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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石:先秦两汉嵌绿松石漆器研究

2019-09-16  钰鉴咖

  摘要:嵌绿松石漆器的类型,新石器时代主要是腕饰和头饰,夏、商、西周以觚、豆为基本组合,西汉以杯、盘、案、奁为基本组合。至迟从二里头文化时期开始,已能按需制作各种形状的绿松石嵌片。镶嵌方法主要为槽孔式平嵌,绿松石片的分布呈散点式或拼合式,西汉出现地纹式。嵌绿松石漆器使用者的身份等级很高。云南嵌绿松石漆绘铜腰扣的普遍使用则体现了滇文化特色。海岱地区大汶口文化和中原地区陶寺文化以绿松石饰漆器,良渚文化则以玉饰漆器,体现不同地区间的文化联系与差异。

  绿松石为一种含水的铜铝磷酸盐矿物,或因其“形似松球、色近松绿”而得名,简称“松石”。绿松石产地以鄂西北的郧县、竹山县最为著名,其次是陕西的白河、安康,新疆、安徽也有产出。中国绿松石之名,始著于清;甸子之名,始见于元。《清会典图·冠服一》载:“皇帝朝珠,用东珠一百有八,佛头、记念、背云、大小坠珍宝杂饰惟宜。惟圜丘以青金石为饰,方泽珠用蜜珀,朝日用珊瑚,夕月用绿松石”。

  宋、元、明时期,称绿松石为“碧淀子”、“碧甸子”、“碧靛子”、“北靛子”、“甸子”等。南宋周密《癸辛杂识·西域玉山》记载:“刘汉卿随官军至小回回国,去燕数万里。每雨过,山泥净尽,数百里间皆玉山相照映,碧淀子皆高数尺,岂所谓琅玕者耶?”《元史·食货二》载:“山林川泽之产,若金、银、珠、玉、铜、铁、水银、朱砂、碧甸子、铅、锡、矾、硝、碱、竹、木之类,皆天地自然之利,有国者之所必资也,而或以病民者有之矣。”又载:“产碧甸子之所,曰和林,曰会川。”元代陶宗仪在《南村辍耕录》之“回回石头”一节中列举了三种甸子:你舍卜的,即回回甸子,文理细;乞里马泥,即河西甸子,文理粗;荆州石,即襄阳甸子,色变。明代王佐《新增格古要论》卷六载:“碧靛子出南蕃、西蕃,青绿色,好者颇与马价珠相类,有黑绿色者低,皆不甚值钱,又谓之北靛子,宜镶嵌用”。

  汉唐以前,夏商周乃至新石器时代,绿松石有何称谓,学界尚无一致认识。有研究者根据古文献记载,认为“琳”指绿松石,“璆琳”指球状或粒状绿松石,“璆琳”有时简化成“璆”或“琳”,皆指一物;“璆琳琅玕”可直释为“球粒状绿松石珠”,简称“绿松石珠”或“松石珠”。也有研究者考证“璆琳”为青金石,“琅玕”为巴㻝(宝石)。

  对于中国古代嵌绿松石漆器,尚无学者做过专门研究。对于中国古代绿松石器,尤其是新石器时代绿松石器,一些学者的研究成果可资借鉴。从目前的考古发现情况看,至迟在新石器时代已在漆器上嵌绿松石了。本文重点探讨考古发现数量相对较多的先秦两汉嵌绿松石漆器,虽胎骨大多已朽,但存痕迹及绿松石嵌饰,有的可辨器形和纹饰,有的尚可复原。下面择保存稍好、器形较明确者进行重点分析。

  一、先秦两汉嵌绿松石漆器的类型及其特征

  (一)新石器时代嵌绿松石漆器的类型及其特征

  考古发掘能够确认的新石器时代嵌绿松石漆器数量非常少,可辨器形有腕饰、头饰等。

  1. 朱漆木器、木柄 江苏新沂花厅新石器时代墓地M4“在靠近墓主脚部的墓底,有一块长宽各约0.4 米的不规则涂红彩的地面,上面镶嵌8 颗圆形小绿松石片。”M18 男性墓主“头部近坑边处有一片朱红色彩绘地面,上面镶嵌绿松石,与M4 的情况类似。”花厅M4和M18 中的所谓嵌绿松石的红彩地面,应是漆木器腐朽后的残迹。同墓地M50 出土一组10件绿松石片(M50:29),色泽碧绿,磨制光滑,正面略弧鼓,底面平整(图一,1)。其中圆形1 件,直径1 厘米;条状圆角形9 件,两端呈圆弧状,两边近似直线,长1、宽0.5 厘米。此为玉斧木柄端的嵌饰,木柄应髹朱漆。

