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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本文通过考察良渚文化、二里头文化、商文化墓葬中玉锥形器、玉柄形器、圆陶片、漆觚的空间关系，认为漆觚在良渚文化时期、夏商周时期墓葬的器物组合，特别是酒器组合中占有重要地位。玉锥形器与玉柄形器形态上存在递变关系，在功能上存在同一性，使用方式上都是榫接于木棒上置于觚中以祼酒。这种玉柄形器是为瓒，与觚组合在祼礼中使用。墓葬中常见的圆陶片是漆觚用来堵塞剜制中形成的孔腔的隔断，其来源当是良渚文化漆觚使用的木塞与圆玉片。可以用圆陶片来判断漆觚的存在，从而重估墓葬的器物组合。祼礼的来源相当古老，良渚文化时期就在江南地区流行，在二里头文化时期进入中原，随早商文化的开拓而广布，并传承至西周时期。近年来的考古发现表明，先秦时期的漆器使用是较为普遍的，特别是在墓葬中，得益007于精细化发掘的成果，发现了越来越多的漆器种类。这些漆器，体现了当时社会礼俗，与铜器、玉器、陶器等一起构成了器用制度。其中，漆觚是先秦时期一种重要的漆器种类。但漆觚不易于保存，考古发现常只有漆痕。这使得它基本未能进入考古学者对器用制度的考察范围。考古发现在二里头文化至商代，还常见有一种小圆陶片（或称为圆陶饼），周边磨制规整，面上涂朱，因圆陶片器小，学者对其关注较少。玉（石）柄形器在商周墓葬中常见，学界对其性质、功能的讨论很多，但多被孤立考察，往往不得其意。现有资料与研究表明，将漆觚、圆陶片与玉柄形器这三类器物联系起来，才能更好地明白当时的器之用、礼之仪。本文拟在这方面作初步考察。觚是早期中国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器物，在对中国早期文明的研究中有特殊重要意义。觚形器的起源与流布是个饶有兴味并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长江下游区域的考古资料表明，这个地区是研究觚形器的一个不能忽视的区域。良渚文化是东亚地区新石器时代最发达的古代文明之一，其由大型礼制建筑、祭坛、层级化墓地以及大量精美神奇的玉器所共同构建的礼制，被多数学者视为中国文明的重要来源。在玉器的使用之外，良渚文化中还常见有木器与漆器。余杭卞家山遗址所发现的木器种类极大丰富了我们对良渚文化制作与使用漆木器的认识。发掘出的平底、收腹、敞口的漆觚（图一），经拼对可辨至少8件。多个漆觚的腹部雕凿有两组螺旋形的弦纹，其中一件两组弦纹内用红漆线填以黑漆描画着变形的云纹。发掘者赵晔先生认为这些漆觚的造型和风格与商周时的青铜觚十分相似，推测后者是受了前者的影响，表明良渚文化中晚期已出现一些新的文明因素。稍晚，赵先生对卞家山遗址出土的漆觚进行了更为细致深入的研究，指出：卞家山发现的漆觚皆为喇叭形敞口，束腰，浅凹底，外涂朱漆或黑漆；束腰部分靠近底部；器高大致在22-26厘米之间，口径8-11厘米，底径5.6-7.8厘米。经过仔细观察，他推测这些漆觚的制作过程如下：截取相当长度的木材，在木材中部贯穿小孔并插入木棍，用车床带动木棍车出觚的外形，取出木棍并扩孔掏空内腔，用合适的木塞堵住底部孔洞使之成为容器，最后髹漆。基于对漆觚形态与尺寸的把握，赵先生又确认了5座卞家山良渚文化墓葬出土漆觚的资料，并进而扩展到其他良渚文化遗址出土资料，如文家山M10：4、反山M22：43、瑶山M9：78、高城墩M11：10、好川M47：13等。这些良渚文化漆觚的确认，不但提前了漆觚的使用时间，更清楚地显示出觚的发展历程，而且还充实了我们对漆觚制作工艺与漆觚结构的认识，即漆觚的内壁底部有木塞，如卞家山G2②B：70、G1②：248。其中G2②B：70觚的底部还留有长3厘米、直径2厘米的木塞实物（图一：4）。 
