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尊师重道”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一个成语，也被视为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每逢谈起教师、教育或教师节时总被人们广泛引用。这让不少人认为“教师”的职业千百年来一直备受尊重。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唐宋以来，随着科举制的确立，“尊师重道”的传统开始式微，到明清已是有名无实，普通教师的待遇之差、地位之低，读来让人心酸。 看过《儒林外史》的人，一定对周进这个人物印象深刻。此人热衷功名，却屡试不中，考到六十多岁，头发胡子都白了，连个秀才都没捞着。又没有别的生计，只好四处应聘教书先生。  《儒林外史》连环画：周进与范进 《儒林外史》第二回，对于周进的出场是这样写的：村里几户人家商议，想合请一位塾师给孩子开蒙，其中一人推荐了周进，并约好学费是每年十二两银子。书中在此处有段描写： “到了十六日，众人将分子送到申祥甫家备酒饭，请了集上新进学的梅三相做陪客……听得门外狗叫，申祥甫走出去迎了进来。众人看周进时，头戴一顶旧毡帽，身穿元色绸旧直裰，那右边袖子，同后边坐处都破了。脚下一双旧大红绸鞋。黑瘦面皮，花白胡子。申祥甫拱进堂屋，梅玖方才慢慢的立起来和他相见。” 周进下乡赴任，第一个迎接他的却是“狗叫”，暗示其衣貌寒酸，形同乞丐；六十多岁的读书人，做了多年先生，身上仍然没一套像样的衣服；被请来陪客的秀才梅玖，只因周进的身份是“童生”，对他傲慢无礼，人家都进堂屋了，才“慢慢的立起来和他相见”。在后文中，这位梅秀才还对周进大肆调侃挖苦，让他无地自容。  科举看榜图 非但如此，原先说好的学费，结果“合拢了不够一个月饭食”；周进的学堂设在观音庵里，平常的饭菜只有“一叠老菜叶，一壶热水”；有客人来访，他还要帮和尚打扫卫生…… 这时的周进，哪还有半点“师道尊严”，众人对待周进，哪还有半点“尊师重道”？ 不光是周进，那个同样屡试不中、中举后发疯的范进，也曾被丈人胡屠户臭骂：“趁早收了这心，明年在我们行事里替你寻一个馆，每年寻几两银子，养活你那老不死的老娘和你老婆是正经！”  由此可见，在科举最盛的明清社会，教书并不是一种光彩的职业，更多是落第文人的无奈选择， 而所谓“尊师重道”，也似乎与他们无关。 实事求是地讲，“尊师重道”在中国的确是一种古老的传统，而且起源很早。  孔子是历史上最著名的老师，《论语》里更是充满了关于“师”与“学”的经典论述。尽管孔子仕途失意，但其门下弟子三千，很多国君、贵族也对他尊崇备至；墨子几乎一生都是 “布衣之士”，奔走在社会底层，却同样弟子如云，很多人都是终生追随，墨学还一度成为和儒学并肩的“显学”；到了荀子，更是理直气壮地喊出：“国将兴，必尊师而重傅。”这也是“尊师重道”的最早出处。 为什么“尊师重道”会在春秋战国时期如此盛行呢？ 首先是知识和人才的稀缺。孔子之前，文化知识掌握在贵族手中，一般老百姓都是文盲，而孔子、墨子等人收徒讲学，把知识的火种传播到民间，自然会引来大批粉丝，他们本人也被视为道德、学问的化身，受到从国君到民众的广泛尊重。  其次，春秋战国是贵族社会，重要的官职基本都由贵族世袭，普通百姓对当官并不奢望，“官本位”的意识也并不强烈。这些贵族在百姓眼中虽然可畏，但不可敬，反倒被视为“未能远谋”的“肉食者”，一个愚蠢的贵族远不如一个有学问的平民更受尊重；另一方面，当时的社会思潮“百家争鸣”，并没有一种统一的价值观、成功观，有志之士拜师求学，并不只为了高官厚禄，更多的是为了“求道”，或是用自己的学说救世治乱；同样，老师既可以出仕做官，也可以把讲学作为终身职业，这并不妨碍世人对他的尊敬。 这种“尊师重道”的传统至少持续了一千多年。在此期间，尽管官员的选拔方式几经变革，从“世卿世禄”到“乡举里选”，再到“九品中正”，但总体仍未摆脱贵族门阀政治的藩篱，高官显位依然多被世家大族把持，“公门有公，卿门有卿”，而世人对官员、学者、老师的看法也与孔子时代相去不远。许多名师大儒虽然终身不仕，却凭借自己的学问、操守、著作和弟子而声名远播。 但是，科举制的出现，渐渐使这种传统变了味。  科举制度虽在隋唐就已确立，但真正成熟和普及是在宋代。为防武将专权，宋代崇文抑武，大幅提高科举录取人数，鼓励知识分子通过科举进入仕途。从此，中国的贵族政治彻底终结，凭“门荫”入仕的官员越来越少，无数平民子弟通过科举考试改变了自己和家族的命运，“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这让普通民众深受鼓舞。从此，几乎整个社会的智力资源都向科举倾斜，“读书做官”成了知识分子的唯一“正途”，科举及第成为他们证明自己才学的唯一方式。“官本位”的价值观从而确立起来。  