  2. 腕饰 山西临汾下靳墓地出土2 件嵌绿松石腕饰。M76:1,宽环带状,在黑色胶状物上贴附绿松石碎片,其上等距镶嵌3 个白色石贝。周长30、宽9 厘米(图一,4)。M136:3,状似手镯,在黑色底上贴附绿松石。外径9.5 厘米。两墓主均为老年女性。

  山西襄汾陶寺墓地出土8 件腕饰, 分别出自M2001、M2013、M2023、M3168、M2010、M2028、M3003、M3085。其中墓主为男性者2 座、疑为男性者1 座,墓主为女性者2 座,性别不明者3 座。其中7 件出自右腕部,1 件情况不明。镶嵌所用的绿松石片均呈不规则形,大小不一,最大的长2.3、宽处达1.3、最小的长仅0.2、宽仅0.1、厚0.03 ~ 0.15 厘米。绿松石片表面一般都磨光。“松石片以下普遍有一层黑色胶状物,同玉骨组合头饰及漆木器彩绘层下发现的性状相同,至今仍有一定黏度,厚0.2 ~ 0.4 厘米不等,推测是生漆或其他有机树脂类黏合剂。有的在黑色胶状物之下另有一层较疏松的炭化物,颜色比胶状物稍浅,无黏性,或应是皮革一类衬托物的痕迹”。笔者认为这些绿松石片应是漆木腕饰上的嵌饰,皮革既薄又软,不适合镶嵌大量绿松石饰,更不适合作腕饰。保存较好的4 件中有3 件形制大致相同,呈圆筒状,出土时已被压扁,每件暴露部分表面嵌绿松石片均为一百数十枚,每片大小相近,长、宽多为0.3 ~ 0.5 厘米。M2001:3,宽10.8、高8.3 厘米(图一,7)。M2010:4,宽10.5、高7.8 厘米(图一,5)。M2023:4,在上下边缘各有长条形的牙片两列镶出边框,每列各见6 片。下缘大部已残缺。宽8.8、高5 厘米(图一,2)。M3168:6,上端宽14、连同石璧高25厘米。较突出的牙饰有五组,牙饰之间及周围满布绿松石片,约90 余枚。其下部为一件大理石质的璧。外径13.5、厚0.7 厘米(图一,6)。发掘报告认为这件石璧也是腕饰的一部分。笔者认为这件石璧应是单独的,并非与绿松石片和牙片共同作为嵌饰使用。因为石璧太大、太厚、太重,不宜作为嵌饰,而且从出土情况看,它原来也应是套在腕部的,后被压平,其上缘与牙饰下缘互相叠压。

  3. 头饰 山西襄汾陶寺墓地M2010、M2001、M2028、M3018、M2023、M2003、M2011、M2024、M2081、M2255 出土玉骨组合头饰,形制相似,嵌绿松石,最少的10 余片,最多的60 余片。笄上部表面有黑色胶状物,笄与环交接部位用黑色胶状物胶着固定,绿松石片底部也有黑色胶状物。发掘报告推测黑色胶状物是漆或某种树脂。墓主有男有女。其中最精美、保存最好的头饰为M2023 出土者,包括骨笄、半圆形穿孔玉片、弧形穿孔玉片、玉坠饰各1 件以及绿松石嵌饰60 余片(图一,3)。

  值得注意的是,考古发现的新石器时代绿松石嵌片还有很多,特别是新石器时代末期,发现的绿松石多数是作为镶嵌片使用,在一些遗址中发现了大量的镶嵌颗粒和镶嵌片,其中不乏漆器上的嵌饰,惜具体情况不详,器形不明,本文不作讨论。

  (二)夏商周时期嵌绿松石漆器的类型及其特征

  1. 动物形绿松石嵌饰 主要有龙形和兽面形,应为漆木器上的嵌饰,具体器形不明。

  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2002VM3 出土1 件龙形绿松石嵌饰,由2000 余片各种形状的绿松石片组成,以三节实心半圆形的青、白玉柱组成额面中脊和鼻梁,以顶面弧凸的圆饼形白玉为睛。龙首外缘立嵌两排绿松石片,龙身外缘立嵌一排绿松石片。在距绿松石龙尾端3.6厘米处发现1 件绿松石条形饰,与龙体近于垂直,二者之间有红色漆痕相连,原应为一体。每片绿松石的大小仅有0.2 ~ 0.9 厘米,厚仅约0.1 厘米。龙身长64.5、最宽4 厘米。由龙首至条形饰总长70.2 厘米(图二)。整个龙形绿松石嵌饰及其近旁有多处红色漆痕。这些绿松石片和玉饰均无孔,应是嵌粘在某种器物上的,这种器物应比龙形绿松石嵌饰大,胎骨有一定厚度,考虑到龙形绿松石嵌饰及近旁有多处红色漆痕,笔者认为其为木胎漆器的可能性最大。

