古定”的过程中混淆了“隸”之奴仆、隶人、徒隶等义。 三、“司隸校尉”与“隶书” 在传统历史学研究里对“司隸校尉”的研究并不多，大部分也从官职制度视角展开，从监察制度层面来探讨思想史、观念史意义的研究极少，在书法史或艺术史学界更无人问津。本文认为这正是历史学者与艺术史学者所忽略的，汉“司隸校尉”承周官之制，在思想、观念方面形成了强有力的牵引，随着“司隸校尉” 从临时到常设，在纠察百官的过程中重新塑造了“隶”与“隸”（因二字“文二重三”，本文选取一般用法进行比较说明）之观念，进而对“文书书写”和“隶书”观念的形成产生深远影响。对司隸校尉在制度与观念中的意义探析，将关乎我们对“隶书”的深入理解。 司隸校尉始置于征和四年（公元前89 年），与征和二年“巫蛊事件”的发生有着直接关联，这是汉代司隸一职由卑而尊的转折点，同时也是制度变革的重要转折点。司隸校尉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官职，它背后又有着怎样的内涵呢？ 《汉书·百官公卿表》第七曰： 司隶校尉，周官，武帝征和四年初置。持节，从中都官徒千二百人，捕巫蛊，督大奸猾。后罢其兵。察三辅、三河、弘农。元帝初元四年去节。成帝元延四年省。绥和二年，哀帝复置， 但为司隶，冠进贤冠，属大司空，比司直。 蔡质《汉仪》曰： 职在典京师，外部诸郡，无所不纠。封侯、外威、三公以下，无尊卑。入宫，开中道称使者。每会，后到先去。 司隶诣台廷议，处九卿上，朝贺处公卿下陪卿上。初除，谒大将军、三公，通谒持板揖。公仪、朝贺无敬。台召入宫对。见尚书持板，朝贺揖。 周代所设“司隸”，即为“王之家臣”—— “执其邦之兵, 守王宫与野舍之厉禁”（《周礼·秋官·司隶》），汉武帝依周制而置，并持节， 加“校尉”军职，典治京师七郡［7］，目的显系保障其履行职责，可以更为直接有效监察、惩治、捕杀犯罪对象；同时司隶校尉与十三部刺史共同构成国家司法监察体系。据引文可知司隶校尉在不同场合其身份及职能是不同的， 廷议时突出其劾奏百官之权，而在朝贺时则位卑，因此在两汉以来一贯有着“位卑权重”， 直接受皇帝统领的官职特点。至光武帝，司隸校尉开始成为常设机构，礼遇和地位大大提升， 号“卧虎”，与尚书令、御史中丞专席而坐， 号曰“三独坐”，冠“进贤冠”。司隸校尉后被罢去兵权，逐渐趋向于行政职能，掌监察权， 逐渐拉开为后世所称道的“两汉吏治”序幕。 常设后的“司隸校尉”直属皇帝，职能主要包括督察吏治、维持京师治安、保证皇帝安全等，既是京畿之地监察百官的中央监察官、治安官，又是“司隸校尉部”即京师七郡及一州（司州）的监察、治安、司法等权于一身的地方官。司隸校尉所查办的，皆是大案要案。有学者对两汉司隸校尉弹劾案进行了统计分析，从弹劾结果看，表中所举四十六案，其中包括反坐者四案和无结果二案，惩戒率高达86%，再次证明司隸校尉在两汉时期确实扮演着极其重要而特殊的角色［8］。此外，从所查办的案子来看，除了少量“巫蛊之祸”、王室纷争祸乱等以外，基本上都是在整肃官制礼仪、职守、德行等。这些整顿吏治、典正官僚制度规范的事实，才是司隸校尉所发挥的真实作用及其背后的重要意义。 “司隸校尉”下设从事史和假佐，从他们的职责以及这些官吏从中央到地方的任职方式来看，具有非常完整的组织结构。其中别驾从事、郡国从事、主簿、门功曹书佐、《孝经》师、《月令》师、律令师、簿曹书佐、都官书佐、典郡书佐等都有非常繁重的文书工作。《汉官仪》记载：“能通仓颉史篇，补兰台令史， 满岁补尚书令史，满岁为尚书郎。”“兰台令史，掌书劾奏。”［9］可见兰台令史皆为善“史书”（即隶书）者，进入的中央机构主要是监察、司法与图籍秘书部门。国家管理中所需的文书政令发布，地方行政的上报，官僚行政能力和道德约束与管理，以及图书典籍的整理和“更隶写以传诵”（王充《论衡·正说篇》）， 都与上述部门相关。 