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起源的“群造说”指谬
（刘冰清编辑制作）(2014-09-29 08:22:01)
关于汉字的起源，中国五千年来的历史文献都记载：仓颉造字。
但是近代以来，特别是“五四”运动，催生出反传统、西学崇拜的所谓“新文化”运动以后，一些学者标新立异，否定“仓颉造字”说，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曲解、改造历史，创立汉字起源新说，提出：
文字起源于刻划符号（代表人物∶郭沫若）；文字起源于图画（代表人物∶唐兰）；文字是劳动人民创造，非一人一时的产物（代表人物∶鲁迅、郭沫若）……等等。
这种种说法，无事实依据，不能自圆其说，属个人主观臆断，经不住质疑、推敲。但因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及师徒相传的学术派别利益，竟成了当今古文字学界的主流观点，被当成汉字起源的理论。
下面，就让我们来辨析其谬∶
一、汉字起源的“刻符号说”与“图画说”之谬
岩画图像
近代以来，中国考古界先后发现了一系列较殷墟甲骨文更早，与汉字起源有关的出土资料，包括原始社会晚期（如仰绍文化时期的半坡遗址、大汶口黑陶）及有史社会早期出现在陶器上的刻画或彩绘符号，也包括一些少量的刻写在甲骨、玉器、石器等上面的符号。
其中最早的刻画符号，出现在贾湖遗址（河南省舞阳县舞渡镇贾湖村），距今已有八千多年的历史。
据此，一些专家逐渐提出汉字起源的“刻画符号说”与“图画说”。
刘大白在1933年《文字学概论》中说∶“先有记号，后有图画……所以我们可以知道，文字是发生于记号和图画二源的，而记号一源，更早于图画。”
郭沫若在《古代文字之辨证的发展》一文中说∶“半坡彩陶上每每有一些类似文字的简单刻画，和器上的花纹判然不同。……彩陶上的那些刻画记号，可以肯定地说就是中国文字的起源，或者中国原始文字的孑遗。”
唐兰在其20世纪30年代出版的《古文学导论》中持“文字的起源是图画”的观点。而在其40年代所写的《中国文字学》中，观点有所变化∶“最初的文字是书契，书是由图画来的，契是由记号来的。”
周有光、朱德熙也是持文字起源于图画的观点，认为文字起源于图画，图画文字是文字的先驱。
1973年，古文字学专家于省吾对半坡遗址的陶片上的刻画符号，进行研究和破译，开了将刻画符号当作文字研究的先河；随后，唐兰对山东大汶口遗址的陶片上的刻画符号，也进行“文字”研究和破译；再后来，李学勤把二里头遗址的陶片上的刻画符号，和贾湖遗址的陶片上的刻画符号，认定为“文字”。
但是，用“文字”的标准衡量一下，这些说法显然是站不住脚的。
1.文字是记录语言、表达思维的书写符号系统。凡不能记录口语、不成系统的各种符号，都不能说是文字。
2.汉字是形、义、音的统一体，三者缺一不可。
3.文字能缀连成词、句、文章，表达明确、复杂的思想与观念。凡不能随意组合使用、表达明确思维的，均与文字无涉。
刻画符号是陶工用来记数、记事等的记号，即使再复杂，也与文字无关。到春秋战国时期，陶工还在使用刻画符号就是明证。
图画虽有形、有意、有理，却无声。图画不经抽象、演绎、赋音，是不可能自然转换为文字的。图画可以任意描绘，而始终是图画。所以历史上各种各类绘画多了去了，没有一例演变成文字的事实。
刻划符号与图画，在文字产生之前就存在；文字产生之后，它们仍然存在。三者互相独立，互不干扰。尽管它们之间有着很多相似之处，但始终不属于同一系统。
刻划符号就是刻划符号，图画就是图画，无论历史怎么久远，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刻划符号与图画，始终没有具备过文字的性质与功能。
二、汉字起源的“群造说”之谬
汉字起源的“群造说”认为∶文字非一人一时所造，而是广大劳动群众在长期的生活劳动中逐步创造出来的；仓颉如果确有其人，应该是文字整理者或颁布者。
1926年，鲁迅在《中国文学史略》（在厦门大学教课时的油印讲义）中说∶“要之文字成就，所当绵历岁时，且由众手，全群共喻，乃得流行，谁为作者，殊难确指，归功一圣，亦凭臆之说也。”
鲁迅在《且介亭杂文．门外文谈》中更以有些调侃的口吻说：“在社会里，仓颉也不是一个，有的在刀柄上刻一点图，有的在门户上画一些画，心心相印，口口相传，文字就多起来了，史官一采集，就可以敷衍记事了。中国文字的来由，恐怕逃不出这例子。”