  武汉盘龙城遗址杨家湾商墓M17出土兽面形绿松石嵌饰1 件(M17:31)。兽面由大量各种形状的绿松石片组成,呈两组分布于南北两侧,中间则见较小的方形或梯形绿松石片。兽面的眉、目、鼻梁和牙用金片制成。南面残存兽面长约16.5、宽约20 厘米,北面残存兽面长约13、宽约6 厘米(图三,1)。发掘者做了复原研究,认为它可能是一件兽面纹面具。清理时在绿松石片上下曾发现黑灰色物质,应是所附着器物的痕迹,笔者认为以木胎漆器的可能性最大。杨家湾商墓M13出土五处绿松石饰。其中一处由数十块绿松石片和蚌片组成,绿松石片形状各异,面、边磨制光滑,有一件呈椭圆形,似鸟眼珠;蚌片均为长方形。从彩照观察,其应为漆器的残存部分(图三,2)。

  2. 漆觚 内蒙古赤峰大甸子墓地有30 多座墓葬出土了漆器,可辨器形有觚、筒形器等,内外皆髹朱漆,并发现经过加工的绿松石片、蚌片、螺片。“所见松石片皆拼摆呈平面,蚌、螺片都是修整呈长条形,拼摆在松石片之间。这些都是一面磨光,另一粗糙面贴附黑色胶结物质、或红色涂料、或漆膜。表明这些松石、蚌、螺片是附在已朽坏器物上的镶嵌物。可能墓中原来有镶嵌松石、螺甸的小型漆木器”。如M726:7,木胎,直径16.5厘米,下端残,现存高30.5 厘米(图四,1)。该器漆膜薄如纸,出土时尚有韧性,呈红色。全器内外表面均有漆膜,内外漆膜之间的胎骨已朽,呈1 毫米左右的空隙,漆膜里侧印有纤细的木质纹理。M726 中还有2 件与此器形状相同的漆器痕迹。另外还有5 座墓的壁龛中各有1 件漆觚。从考古发掘报告的文字介绍和图片看,还不能肯定漆觚上嵌了绿松石,但可以确定的是,该墓地出土了嵌绿松石漆器,且嵌蚌饰。

  北京琉璃河西周燕国墓地M1043 出土1件嵌绿松石漆觚(M1043:14),木胎,器身髹红漆,镶三道金箔,在下面两道金箔上镶嵌有绿松石,两道金箔之间雕刻出三个变形夔龙纹,以绿松石为目。复原口径13.3、高28.3 厘米(图四,2)。M1043 墓主身份为燕国高级贵族。

  3. 漆盘、盒 河北藁城台西商代遗址T6 西房的最南室和西房北起第三室的门外出土漆器残片26 块。木胎已朽,但原来涂在器内的朱红色和器外的髹漆依然存在,而且色彩绚丽鲜明。这些残片中,T6:57 都是先在木胎表面用利刃雕刻成各种各样的花纹,然后再涂朱、髹漆、镶嵌。这样在漆器的表面,就显露出黑红两色浮雕式的美丽花纹。花纹的种类有饕餮纹、夔纹等,在雷纹和饕餮纹中还嵌绿松石(图五)。绿松石形状有三角形和圆角方形两种,大都嵌在饕餮纹的睛部和眼角。器形有圆形浅腹盘、圆形带盖盒等。

  江苏浒墅关真山大墓出土百余件形状不一的绿松石片,皆为一件漆盒上的嵌饰。绿松石片被加工成云雷纹或夔纹的一部分,另有圈、点等形状,可拼成多组图案。该墓年代为春秋中晚期。墓主身份可确定为吴王。

  4. 漆木柄 湖南慈利县石板村战国墓M20 出土匕首柄1 件(M20:2),木胎,竹节形,用薄铜片穿扎其间,外髹黑漆,近首端饰复线几何纹和三角雷纹, 嵌绿松石, 宽格两面均饰同心圆纹,外饰凸点纹一周。茎残长11.4、宽2.8 厘米(图六,3)。墓主身份等级不详。