得益于考古情境理念的运用和观察，考古学者在高城墩墓地发掘报告中虽然还仅认为高城墩M10：10为漆器，但指出“出土时尖端放置大小不一的锥形器2件、玉珠1件，推测与该漆器有关”。良渚文化漆觚被确认后，其他一些遗址中的同类器也相继得到辨认。漆觚材料的增加使得其使用方式与场景也进入研究者的视野。方向明先生确认遂昌好川墓葬、桐庐小青龙墓葬中出土的诸多漆觚，并受好川M8：2漆觚出土情境的启发，突破性地将常共出或毗邻的锥形器、漆木嵌玉棍状物、玉片等视为与漆觚配套使用的器件。循此思路，我们对好川文化、良渚文化部分墓葬出土锥形器、漆觚的情况再做梳理。好川墓地出土玉锥形器57件，多数1墓1件。有的墓葬只出锥形器，观察不到漆器，如：M5、M9、M15、M17、M18、M20、M21、M22、M30、M31、M32、M34、M36、M38、M41、M42、M44、M46、M48、M51、M55、M56、M57、M59。有的墓葬可以观察出漆木嵌玉棍状物，并出锥形器，如：M1、M2、M3、M6、M10、M14、M16、M19、M37。
好川M1（图二）。饰玉片漆器（M1：1）可能是漆觚，11块不同几何形状的曲面玉片呈棍状分布，原应镶嵌或粘附于圆形棍状有机质物体上。范围长12、直径3厘米左右。玉锥形器（M1：3）位于漆器的北部，榫端正对漆器，长12.1厘米。其西侧有陶鬶。好川M10（图三）。随葬品30件（组）。其中漆器（M10：2）表现为不同形状的30片曲面玉片集中出土于墓葬头端，可能是漆觚。其北有陶鬶（M10：6）。玉锥形器（M10：4）位于漆器的东侧，方体、圆榫，长9.4厘米。
有的墓葬可以观察出漆觚，并出锥形器，如M7、M8、M12、M29、M39、M40、M47、M52、M53、M60。其中M8、M47棍状物与漆觚共出。
好川M8（图四）。饰石片的亚腰形红色漆器（即漆觚，M8：2）和玉锥形器（M8：1）各1件出于头端。玉锥形器长8.9厘米，榫端指向漆器开口。M8：2，漆觚饰18片石片，漆痕范围长36、最宽14厘米。石片呈多圈箍状分布，形状以圆角长方形为主，两端弧凹或弧凸，也有圆形、椭圆形。
好川M39（图五）。随葬品7件。玉锥形器M39：1位于墓葬东部，方体圆榫，长6.1、截面边长0.7厘米。其西侧有一端宽、一端窄的红色漆痕（M39：2），长26、宽7-10厘米，推测为漆觚。10片小青绿色叶腊石石片呈两圈附着其上，形状有长方形、椭圆形、不规则形，厚0.1-0.25厘米。
好川M52（图六）。随葬品18件。玉锥形器（M52：1）与饰玉珠漆器（M52：2）位于墓葬北侧。玉锥形器方体，长8.8厘米，榫部朝向饰玉珠漆器。饰玉珠漆器残留长35、宽20厘米的朱红色漆痕，一端发现7颗饰珠呈排列分布。良渚文化卞家山墓地共发掘墓葬66座，其中出土漆觚的有7座，即M12、M21、M24、M34、M56、M61、M63。除M12不见玉锥形器外，其他诸墓中锥形器皆在漆觚的一端或旁侧。卞家山M21（图七）。随葬品12件。墓中部墓主左手部位有1件玉锥形器(M21：1)，其边上有朱漆皮，长约15、宽4厘米，可能是漆觚。
