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汉元帝刘奭（音是），乃汉宣帝刘洵在民间时所生长子，八岁被立为太子，长大后柔仁好儒，对宣帝任用文法吏，持刑太深多有非议，曾劝谏宣帝应该用儒生治理天下，而遭到宣帝训斥：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 宣帝认为太子好儒，根本不懂治国之道，汉家制度的精髓是王道、霸道兼杂，若纯任德教，那可以断定，将来乱汉家天下者，太子也！  宣帝就汉家制度训斥元帝的故事，记载于《汉书 元帝纪》中，而前后两代帝王争执的分歧点在于，治下应该以刑名，还是以德？ 往深处讲，其实就是在治国的大政方针上，君主该采用哪一种制度的争论。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熟悉汉代历史的朋友都应该知道，汉初时，统治者采用的是“黄老无为之术”，到了武帝执政，又“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似乎并没有宣帝所说的“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的传统。  那么汉家制度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而且宣帝为什么反对太子重儒？ 就此问题且听笔者慢慢道来。 霸王道杂之的汉家制度从何而来在之前的文章中，笔者曾讲述过，在汉初战乱经年，百业凋敝的特定历史条件下，为了恢复经济，增殖人口，汉政府所采取的“休养生息”政策是恰逢其时。因此从开国到武帝初年，国家在大政方针上的指导思想，依循的是“黄老之学”那套“无为而治”的理论。 概括来讲汉朝早期的六十年，总体施政便是“填以无为，从民之欲而不扰乱”。 但是汉政府在国政上“填以无为”，却并不意味着就放弃了法家之刑罚。  早在刘邦率先攻入关中时，萧何就尽收秦丞相府图籍文书，刘邦称帝开国后，又命萧何等“次律令、定章程”，秦代的典章制度一定程度上被汉朝继承，所以才有“汉承秦制”的说法。 只不过，秦以苛政严法失天下，汉初的有识之士认为应在秦法的基础上，多行仁义，从民欲，这就让汉初的各项政策都带上了浓浓的黄老色彩。 而汉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并在培养景帝时多“以治刑名侍太子”。贾谊、晁错都有主张建法立制，维护中央权威，只是鉴于功臣集团与诸侯王势力庞大，文帝时采用的法家“霸道”还是有限。直到景帝时期诸侯王、功臣集团势力相继退出历史舞台，中央王朝权力空前大涨，黄老无为的指导思想不再适用当下局势，武帝继位后便开始寻求变革。  正逢董仲舒提出了全新的儒家治世观，在以德治国的基础上，赋予王道思想新内核，强调大一统观念，主张天人感应，君权神授。这套完整的理论思想，无异非常适合中央集权的统治。于是在元光元年，武帝罢黜黄老之言，从官方层面尊崇儒家，并选儒士为官，而选官的标准正是以学习儒家经典优劣来评判的。 可以说从武帝起儒家的王道思想正式取代了黄老之学，成为汉朝的既定国策。但是呢，儒家治国的立足点更多强调的是王道的德治，单凭道德约束显然流于空洞。因而武帝在选用儒生之时，还注意继承文景以来重刑名的传统，任张汤、赵禹等增订律例，严刑峻法，上至王公贵族，下到豪强百姓，犯法者多处以重刑。  武帝重法家的霸道，目的在于“以名责实，尊君卑臣，崇上抑下”。在内武帝打击诸侯王、外戚、豪强维护皇权；对外北御匈奴，南收闽越。这都需要动员庞大的人力物力财力，以刑罚治下，凝聚国力财赋是必然之举。 只是单纯任法，难免走上秦帝国老路，“竭民财力，天下虚耗”的问题切实存在，甚至尤甚于秦始皇，可大汉朝廷却并未崩溃。其原因正是武帝“法贵不阿”的同时，又恩威并举，施行王道德治调和的结果 所以这套杂糅儒法两家的治国之术，可谓是武帝一手开创，被汉宣帝继承吸收，并视之为“霸王道杂之”的汉家制度。  儒法之争武帝后期，随着儒学地位的不断提高，察举制成为选仕的主要途径，这使得贤良文学为代表的儒士们在朝中影响力大涨，他们对武帝用刑罚、霸道为主，德治为辅助的治国策略非常不满，要求以《诗》、《书》等儒家经典，替代严刑峻法，效仿周时王道治国，以仁义道德使民心悦诚服，方能长治久安。 为此武帝驾崩后，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二月，各郡国选出的六十余贤良文学，和御史大夫桑弘羊为代表维护武帝政策的官员，展开了一场“盐铁之议”。 这场会议，双方争论的焦点不仅仅是围绕“盐铁”官营的政策上，更涉及了经济、外交，治国理念上的大讨论，本质上讲还是刑、德之争。  这里笔者不着重展开，只谈谈贤良文学们提倡的以德治国的制度是怎样的。 经济上德治派全面否定官营，指责盐铁官营、均输、酒榷等与民争利，主张放任，从民欲的经济政策。 盐铁专营及均输等政策，在执行层面却是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如官营产品质量差，强买强卖等诸多弊病与生俱来，难以根治。但不能否认，汉政府掌握盐铁专营要津，为打击匈奴提供财力支持，并极大的抑制了地方豪强势力膨胀，减缓了豪族兼并小民的局面。所贤良文学所主张的放任经济政策，并不符合国家利益，“驰山海之禁”的后果，得利的绝不是平民百姓，而是豪门大族。从这方面讲，贤良文学所代表的正是，以儒术起家的新兴官僚地主阶级的利益。  而在国家大政制度上，贤良文学提倡“上不苛扰，下不烦劳，各修其业，各安其性”，这套理论太过空洞，单靠执行者的道德自律与个人自觉，没有律法从制度上的保证，如何做到各安其业？ 至于在对匈奴问题上，贤良文学主张厚币和亲，依靠德政的感化保持和平。没有强大国力的支持，以德服人在外看来就是软弱可欺，汉初已经有过教训，贤良文学们的看法太过想当然。 这次儒法之争，虽然背后有霍光与桑弘羊等人权力争斗的影子，但最终结果汉廷在“与民休息”的基础上仍坚持施行“霸王道杂之”的国策。尤其在汉宣帝继位后，更是靠着霸道、王道并行，整饬吏治，降服匈奴，将国家推向了新的高度。  纯任德教的危害汉宣帝不纯任德教，是基于“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 这是当时儒士的通病，他们总以先周王道之治为治国范本，经常谈一些空洞的名目，并不务实，因此不被宣帝所重。治理国家贵在务实，一味要恢复古制，带来的结果必然是毁灭性的。宣帝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才会斥责汉元帝不能纯任德教，德政更多体现在道德教化上，与刑罚相辅相成，这才能实现“治”的统一。  汉元帝即位后，好德政，轻刑罚，对官僚阶层约束不严，之后几任君主皆是如此，驰刑罚的后果就是贵族的特权扩大，外戚势力开始疯狂滋长，仁义道德显然没能遏制特权阶层的贪欲，皇权在官僚地主面前不断矮化，像外戚王氏家族，飞扬跋扈，法不能制，最后更是为王莽代汉创造了足够的条件。 至于王莽新朝时代推行的改制，正是儒家经典中理想的王道政治构想，结果怎么样无需赘言，这种脱离实际的改制如同闹剧，击碎了“纯任德教，用周政”空想。  总的来说，虽然有儒法之争，但实际霸道的法治与王道的德治，两者本身并不冲突，法是现实的规范，德是无形的约束，单纯任用一者，都能将国家置于危险境地。所以这使得历代王朝都引以为戒，也让“霸王道杂之”的汉家制度为历代王朝所共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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