  5. 漆背铜镜 湖北包山楚墓M2出土2 件嵌绿松石漆背铜镜。由镜面和背托两部分组成。圆形镜(M2:432-9),镜托中央铸柿蒂纹,周围铸镂空四分蟠螭纹;外圈饰勾连云纹,其内嵌绿松石多已脱落。镜托髹黑漆。直径14.9、厚0.3 厘米(图六,2)。方形镜(M2:432-3),镜托中央铸柿蒂纹,周围铸镂空四凤纹;外圈饰勾连云纹,其内嵌绿松石多已脱落。镜托髹黑漆地,以红、黄色彩绘。边长11.1、厚0.25厘米。该墓年代为战国晚期,墓主身份等级为大夫。

  6. 漆绘铜腰扣 滇池地区出土了大量镶嵌型扣饰,这类扣饰扣面内凹,中央镶嵌玛瑙扣,部分扣饰玛瑙扣边缘用黑漆绘几何纹;扣面镶嵌绿松石片或玉环,通过绿松石片的排列形成各种花纹。其年代大致从战国至西汉。如昆明羊甫头战国中期滇文化大型墓葬M19出土了10 件嵌绿松石腰扣。其中8 件圆形内凹,正中及扣面嵌玛瑙、绿松石饰等,个别嵌一周玉环,直径7.8 ~ 15.6 厘米(图六,1)。另2 件为圆形鹰面扣,直径17.1 ~ 19.6 厘米。发掘简报对于这些铜腰扣的介绍非常简单,未配彩照,只能根据同一墓地汉墓出土铜腰扣彩照推断,它们表面也应有漆绘纹样。

  7. 漆车 《周礼·春官·巾车》中有较多关于漆车的记载,如“漆车藩蔽”等。考古发现的漆车数量也不少。可以确定以绿松石为饰的漆车,在商代已出现。如河南殷墟小屯第二十墓出土的第一类乙种车,在舆的范围内有很多红漆皮,应与舆有关。车的铜构件上嵌绿松石。其中舆盘的前軓后踵等上均有精美纹饰,周围还饰有40 枚嵌绿松石的八角星形大铜泡;舆门周边饰36 枚形制略小也嵌绿松石的七角星形铜泡(图七,1、2);軎、辖上也有用绿松石嵌成的星形纹饰等(图七,4);辀端有一龙头,五官均嵌绿松石;两轭上均用绿松石嵌成星形纹饰等(图七,3)。

  此外,还出土了较多商周时期嵌蚌泡漆器,蚌泡中心有一孔。根据考古发现的个别保存较好的蚌泡推断,蚌泡中心孔内原应嵌绿松石圆片。这类嵌绿松石漆器主要有豆、禁,出土地区主要有河南、陕西、山西、北京。

  (三)秦汉时期嵌绿松石漆器的类型及其特征

  考古发掘出土遗物中尚未见秦代的嵌绿松石漆器。东汉漆器出土数量很少,目前也未见嵌绿松石者。西汉嵌绿松石漆器主要见于江苏盱眙大云山西汉江都王陵一号墓和河北满城汉墓。

  1. 漆杯、盘 大云山一号墓出土漆杯中有嵌绿松石者。M1:3853,纻胎。银耳。器外髹深褐色漆。简报称,银耳正面浅刻云气纹并对称嵌入两颗玛瑙饰与三颗玉石饰。这三颗“玉石饰”应为“绿松石饰”。口长13.6、连耳宽11.7、通高3.1 厘米(图八)。同墓出土漆盘中有嵌绿松石者。M1:4729,纻胎。银釦上面镶嵌一周玛瑙和绿松石饰,二者相间分布。银釦上还浅刻几何纹,下面为素面。口径21.2、底径15、高3.2 厘米(图九)。

  2. 漆案 大云山一号墓出土鎏金铜釦漆案,案身为纻胎,正面通体髹黑漆,中心朱绘神兽云气纹,外饰两周勾连云纹。边框饰四组纹饰带,两组纹饰带较宽,表面皆随意撒嵌绿松石,另两组纹饰表面以长条形角质素面带满嵌。四组纹饰间隔排列。案边饰以鎏金铜釦,表面通体刻饰云气纹并镶嵌玛瑙珠饰16 枚。案长63.4、宽40.3、高9.5 厘米(图一〇)。