卞家山M61（图八）。墓西侧中部有玉锥形器(M61：5)，其南有漆觚遗留物。卞家山M63（图九）。随葬品7件。腿骨左侧有1件玉锥形器(M63：2)，其南有漆觚痕(M63：7)。良渚文化高城墩墓地也有漆觚的发现。高城墩M10，随葬品43件，计玉璧、玉镯、石钺、石锛各1件、锥形器3件、玉管珠31件、陶器4件、漆器1件；漆器在墓葬西北部，011其东侧有锥形器（M10：14），推测此漆器是漆觚。高城墩M11，随葬品36件，计玉璧、石钺各1件、锥形器3件、玉管珠23件、陶器4件、漆器6件；墓主西侧有漆觚痕，可能是漆觚，其旁边有散落的玉锥形器。浙江桐庐小青龙遗址共清理良渚文化墓葬44座。M4、M5、M7、M8、M30、M39、M40只发现有锥形器。出土漆觚的墓葬6座，即M2、M6、M9、M10、M14、M33，锥形器与漆觚多放置在墓葬中部，与陶双鼻壶形成器用组合。
小青龙M10（图一〇）。随葬品10件。在墓葬西部有漆觚，开口方向有玉锥形器。玉锥形器（M10：5）尖首，可能有榫和钻孔。漆觚（M10:6）喇叭口，小底，器身下部饰两条平行弦纹，口径13.5、底径11.2、高32厘米。锥形器在觚口一侧。随葬品中还有陶双鼻壶。
小青龙M14（图一一）。随葬品26件，其中玉珠（饰）13件、玉璧1、石钺3、石镞5、陶双鼻壶1、玉锥形器1、漆觚1。漆觚（M14：15）位于墓葬西部，玉锥形器（M14：13）位于漆觚东侧，榫朝漆觚口部。陶双鼻壶在其旁。漆觚红漆，喇叭口，口径约14、高约30厘米。玉锥形器截面圆形，尖首，尾端出榫，榫上有孔，长12、直径1.3厘米。小青龙M33（图一二）。随葬品中的陶双鼻壶（M33：7）和漆觚（M33：8）并置，位于棺内西部。漆觚喇叭口，小平底，整器细高，口径11.4、底径7.2、高28.4厘米。漆觚开口西侧有玉锥形器（M33：9），截面圆形，尖首，尾端有榫，榫上钻孔，长3.2、直径0.7厘米。
上述实例说明，玉锥形器、棍状物与漆觚是组合使用的。方向明先生根据出土情况做了复原示意图（图一三：1、2），笔者基本同意他的复原意见。但鉴于很多墓中玉锥形器往往在漆觚口沿的上方，榫尾朝向觚口，并且与觚口还有一段距离（如小青龙M14、M33中锥形器位于漆觚口上方约10厘米处），笔者以为这类玉锥形器、棍状物与漆觚的组合使用方式或可做如下修改：玉锥形器尖端朝上，其榫端嵌入到木棍的顶部，当木棍置于漆觚内时玉锥形器显现在漆觚口外（图一三：3）。
因漆觚在剜制作过程中内腔是贯通的，卞家山G2②B：70、G1②：248漆觚的内壁底部都有木塞，用以堵塞底部。好川墓地出土的漆觚在其一端（可能就是漆觚底部）往往有一个圆形玉石片，如M8：2（图一四）、M7：9（图一五）。方向明先生推测好川漆觚底部镶嵌的大玉片很可能是镶嵌在木塞部位的，是很有见地的意见。笔者以为，圆形玉片很可能是替代木塞使用的。二里头文化墓葬中，出土的器物组合中常见有觚、爵、斝、罐、豆、柄形器及圆陶片等。其中，觚主要是陶觚与漆觚，不见铜觚。以前所见以陶觚为多，但其实漆觚的数量可能是被低估的。玉柄形器是二里头文化新出现的器类，二里头遗址墓葬出土的玉柄形器，常见与陶爵、铜爵等酒器（包括陶盉）同出。但其很有可能是源于良渚文化的玉锥形器。二里头三期遗存出土的一件柄形饰上面以转角为中心琢有几组兽面图形，而这种兽面纹的图形及构图方式与良渚玉器是基本一致的。