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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国是商的附属国，曾被商“置奠”，辟有田猎地，并配有军队戍边，是商王朝东部边境的一个重要盟国，从一到五期卜辞中均有出现。卜辞中又有“瀼”，“瀼”应该就是襄，或为襄国的一个地名。卜辞：“王其田襄，刚于河。”田襄，商王在襄地的田猎区。河，黄河，商王在去襄地的同时，要途经黄河，说明襄国近靠黄河。又见卜辞“勿益襄，人（夷）方不出于之。”人方是东夷地区最为强大的氏族集团，商王朝后期的主要战略就是征服东夷人方。卜辞大意是不用增援襄军，人方没有入侵。说明人方一出便可到达襄国，两地相邻。 那么商代襄国的具体位置在哪？卜辞中有“自瀼至于膏”的记载，即商王从瀼地出发到膏地去。膏在哪里？卜辞中又有“王狩膏鱼，擒。”膏与膏鱼当属一地，膏即膏鱼。《左传·襄公二十六年》记载：“遂袭我高鱼。”商代膏鱼应该就是春秋高鱼，高鱼属鲁，故址在今山东郓城县西北一带。商王去往膏地要经过瀼地，有说法认为商代襄国在山东濮县，即今天的范县。范县西南一带带“襄”字古地名较多，可能都与这支商代襄族的频繁流动有关。比如《古本竹书纪年》：“魏襄王七年（前312年），韩明帅师伐襄丘。”襄丘，在今山东东明县西一带。《左传·襄公十年》：“卫侯救宋，师于襄牛。”襄牛，在今河南睢县境内。 古高鱼 “襄”的造字本义说法颇多，甲骨文与金文字形差别较大，无法追根溯源，但有一种说法认为可能跟土地播种有关。看“襄”的甲骨文似高举双手或顶着个器皿，看不出耕耘的迹像。笔者以为可能跟族人敬奉土神祭祀土神有关，也许是春耕之前的一种祭祀仪式，故而引申到了播种，所以《说文解字》说：“解衣而耕。”解衣有两种解释，一种是宽衣劳动，一种是指翻土播种。远古族人对土地的敬畏来自土地厚德载物的品德，“襄”字便赋予了一种新的诠释。春秋战国时有许多诸侯的谥号带有“襄”字，宋襄公、晋襄公、楚襄王等等，我们都知道，谥号是国君死后才有的，是后世对其一生政绩和为人的总结，一个君王的品行好坏、有无作为、结局如何凭谥号就可窥见一斑。“襄”代表“地德”，像大地一样广袤延伸的德行，如“辟地有德”、“威德服远”，辟地就是开疆拓土，但前提是“有德”。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土地因为能包容一切而被冠以“厚德”，开疆拓土必须具备德行，使心悦诚服的归顺，才配有“襄”，不然，顶多算“武”，比如楚武王、卫武公、秦武王等。可以想象，早期襄地沃野千里，每年春季来临，族人们无比虔诚的祭祀完土神，兴高采烈的带着农具奔向肥沃的耕地，辛勤耕作翻土播种，祝愿来年获得大收丰。 襄的甲骨文 襄国在商王畿以东边境，边境以外就是夷方，夷方是商王朝东部的顽固劲敌，从商中期以来，一直在对它用兵，到了商末，东夷战争白热化。商王畿东部边境重地设有不少驻兵，襄国地境也少不了一支戍边之师。卜辞：“王在师襄……”师襄，即襄师，商王驻在襄地的一支武装力量，卜辞大意是商王在襄地军营巡视。关于这支驻军，《殷周金文集成》录有商代铜器《小子L鼎》也可一证，其铭文：“乙亥，子赐小子？，王商 (赏 )贝在襄师（次），L用乍父己宝尊。”作器者名字L（上面一只眼睛，下面作双手拉弓状）不释，里面提到商王在襄国军事基地赏赐了小子L贝币，小子L用这些钱铸制了这尊铜器作为纪念。小子L当为商王派驻在襄地的首领，即这支襄师的最高统率。从小子L名字的甲骨文形象来看，此人擅长弓射。 襄地作为商王的田猎地和祭祀场所，商王须经常出入襄地进行各种活动。为了更好的利于统治边缘地区，商王对襄地进行置奠，卜辞中有“……奠……在襄”的记载，这也不失为商王笼络襄族人民、巩固王畿防御东部敌对势力乘虚而入的一种手段。商王设在东部的田猎区很多，范围很广，上面提到的“膏鱼”也有田猎区，商王每每去往膏鱼，必从襄地田猎区经过。“戊寅，王狩膏鱼，擒。”商王在膏鱼之地狩猎，擒获了猎物。卜辞：“获麋两百……在襄。”、“贞于乙酉陷麋在襄。”襄地多麋鹿，这是襄国向商王一次性进贡麋鹿两百头。“贞翌丁巳侑十羌，在襄。”这是商王在襄地用羌牲进行祭祀活动。 商代铜器“小子？鼎”铭文拓本 结合五期卜辞的记载，襄国应该参与了商末东夷之战，助商王征服东夷地区。最后结局或于商末大板荡时期被武王所灭。襄国亡后，其部分族人可能南迁到了河南襄城县、鲁山县一带，鲁山县南部有瀼河乡，因境内瀼水而得名，包括再往南边的湖北襄阳，其境内有襄山襄水，都或跟这支商代襄族来此定居有关，尽管襄阳地名来历说法不一。传统资料多认为各地带有“襄”字地名源于春秋时代某些国家的国君谥号，比如襄城县源于周襄王曾在此避难、襄邑县（今河南睢县）则来源于宋襄公等等，不过其中不排除商末周初社会转型时期襄人流居此地的可能。 文/堰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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