  3. 漆奁 大云山一号墓出土1 件七子奁(M1K1 ⑥ :1402),纻胎,银釦。从残存迹象看,母奁的盖壁外侧嵌有大量绿松石。

  满城二号汉墓出土1 套五子奁(M2:4024),纻胎。器内髹朱漆。残存铜饰。母奁盖壁上有一圈宽4.2、厚0.15 厘米的铜饰带,中部镂空,刻龙纹和怪兽纹,龙、兽之间点缀流云纹和山形纹,这些纹饰的轮廓及细部都错以金、银;上下花纹带饰错金、银三角形几何纹和卷云纹,三角形内缘顶角错银并镶嵌绿松石饰,外缘顶角错金并镶嵌玛瑙饰(图一一)。盖顶只存柿蒂形铜饰和外圈环形铜饰各1 件。柿蒂形铜饰装饰以错金、银卷云纹和流云纹,四叶各镶一桃形玉片,中心圆形镶嵌物已不存。外圈环形铜饰上亦有错金、银和镶嵌玛瑙、绿松石的装饰,纹样和上述铜饰带上的上下花纹带相同。五个子奁也只残存银釦和盖顶铜饰。盖顶铜饰当中为错银柿蒂形,柿蒂中心嵌玛瑙饰,四叶嵌绿松石饰(图一二)。母奁直径25 厘米。墓主为中山靖王刘胜之妻窦绾。

  4. 漆背铜镜 西汉南越王墓出土1 件漆背铜镜。由镜面和背托两部分组成。镜托背面错金银、红铜、绿松石嵌成复杂图案。直径29.8、边厚0.7 厘米(图一三)。

  5. 漆绘铜腰扣 云南出土西汉时期的漆绘铜腰扣数量很多。如江川李家山M68X1:14-5( 图一四,1), 昆明羊甫头滇文化小型墓M328:10(图一四,3)。晋宁石寨山M6出土了2 件边缘雕以猴子的圆形铜扣饰(M6:16、42),中央镶一红色玛瑙扣,正面嵌绿松石片,周边用红、黑色漆绘八角芒纹(图一四,2)。

  6. 漆车 满城一号汉墓出土6 辆实用的漆车,木质部分已朽,存红色漆皮。铜质车器中有以错金银为饰的,也有以鎏金为地、点嵌绿松石和玛瑙的(图一五,1)。大云山一号墓出土马车20 余辆,有的漆车上的漆木伞柄的银箍饰及银质盖弓帽上嵌玛瑙和绿松石饰,绿松石饰呈圆形、三角形和水滴形(图一五,2)。

  此外,还出土一些嵌绿松石的金属构件,其中有些应是漆器上的构件。如满城一号汉墓出土14 件铜铺首,表面鎏金或鎏银,有的还嵌玛瑙、绿松石或白玉饰,多数形体较小,应为漆木器上的构件。凡此种种,此不赘述。

  二、先秦两汉嵌绿松石漆器的分期与特点

  纵观先秦两汉嵌绿松石漆器的发展历程,大致可分为三期:新石器时代、夏商周时期、秦汉时期。上文已分析了各期嵌绿松石漆器的类型及其特征,下面探讨各期嵌绿松石漆器的主要特点。

  新石器时代为嵌绿松石漆器的发端期,器类很少,包括腕饰、头饰、木柄等,以腕饰和头饰为主。胎骨多为木胎,也有在骨笄上髹漆并嵌绿松石的。镶嵌方法基本为平嵌,直接嵌在胎骨上。有的腕饰的上下缘立嵌牙片,如陶寺墓地M2023:4,在上下边缘各有长条形的牙片两列镶出边框。至于绿松石片的形状,朱漆木胎漆器和木柄上的绿松石片被制成圆形或椭圆形,底面平、上面弧鼓,便于镶嵌,镶嵌方法为散点式;腕饰和头饰上的绿松石片均为不规则形,镶嵌方法为拼合式。此时期嵌绿松石漆器基本组合为腕饰、头饰等装饰品。花厅M50 出土的一组绿松石嵌饰由中间一个圆形、周围九个椭圆形绿松石片组成放射状图案,其他漆器上的绿松石片基本为密集拼合,嵌满器物表面,没有拼成图案。从与其他嵌饰的搭配组合看,绿松石片多与牙片、石贝组合镶嵌,如山西襄汾陶寺墓地出土的几件腕饰;个别与玉饰组合镶嵌,如山西襄汾陶寺墓地出土的头饰。本期嵌绿松石漆器出土地区主要有江苏和山西(表一)。绿松石原料不易获取,加工技术要求高,尤其是在金属工具使用之前,加工难度较大,产品精美,属于稀缺物品,自然珍贵,使用者身份等级很高。