其出土的背景也有很大的相似性，如玉柄形器常与爵或漆觚、圆陶片共出，在墓葬中空间位置也较为接近。这一现象在与二里头文化关系极为紧密的二里岗文化中也常常出现。二里头文化的墓葬流行在墓底铺设朱砂和以圆陶片随葬的习俗。张渭莲等学者统计了二里头文化的132座墓葬中，有37座墓葬使用朱砂，21座墓中随葬有圆陶片，分别占墓葬总数的28%和16%。圆陶片是二里头与二里岗文化墓葬中出现的一种特殊的器类，学者认为这些涂朱圆陶片可能是一种专门制作的随葬品，与朱砂铺墓底一样，也是商代埋葬习俗之一。陈国梁专门考察了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圆陶片，他指出：“发掘所见的圆陶片大致可分为两类。第一类，形状为圆形，饼状。整体较薄。做工精细，异常规整。这一类多出于墓葬中，数量不一。多数表面有红漆，沾染有朱砂。第二类，形状近似圆形，多数利用陶器底部或腹部残片打磨而成。其制作精细程度有差异，少数制作得较为精细，近似墓葬中所见，大部分仅仅将边缘打制，呈圆形，表面再进行打磨。多数表面的纹饰仍有残留。”并认为：“第一类形状的圆陶片，由于出土于墓葬中，其数量多寡往往与墓葬的形制大小和出土器物数量的多少成正比。后来我们在发掘的过程中仔细验看，发现这些出土于墓葬中、形制规整的圆陶片多与漆器共存。故而我们一直怀疑这些圆陶片很可能是这些圆形漆器的底部。由于当时的漆器属于木胎或其他胎质，数千年来，早已腐朽，仅留下圆陶片。”“第二类形状不甚规整的圆陶片，我们推测他们属于玩具。”墓葬中出现的圆陶片，其功能应当如陈国梁所论，是漆器的构成部分。笔者进而以为，与圆陶片复合出现的漆器就是漆觚。圆陶片是为堵塞漆觚剜制过程中形成的孔道而使用的，有的出现在漆觚底部，有的则出现在漆觚中部做中隔使用。这种情形正如良渚文化好川漆觚底部的圆玉片与卞家山漆觚底部的木塞。使用圆陶片的原因可能在于陶片易于加工得到合适尺寸之便捷。圆陶片表面多有红漆，应是置入漆觚就位后髹漆所致。这一方面是装饰，另一方面也使得圆陶片与漆觚结合处得以密合。下文先考察上世纪发掘的二里头遗址墓葬中爵（斝）、觚与玉柄形器、圆陶片的共出情况。
二里头84M6（图一六）。墓底铺有朱砂。随葬铜爵（M6：5）、玉柄形器（M6：1）、陶盉（M6：4）、圆陶片（M6：3）各一，另有绿松石饰（可能是牌饰）。这是典型的酒礼器组合，应该是爵、盉、觚（玉柄形器 圆陶片）的组合。二里头M9明确出土有漆觚，与铜爵、铜斝、陶盉形成酒礼器组合。
二里头87M28（图一七）。出土有陶罐、陶盉、陶尊、陶爵。从平面图上可知，陶爵（M28：10）位于墓葬东中部，西侧有一枚圆陶片（M28：9），在爵与圆陶片西北有漆器（M28：4），应该是漆觚。此墓是觚爵盉的组合。同样的情况也存在于M44。
二里头ⅥKM3（图一八），二里头文化三期墓葬。墓底铺满朱砂。随葬品24件，有铜爵、铜钺、铜戈、玉柄形器、玉戈、玉铲、玉璧、石磬、陶盉、圆陶片等。其中玉柄形器（ⅥKM3：3）位于墓底中部，柄底所指北部正对有一件圆陶片（ⅥKM3：6），柄形器南侧有一件铜爵（ⅥKM3：4），一件陶盉贴在其北侧，爵的西北、北、东北侧各有一枚圆陶片。圆陶片ⅥKM3：5，直径7.3厘米；ⅥKM3：6，直径3.6厘米；ⅥKM3：22，直径3厘米。如果明确圆陶片是漆觚的组成部分，则可以推知此墓存在（铜）爵（漆）觚的组合。二里头ⅢKM10（图一九）。在墓底西侧偏北部及北部有多处漆痕。据墓葬平面图，其中编号10、11、12的三处长方形漆痕很可能是漆觚，编号5、6、7的圆陶片各自分布在“漆觚”的一端，如：7号圆陶片在10号漆痕南端，6号圆陶片在11号漆片痕南端，5号圆陶片在12号漆片痕北端。笔者推测11 6、10 7、12 5分别是三件内置圆陶片的漆觚。