图3-2（西汉）海昏侯墓简牍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博物馆藏 现在我们回到本文讨论的问题上来——即书写观念塑造与书体名称的关系，“史书”称谓源于操持文字与文书的“史官”阶层。通过对“史书”与“隶书”的关键词词频分析，可知两汉期间“史书”词频远高于“隶书”，但为什么“史书”称谓没有被确立下来，最终“隶书”却成为官方书体名称呢？秦朝创建御史大夫作为中央监察机构，汉承秦制，掌监察、行政大权，下设御史中丞［10］。至东汉，御史台成为专职监察机构，御史正式成为中央监察官。从行政监察制度方面来看，御史制度与“司隸校尉”看似重叠，但这正如上文所述，“司隸校尉”无论尊卑，其属性与内涵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既是周官的延伸，又是皇帝的近身“内臣”（内隶），总体上来说其职司性质回到了“化家为国”以前的封建王权“家臣”属性上。因此本文认为司隸校尉在原本由“御史大夫”所构成的中央监察机关日常文书行政书写的基础上注入“隸”观念，对“隶书”名称定名起到了观念重塑的重要作用，亦即因此“隶书”之名是由“司隸校尉”官职名称重塑而来。 司隸校尉直接听命于皇帝，在整顿“吏治” 过程中都涉及大量的“文书”工作，文书的书写意义进而与秦汉以来的《为吏之道》，亦即“五善”——忠信、清廉、审当、善行、辞让等道德规范相关联。在“以文书御天下”的日常劾奏中自然而然形成“隶书”概念；同时随着司隸校尉在王权政治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极大丰富了“隶书”的内涵——为司隸者多“刚直高节，志在奉公，刺举无所避”之士，从观念史角度而言，司隸校尉之公正、忠直、奉法不阿的性格自然而然地进入到“隶书”内涵之中； 其辅佐王政的意涵，对应于“佐书”“佐隶”， 显然就具有了“王佐之书”的意义。［11］ 今天人们对隶书误读、误释的根源是因为对传统家国制度已经不了解，但目前更为重要的是将“隶”与“隸”字源意义的混淆进行澄清。对于汉人来说，这种混淆不是绝对的混淆， 而是对意义进行了转换，继而形成了观念区隔， 《说文解字》将二字在字源上分开，意义解释清晰，说明汉人对此是清楚的。这种混淆应当是随“隶古定”一起发生的，长久以来使得“隶书”具有多重观念，只有明白了隐藏在历史中的这些问题，才能够将其还原到历史语境中。 四、隶书与“隶观念”的长程存在 在明晰隶书内涵及其观念后，我们来看一下“隶”之观念系统的承继与长程存在。 “司隸”相关词语在两汉大量出现，其义有二：一为地方名称，即“司隶校尉部”，汉武帝元封五年（公元前106 年）所设，下辖河南、河内、河东、弘农、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后汉书·郡国一》）其所属区域实为京畿重地；二为官名，即“司隸”或“司隸校尉”。当我们将考察视野放大时，立即感受到“隶观念”的广度和深刻性。 图3-3（东汉） 《熹平元年严巨昭残碑》拓本局部 本文对汉至唐, 司隸（地名）与司隸校尉（司隸）及其官属（官职）两类关键词进行了统计分析，通过数据可视化以后呈现出表3-2 的历史分布情况。“司隸校尉”“司隸”这两个关键词词频非常高，《汉书》中出现六十九次， 《后汉书》中出现了二百三十二次，三国（魏、蜀）出现了八十六次，两晋攀升到一百五十三次，南北朝一度消失，隋、唐被再次使用，至唐正式确立“三省六部制”后，司隸校尉这一职官名称彻底消失。 从官职制度史来看，周之司隸、汉之司隸校尉“掌徒隶而巡察”，一直到唐设“司隶台大夫一人，正四品，掌诸巡察”之间的关系一脉相承。 