鲁迅的上述论断，正可谓“凭臆之说”，真乃“门外”谈“文”。比如汉字出现那会儿，铁器是否出现恐还未知，至少没有普及到劳动大众，何来“在刀柄上刻一点图”之说？
1972年，郭沫若在《古代文字之辩证发展》一文中说：“文字是语言的表象。任何民族的文字，都和语言一样，是劳动人民在劳动生活中，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多头尝试到约定俗成，所逐步孕育、选练、发展出来的。它决不是一人一时的产物。”
裘锡圭也同意这种观点，他说：“原始汉字在原始社会晚期出现的时候，是劳动人民的创造。”
然而事实是：历朝历代的文献上，没有一条“劳动人民创造文字”的记录，却都记载“仓颉造字”。上古劳动人民都是“文”盲，说“文”盲创造了文字，岂非天方夜谭？所以所谓的“文字是劳动人民创造的”的说法，不过是对马列毛“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说法的附会，纯属主观臆造。
劳动人民生活在社会最底层，其长项是制造并使用各种工具与农具等，而不是文字；文字是劳心者发明并使用的。
史籍中不仅记载仓颉造字，而且记载仓颉造字的缘起，记载仓颉造字的思路、原理、方法，还记载了当时仓颉所造的一些字。如果参照前文《汉字的起源》、《汉字的造字理念与原则》、《汉字造字法－－“六书”》、《汉字造字揭秘－－系统设计，模组构建》，则“仓颉造字”说尤为合理可信，而“劳动人民造字”说则更显荒诞无稽。
第一，史籍明载，在二千五百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仓颉造字”说已经是当时社会的一种常识。
近代以来，通过对出土文献的研究及与不同来源资料的多方互考印证，中国古史记载的可信度相当之高。
如西晋初年，由盗掘汲郡（今河南省汲县，战国时为魏地）魏王墓蒙而现世的《汲蒙书》中的编年古史——魏国史书《竹书纪年》，关于商周史实的很多记载与甲骨文、金文吻合，中国大陆2000年完成的大型史学研究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中，文献资料大多依据《竹书纪年》。
再如，通过对甲骨卜辞等不同来源资料的研究表明，《史记．殷本纪》关于商代帝王世系的记载是基本可信；就是一些历来为史学家以其“言不雅训”而不屑的传统文献，如《五帝德》（今见载于《大戴礼记》。其中第六十二篇，记载宰我向孔子请教黄帝、颛顼、帝喾、帝尧、帝舜五帝事）、《帝系》（《大戴礼记》第六十三篇篇名，记黄帝至禹之世系）、《山海经》（相传为禹之辅臣伯益所作）等，也被证明具有表示事实的一面。
所以，在没有确凿证据证非的情况下，对古史的记载一概采取怀疑乃至否定的态度，显然是不可取。
第二，现存最早成体系的汉字是殷商甲骨文，其历史上限至少在3300年以前。
但从考古资料看，至少在虞夏时期已经有正式文字。如1975年以来，在山西省的襄汾县陶寺遗址（公元前2500年～前1900年）所出的一件扁陶壶上，就发现有毛笔朱书的“文”字。
而甲骨文字单字，据孙海波《甲骨文编》的统计，多达5949个（其中多有同字异构，据最新研究，约为3500个左右），研究发现，甲骨文是一种相当成熟的文字体系，完全符合“六书”原理。
这说明，甲骨文的产生，应该是更久远的事情。仓颉所处的年代大约在四千五六百年以前，由前文《汉字的起源》介绍可知，仓颉造字是一种有缘起（“庶业其繁，饰伪萌生”）、有理论指导原则（“分理之可相别异”）、有具体实现方法（“依类象形”，“形声相益”）、有实现结果（“百工以乂，万品以察”）之自觉的创造活动。以甲骨文相对照，说汉字为仓颉所造，从历史沿革上讲是合理的。
第三，人类创新活动的事实表明，历史上所有的重要思想、理论的形成和重大发明、发现，都是由个人独立完成的。而且这些重要的创新成果即使让大众认识和接受，往往也要经过一个困难、漫长的过程。
而大众在接受和使用这些创新成果的过程中，只会使其简单化、庸俗化，而绝无使其系统化、精细化的现象发生（技术领域除外）。由此可见，仓颉造字说符合创新规律。
第四，以声符为字根的新的汉字分类表《字族表》（收字一万四千余个）表明，汉字造字时声符的选择，是经过精心设计的，绝无随意使用或倚重于某些常用字或简单字的现象发生。
尤其当《汉字造字揭秘——系统设计，模组构建》揭示了汉字造字的玄机之后，所谓“文字非一人一时所造，而是广大劳动群众在长期的生活和劳动中逐步创造出来的”的“凭臆之说”，亦无所遁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