本世纪二里头遗址发掘的墓葬不多，多为二里头文化二期墓。2001VM1（图二〇）。铺有朱砂。随葬品有18套。柄形器（2001VM1：3）位于墓底北部，其东侧有漆器（2001VM1:1），015圆陶片（2001VM1:4）紧贴漆器一端，空间上一起共出。同出有陶爵2件（2001VM1：8、2001VM1：10）、陶盉2件（2001VM1：7、2001VM1：17）、圆陶片2片（2001VM1：4，直径3.6、厚0.4厘米；2001VM1：12，直径4.8-5.1、厚1厘米）。如果圆陶片确实是漆觚的构成要件，则此墓的酒器组合可能是两套觚、爵、盉。
二里头2002VM3（图二一）。出土有绿松石龙形器、斗笠形器、豆、盆、盉、尊、爵、觚、鼎、铜铃等。在墓底西北角有漆觚（2002VM3：34），圆陶片（2002VM3：21）紧贴在漆觚底部，这是说明圆陶片为漆觚底部组合物的佳证。报告描述为：“2002VM3：34，漆觚发现于西北角，仅存漆痕。敞口、平底、细腰。底部见圆陶片（M3：21）。上有漆痕，可能为器底。口径6.3、底径5.2、高16厘米。”陶爵（2002VM3：24）在漆觚北侧附近。2002VM4、2002VM5都有玉柄形器、漆觚，表明玉柄形器与漆觚关系密切。同墓共出有陶爵。鉴于圆陶片与漆觚的密切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圆陶片可以指示漆觚的存在及其数量。我们可以重新审视二里头文化甚至二里岗文化墓葬的器物组合的构成。81YLM3，陶盉、陶爵、圆陶片2、高领罐、小罐、带把器。81YLM4，陶盉、圆陶片2、漆器4、玉柄形器、绿松石牌饰、铜铃。82YLIXM8，陶盉、陶爵、圆陶片、玉柄形器、陶杯、陶豆、陶三足盘。82YLIXM10，陶爵、圆陶片、高领罐、花边口沿罐、三足盘、陶盆、陶尊。82YLIXM20，陶鬶、陶爵、圆陶片、陶尊、陶三足盆、陶罐、陶豆2、陶盆2、绿松石饰。82YLIXM8，陶盉、陶爵、漆觚（含玉柄形器）。二里头遗址以外的其他二里头文化墓葬器物组合也可做如此调整。河南伊川县南寨遗址二里头文化墓葬中，第一、二、三期墓中陶器组合皆有觚爵或觚爵盉组合，如：M3，组合有盆、罐、觚、爵、盉；M33，组合有盆、豆、觚、盉；M31，组合有盆、盘、觚。第4期墓葬中出现了圆陶片，如：M28，组合为鼎、豆、盆、罐、爵、盉、圆陶片；M10，组合为尊、杯、钵、爵、盉、圆陶片，其中爵、盉为白陶器。如果圆陶片是漆觚的组成部分，则M28、M10的酒水器器类组合应该也是觚爵盉。此前，在一件二里头三期玉柄形饰上面有以转角为中心琢出的兽面图形，学者认为这种兽面纹的图形及构图方式与良渚玉器是基本一致的；同时，在良渚文化锥形玉饰上也可看到在殷墟及二里头柄形饰上常见的花瓣形刻纹。这些现象启示良渚—二里头—殷墟三者之间存在着某些内在的联系，其意义是十分深远的。从二里头文化墓葬中漆觚与圆陶片的出土位置与相互关系来看，磨制规整的圆陶片应该是漆觚底部的塞孔，属于漆觚的构成部件，其功能应该与良渚文化、好川文化漆觚底部出现的木塞或圆玉片相同。