  夏商周时期为嵌绿松石漆器的大发展期,器类较多,包括嵌绿松石龙形饰、兽面形饰的漆器,以及觚、盘、盒、木柄、漆背铜镜、漆绘铜腰扣等,还有豆、禁等。值得注意的是,实用的大型漆车也以绿松石为饰。其中夏、商、西周时期,嵌绿松石漆器以觚、豆等容器为主;东周时期嵌绿松石漆器种类很少,不见容器,主要器类是嵌绿松石漆背铜镜和漆绘铜腰扣。胎骨多为木胎,也有在铜镜背面和铜腰扣表面漆绘并嵌绿松石的。镶嵌方法基本为平嵌,也有个别立嵌。如二里头遗址2002VM3 出土龙形绿松石嵌饰,龙首外缘立嵌两排绿松石片,龙身外缘立嵌一排绿松石片。至于绿松石片的形状,觚、盘、盒等容器上的绿松石片基本呈圆形、椭圆形、三角形等较规则形,一般配合彩绘纹饰,点缀其间,多呈散点式分布。如藁城台西商代遗址T6:57,绿松石形状有三角形和圆角方形两种,大都嵌在漆器上饕餮纹的睛部和眼角。组成龙形饰、兽面形饰的绿松石片形状多样,镶嵌方法为拼合式。如二里头遗址2002VM3 出土龙形绿松石嵌饰,由2000 余片各种形状的绿松石片拼合而成。铜腰扣上的绿松石片几乎均呈圆形,中心有一小孔,镶嵌方法亦为拼合式。本期嵌绿松石漆器基本组合为觚、豆等容器。觚是酒器,豆是食器, 可组成一组餐饮用具。绿松石嵌饰或点缀于漆器彩绘纹饰中,如饕餮纹的眼睛;或紧密结合并拼成图案,如龙纹和兽面纹。从与其他嵌饰的搭配组合看,绿松石片多与玉饰、蚌泡、金箔组合镶嵌。如二里头遗址2002VM3 出土的龙形绿松石嵌饰,以三节实心半圆形的青、白玉柱组成额面中脊和鼻梁。盘龙城遗址杨家湾商墓出土兽面形绿松石嵌饰M17:31,兽面的眉、目、鼻梁和牙以金片为之,视觉效果十分突出。琉璃河西周燕国墓地出土漆觚M1043:14,在下面两道金箔上镶嵌有绿松石,两道金箔之间雕刻出三个变形夔龙纹,以绿松石为目。此外,商周时期较多嵌蚌泡漆器,如豆、禁,根据考古发现的个别保存较好的蚌泡推断,蚌泡中心孔内原应嵌绿松石圆片。云南滇文化墓葬出土较多漆绘铜腰扣,绿松石与玛瑙扣、玉环搭配装饰,为滇文化典型器物之一。本期嵌绿松石漆器出土地区较多,主要有河南、河北、湖北、山西、内蒙古、北京、甘肃、湖南(表一)。使用者身份等级很高。需要指出的是,云南地区漆绘铜腰扣,在大小墓葬中均有出土,不限身份等级,男、女均可使用。

  秦汉时期为嵌绿松石漆器的衰落期,其中秦和东汉漆器中未见嵌绿松石者。西汉嵌绿松石漆器数量和器类都很少,器类有杯、盘、案、奁、漆背铜镜,漆车中也有以绿松石为饰者。值得注意的是,继前期之后,本期云南地区出土大量漆绘铜腰扣,显示出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从胎骨看,基本为纻胎,如杯、盘、案、奁;漆车为木胎;铜腰扣上漆绘并嵌绿松石。镶嵌方法基本为平嵌。至于绿松石片的形状,杯、盘、奁等容器上的绿松石嵌饰基本呈圆形、椭圆形、三角形等较规则形,一般配合纹饰,点缀其间,呈散点式分布,如大云山M1 出土的杯、盘等。与前期一样,铜腰扣上的绿松石片几乎均呈圆形,中心有一小孔,镶嵌方法为拼合式,大量绿松石片紧密地排列在一起。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出现了地纹式镶嵌方法,如大云山M1 出土鎏金铜釦漆案,案身正面通体髹黑漆,边框两组较宽的纹饰带表面皆随意撒嵌绿松石。本期嵌绿松石漆器基本组合为杯、盘、案、奁等容器,是汉代日用漆器的一个完整组合,即案上放置杯、盘,杯可作酒器也可作食器,盘为食器,共同组成一套餐饮用具,而多子奁为妆奁,是汉代男女均配备的日常梳妆用具,主要用来放置铜镜、梳篦和化妆品。绿松石嵌饰或点缀于漆器纹饰中,如云气纹和三角形几何纹;或紧密结合并拼成图案,如铜腰扣中心的绿松石嵌饰与漆绘结合构成的太阳光芒状纹样,周围则是绿松石嵌饰拼成的环带状纹样。从与其他嵌饰的搭配组合看,绿松石片多与玛瑙饰、玉饰、金属构件如银耳、银釦、鎏金铜釦等组合镶嵌在漆器上,如大云山M1:3853,漆杯银耳正面浅刻云气纹并对称嵌入两颗玛瑙饰与三颗绿松石饰。满城M2:4024,五子奁盖壁上的铜饰带上下花纹带饰错金、银三角形几何纹和卷云纹,三角形内缘顶角错银并镶嵌绿松石饰,外缘顶角错金并镶嵌玛瑙饰。盖顶外圈环形铜饰上亦有错金、银和镶嵌玛瑙、绿松石的装饰,纹样和盖壁铜饰带上的上下花纹带相同。本期嵌绿松石漆器出土地区不多,主要有江苏、河北、云南、广东(表一)。使用者身份等级很高,基本为诸侯王级别。与前期一样,本期云南地区铜腰扣的使用者仍不限身份等级、不限男女,体现了滇文化特色。