《唐书·官品志》“司隸大夫”条曰： 其所掌六条：一察品官以上理政能不；二察官人贪残害政；三察豪强奸猾侵害下人及田宅逾制官司不能禁止者；四察水旱虫灾不以实言，枉征赋役及无灾妄蠲免者；五察部内贼盗不能穷逐，隐而不申者；六察德行、孝悌、茂才、异行隐而不贡者。 至隋唐制度变革后，“司隸”之职事规定得更加清楚，实际就是对“吏治”的监察和辅政， 其监察范围非常之广，而且与周、秦、汉一脉相承，但仍未脱去作为皇帝“家臣”之身影。由此隶书作为汉代文官制度的组成部分，是一个以皇帝为中心的家国同构政治体，把自己的日常运作投射到书写规范的过程。它是如此有影响力，虽然宇宙论儒学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已经解体，但一直到唐代，心性论儒学成为官方意识形态，隶书仍是官方对规范性书体的称呼。由此我们则可明晰沈括《梦溪补笔谈》“隶书” 条中为何将正书、行书、草书皆统于“隶书” 的观念之下，实即“行政文书”也。从中亦可见书体名称受到制度的牵引关系。这样“隸书” 的意义在文字、文书与书法（艺术）观念系统中才能够自恰，“隶书”观念的长程之谜也将得以解开 ［1］ 睡虎地秦墓竹简[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78: 234. ［2］ 裘锡圭. 文字学概要[M]. 台北: 台北万卷楼图书公司, 1994: 81. ［3］ 为便于区别“隶”与“隸”二字的意义及观念，本文从汉印“司隸校尉”，在表达与“司隸校尉”相关的“司隸”“隸”时皆使用目前人认为的繁体“隸”字。表述周官“司隶”时用此。下同。荀绰《晋百官表注》曰：“司隶隸尉，周官也。征和中，阳石公主巫蛊之狱起，乃依周置司隸。”（《后汉书·百官四》，卷二十七） ［4］ 关于“隶古”与“定”，唐代陆德明《经典释文》、孔颖达《尚书正义》、颜师古《匡谬正俗》，以及宋代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三，以至近代均有学者提出相关意见，本文依从裘锡圭先生之见解，余不再注。裘先生说：“伪孔安国《尚书序》里有‘隶古定’的说法（或谓‘隶古’与‘定’不应连读，这里用一般的读法），指用隶书的笔法来写‘古文’的字形。后人把用楷书的笔法来写‘古文’的字形称为‘隶定’。”参见：裘锡圭. 文字学概要[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8: 78. ［5］ 佐野荣辉, 蓑毛正雄. 汉印文字汇编[M]. 东京: 雄山阁出版株式会社, 昭和五十七年1982): 725—726. ［6］ 季旭昇. 说文新证[M].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2010: 208. ［7］ 京师七郡，三辅：京兆、左冯翊、右扶风；三河：河东、河南、河内。 ［8］ 苗天娥. 两汉司隶校尉的职能与作用新探[J]. 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7, 36(6). 同时参见笔者博士论文《“隶变”与秦汉至唐书法史互动兼及书法传统形成——以“含书体关键词的例句”数据库与观念史研究方法为中心》第二章第四节。 ［9］ 孙星衍, 周天游. 汉官六种[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0: 145. ［10］ 《汉官仪》云：“御史中丞二人，本御史大夫之丞。其一别在殿中，兼典兰台秘书，外督部刺史，内领侍御史，受公卿章奏，纠察百僚，休有烈光。”同注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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