宋朝文官（剧照） 尽管有了登天之梯，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爬上去的。无论科举录取的名额怎么扩大，次数怎么增加，还是有无数读书人名落孙山，而对于这个群体，朝廷却没有提供任何明确的出路。他们十年寒窗，除了读书写文章外几乎百无一能，如果连续科场失意，生活很快就会陷入困顿。家境殷实的，还可以继续攻读；有点才艺的，还可以卖卖字画，到达官贵人家做做清客，但更多的人都选择了同一条路：坐馆教书。 只是，这种老师的身价，早已不可与当年同日而语。  科举时代，知识不再是稀缺品，家里稍有条件的都可以读书，而随着落榜者的增多，教师的数量也随之增加，导致供过于求，一些落榜者想找个教书的工作并不容易。一般而言，要想获得稳定的生源，至少要取得秀才的功名，但很多塾师虽然才德俱佳，却连秀才都无法考中，沦为和周进一样的老童生，因此生源不稳，只能四处奔波。 更可悲的是，由于统治者制定的标准，科举不仅是进身之路，也是衡量才学的试金石，如果你科场失败，在世人眼中就是才学不佳，哪怕你平日博古通今，德才兼备，著作等身，也无法为你的考试加分。一旦落榜，很容易被贴上“失败者”的标签，即使做了老师也无法撕去。  还有很奇怪的一点：随着科举的普及，官学教育越来越正规，官学教师属于官僚体系，享受朝廷俸禄，收入稳定，地位清贵；但在官学之外，对教师从业者，特别是基层塾师，政府却几乎不设门槛，坐馆教书既不要教师资格证，也无需办学许可，甚至没有正规的教师考评制度。一些胸无点墨的人因此滥竽充数，误人子弟，闹了不少笑话，也使“教师”的形象越发不佳。 面对这样的社会现实和价值取向，教师的境遇可想而知。  科举落榜者担任的基本都是体制外的私学教师，尤以面向青少年的塾师居多。尽管有少数人享受到东家不错的待遇，但对于多数塾师而言，这份工作只是无奈的权宜之计，他们对教书既不擅长也不热爱，一旦时机成熟，他们依然会参加科举考试。 同时，塾师的东家和学生对他们最多是一种表面上的尊敬，心里却把他们看作“失败者”、穷酸腐儒。就像周进一样，作为塾师最主要的收入来源束脩（学费），东家经常拖欠，以至生活都难以为继；有的东家还会随意辞退塾师，连招呼也不打一个，而且辞退之后拖欠的工资也不结清。即使最终支付了工资，拿到手的也常常是缺斤短两的银钱和已经发霉的粮米。学生们也不省心，调皮捣蛋是家常便饭，即便戒尺责罚也未必管用。 南宋的秦桧，发迹前曾做过私塾先生，面对生活的不如意，他作诗感叹：“若有水田三百亩,来年不作猢狲王。”这两句后来演变为更通俗的“家有三斗粮，不做孩子王”，成为教师的经典自嘲。 清代的郑板桥在中进士之前也曾坐馆教书，他也同样写诗感叹: 教书原来是下流，傍人门户度春秋。 半饥半寒清闲客，无枷无锁自在囚。 课繁子弟偏懒惰，功少东家结冤仇。 从今改过神龛子，天地君亲大牯牛。 在郑板桥的眼中，教书是一种下等职业，寄人门户，收入微薄，学生难教，还要处处看东家脸色。古人标榜的“天地君亲师”早已徒具虚名，“师”的地位还不如换成“大牯牛”呢。 这几乎是当时民间教师的共同心声。他们感受不到多少“师道尊严”，相反是深深的烦恼和自卑。他们甚至不认可自己的“老师”身份，宁愿以“教书匠”、“孩子王”自命。 宋代科举图 但与此同时，在科举时代，有一种“师”是始终备受尊崇的，那就是各级科举考试的主考官，即所谓“座师”。参加科举的士子一旦被某位考官录取，就可以自称是考官的“门生”，而考官也会堂而皇之地以士子的“老师”自居，坦然接受“学生”的拜谒，共同上演中国文化中的荒唐一幕。 这种有名无实的师生关系，到明清已经泛滥。它的意义首先是强化了官场中的裙带关系，催生出一种特殊势力。比如明末的东林党，就经常借这种“师生”关系互相攀附拉抬，在朝中翻云覆雨。 而从长远来看，这种关系进一步扭曲了“尊师重道”的本质，使人认为只有这种身居高位的“老师”才值得尊重。而那些真正为他们传道授业解惑的恩师，却早已被忘到了九霄云外。 让我们还回到《儒林外史》：老童生周进，后来得贵人相助，竟中了进士。他受朝廷委派，去广东主持县试，遇到了老童生范进，于是惺惺相惜，让他中了秀才，并勉励他参加乡试，这才引出了“范进中举”的经典故事。而中秀才之后的范进，立马将周进视为“恩师”，临别时“送出三十里之外”；而此时在周进的家乡，连那个挖苦他的梅秀才都厚着脸皮冒充他的学生…… “尊师重道”到这一步，不过是“尊官重权”而已。 清代科举图 直到今天，科举制对“尊师重道”传统的败坏，还能依稀看到影子。而要真正复兴这种传统，就要彻底消除“官本位”思想，真正提高教师待遇，切实改变教师在权力和财富面前的弱势地位，让教师为自己的职业而自豪；同时，适当抬高教师的从业门槛，制定严格而科学的考评体系，让教师真正成为知识和美德的化身，成为“道”的传播者。 这才是“尊师重道”该有的样子。 参考资料：《儒林外史》《论语》《荀子》《明史》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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