  三、先秦两汉嵌绿松石工艺源流

  绿松石因其硬度较低,易于切割、打磨、穿孔,且颜色鲜艳、光泽强,自新石器时代以来,人们就对其进行加工、使用。绿松石器最早出现于新石器时代中期的裴李岗文化、大地湾文化及北福地一期遗存中。裴李岗文化的绿松石工艺基本停留在个人装饰品层次上,多为圆形穿孔饰,主要作为挂饰或坠饰,几乎没有作为镶嵌用的。在骨器、象牙器上镶嵌绿松石,在大汶口文化中即见;在玉器上镶嵌绿松石,则见于山东龙山文化和陶寺文化。

  从考古发现看,至迟在新石器时代人们已经在漆器上嵌绿松石了,如新沂花厅新石器时代墓地出土者,年代为大汶口文化中、晚期。从年代上看,以绿松石嵌饰装饰漆器不比装饰其他质地器物晚,或者可以说,从目前的考古发现看,大约是最早的。早在8000 年前,杭州市萧山区跨湖桥的先民已对漆的性能有所了解并开始用漆,跨湖桥遗址出土的“漆弓”,比学界之前确认的最早的漆器——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出土的木胎朱漆碗,要早1000 年。此后,漆工艺不断发展,特别是新石器时代漆器上嵌饰材料的选择,体现出了地区、资源、文化、审美等方面的差异。如海岱地区人们偏爱绿松石嵌饰。“海岱地区的镶嵌物质全部为绿松石,反映出该区史前时期先民对这种玉料的一种偏好。就目前所见,其最早出现镶嵌工艺的时代为大汶口文化中期,此后大汶口文化晚期至龙山时期一直盛行。其镶嵌方法包括浅窝镶嵌法、孔洞镶嵌法。此外,据花厅遗址镶嵌绿松石的彩绘木器的痕迹来分析,很可能使用了胶粘剂的平面镶嵌法”。陶寺墓地出土较多嵌绿松石腕饰和头饰,反映了海岱地区大汶口文化与中原地区陶寺文化的密切关系。而在与大汶口文化大致同时期的邻近地区的良渚文化时期,人们则偏爱玉饰,用以装饰漆器,不见嵌绿松石漆器。新石器时代“漆器装饰上最为突出的特点是镶嵌玉器或有玉构件,而这类漆器又集中出土于浙江余杭反山和瑶山良渚文化墓葬中。如浙江余杭反山和瑶山良渚文化墓葬中出土的很多漆器上都嵌玉,并且用玉片、玉粒等组成图案,非常精美,而北方的山西襄汾陶寺遗址等却没有嵌玉漆器出土”。

  嵌绿松石工艺不仅应用于漆器上,也应用于其他质地的器物上。在青铜器上嵌绿松石要比在漆器上嵌绿松石时代晚。关于青铜器嵌绿松石工艺,朱凤瀚指出,二里头文化期的青铜器镶嵌绿松石工艺成为先秦青铜器发达的嵌错工艺的先导。此后,此种工艺经久不衰,一直延续使用至战国时期。殷代镶嵌绿松石工艺多施用于武器与小型饰物上,镶嵌绿松石的容器很少见。西周青铜器中镶嵌绿松石的器物较少发现。直到春秋早、中期镶嵌绿松石器仍较少见,春秋晚期一些墓中出有镶嵌绿松石的兵器与车马器。至战国时期,此种工艺有进一步发展。与以前明显不同的是,镶嵌绿松石的器物已不局限于小型器,镶嵌绿松石的容器已较多见。战国时期是漆器发展的一个高峰期,但容器上基本不嵌绿松石,而此时嵌绿松石的铜容器则较多见,反映了同时代不同质地器物在装饰方面的明显差异。

  各种质地器物的嵌绿松石工艺大同小异。镶嵌方式主要有平面式和槽孔式,大都使用漆或其他黏合剂加固。具体工艺可从二里头遗址2002VM3 出土绿松石龙形饰管窥。“全器由2000 余块绿松石饰片组合而成,每个饰片的大小互有差异,厚度似乎相当,形状则因图案组合的需要而呈长方形、方形、三角形、梯形、弧边几何形等。绿松石片都是经过精密加工而制成的,正反两面均十分平整光润,加工工艺精良。正面的面积较反面略大一些,从侧面观察属上宽下窄,似楔形,使涂抹于底部的粘接剂能够将石片四周围裹起来,增加组合与个体石片之间的牢固程度。绿松石片码放的技巧及次序也十分到位,龙形器之面部石片与石片之间的连接过渡和转折角度恰到好处,缝隙缜密美观”。

  汉以后,考古发掘出土的漆器数量不多,嵌绿松石漆器就更少。其中,唐代比较有代表性的漆器是螺钿漆器,螺钿镜较常见,其中不乏嵌绿松石者。如唐李倕墓出土2 件镜背髹漆,并嵌以蚌片和细小绿松石片(图一六)。唐以后,绿松石与其他宝物一起作为漆器上的嵌饰,使得这些漆器五色陆离、精美华丽,当然价格昂贵。明清时期称这种工艺为“百宝嵌”或“周制”。成书于明朝隆庆年间的漆工专著《髹饰录》记载:“百宝嵌,珊瑚、琥珀、玛瑙、宝石、玳瑁、钿螺、象牙、犀角之类,与彩漆板子,错杂而镌刻镶嵌者,贵甚。”清人钱泳《履园丛话·艺能》载:“周制之法,惟扬州有之,明末有周姓者始创此法,故名周制。其法以金银、宝石、真珠、珊瑚、碧玉、翡翠、水晶、玛瑙、玳瑁、渠、青金、绿松、螺甸、象牙、密蜡、沉香为之,雕成山水、人物、树木、楼台、花卉、翎毛,嵌于檀梨漆器之上。大而屏风、桌倚、窗槅、书架,小则笔床、茶具、砚匣、书箱,五色陆离,难以形容,真古来未有之奇玩也。乾隆中有王国琛、卢映之辈,精于此技。今映之孙葵生亦能之”。

  四、余论

  对于先秦两汉绿松石矿源问题,有学者做过相关研究,主要是对于先秦时期绿松石矿源的探讨。如对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龙形绿松石嵌饰及嵌绿松石青铜牌饰,研究成果较多,其中有的涉及绿松石的来源问题。经测试分析,可以初步判断,位于鄂豫陕绿松石矿北矿带的云盖寺矿是二里头遗址出土绿松石的矿源之一。还有学者对山西出土先秦绿松石制品进行初步研究后提出,“根据东北喀左东山嘴、陕西南郑龙岗寺及山西临汾下靳均出土有选料为‘黑色石皮为衬地的薄片状料’的绿松石小饰件,联系到陕西洛南出产此种绿松石料并且在历史上也有开采迹象,故不排除这种特殊的绿松石料来源于陕西洛南一带的可能”。也有学者提出“绿松石之路”假说:“著名的郧县鲍峡镇云盖寺绿松石矿正位于汉江的支流——堵水旁,如果古代有‘绿松石之路’的话,它的矿石可能正是由堵水入汉江而运到各地需要的人手中”。

  二里头遗址不仅出土了龙形绿松石嵌饰,还出土了几件嵌绿松石青铜牌饰,并且在二里头遗址四期遗存中有大量的绿松石半成品及废料,可见绿松石的制作已具有相当规模;半成品中主要为片状绿松石而非管状穿孔饰,表明作坊主要为镶嵌制品提供绿松石原料。由此可知,一个大致的流程是,绿松石矿料从云盖寺绿松石矿山被开采后,流通至二里头,在二里头具有相当规模的绿松石矿加工作坊被加工成嵌饰。这些嵌饰除了满足当地所需,或有一部分通过贸易等途径流向了其他地区。

  从文献记载、考古发现和相关研究看,先秦两汉绿松石矿源虽不多,但并不唯一。本文未重点讨论先秦两汉漆器上所嵌绿松石的来源问题,一是因为漆器上嵌的绿松石只是先秦两汉时期绿松石制品的一部分;二是因为这个问题很复杂,需从多方面考察。究竟是原料(绿松石矿)或半成品(绿松石嵌饰)的流通,还是成品的流通,值得深入研究。

(作者:洪石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原文刊于《考古与文物》2019年第3期 此处省略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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