二里头文化的玉柄形器与漆觚在墓葬中的相互位置表明它们也是组合使用的，其用法与良渚、好川文化中的玉锥形器之与漆觚相同。从漆觚的结构及其与长条柱形玉器组合使用的方法来看，良渚文化（好川文化受良渚文化影响明显）的漆觚制作、使用制度，很可能就是二里头文化漆觚器用制度的来源。通过漆觚器用制度的考察，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到，良渚文化的某些器用（漆觚、锥形器）及所依存的古礼北上中原，在二里头遗址发展为以其为中心的第一个广域王权国家过程中所展示的强大的影响力与巨大的生命力。良渚文化的玉锥形器、二里头文化玉柄形器、商代玉柄形器与西周玉柄形器，构成了柄形器这一玉器形制与使用方式上的发展脉络（图二二）。
相当于二里头四期或稍晚的洛达庙类型墓葬中也出现有玉柄形器与圆陶片组合随葬的现象。如洛达庙M33（图二三），随葬有陶斝、圆陶片、剑形玉饰、绿松石饰。圆陶片（M33：1）素面磨光，出土时一面涂有红色朱砂，直径6.8、厚0.5厘米。其所谓的剑形玉饰就是玉柄形器M33：2。由平面图所示，柄形器榫端指向圆陶片。器物组合是觚斝组合。
商代墓葬，特别是在商代早期的墓葬中，圆陶片（圆陶饼）与玉柄形器仍然经常伴随出土。郑州商城97：ZSC8IIT166M6是郑州商城内发现的年代较早的一座墓葬（图二四），三人合葬。随葬铜鬲、铜盉、铜戈、玉柄形器、圆陶片各1件，另有骨、蚌镞和绿松石饰。其中铜盉（M6：2）位于墓璧一侧中部，器足端有圆陶片（M6：5），再往西侧有玉柄形器（M6：4），榫端朝向圆陶片。据此可知M6的酒器组合应是觚盉组合。另外，T61M1的随葬品是铜斝、铜爵、圆陶片、铜戈、铜锯、铜䦆、玉蝉饰、玉璜、卜骨。所谓的玉蝉饰其实是残破的玉柄形器，圆陶片是漆觚的部件，则此墓也是漆觚、爵、斝构成酒器组合。
胡洪琼总结早商时期墓葬的随葬陶器组合，认为郑州商城及其附近地区的早商墓葬有100多座，这一地区的陶器种类主要有鼎、鬲、斝、爵、盉、簋、豆、盆、罐、尊、觚、瓮、杯和圆陶片、原始瓷尊等。河南其他地区属于这一时期的墓葬发现于辉县琉璃阁、辉县孟庄、焦作南朱村、武陟大驾村、陕县七里铺、荥阳西史村等遗址，墓葬陶器种类有鬲、盆、豆、爵、罐、盉和圆陶片等。山西垣曲商城二里岗时期的墓葬中有的也见圆陶片。郑州商城和盘龙城墓葬中常见随葬圆陶片的现象，一般直径4、厚0.5厘米左右，器表及边缘常稍加打磨。这种圆陶片，在二里头文化墓葬中已属常见。早商时期，圆陶片多出现在商代早期墓葬中圆陶片出现比较普遍，也即漆觚的出现是比较常见的。如此，有必要重估当时酒器的组合关系。以郑州商城出土商代早期墓葬为例，随葬有酒器的墓葬罗列如表一。
此前有学者认为早商时期墓葬随葬品爵多而觚少，两者配套出现的次数极少；觚、爵其配套形式尚未形成定制。这种认识是有局限的。从上表可以看到，圆陶片与玉柄形器有正相关的对应性。若将圆陶片视为漆觚的表征，从而加入酒器的组合，并且在考虑随葬器物组合时，宜以器类功用而不是器物材质区分器物的组合，则郑州商城发现的早商墓葬的酒器组合以爵斝为主，可以修改为爵、斝、觚并重的组合模式。但与二里头遗址相距颇近且与郑州商城年代基本并行的偃师商城，却基本不见圆陶片，觚类的数量极少，是一奇怪的现象！
不唯在中心区域，在商文化的边地，墓葬所见器用制度也有玉柄形器与圆陶片（漆觚）的组合使用。如在山西垣曲商城M16（图二五），随葬有陶罐1件，西侧有圆形陶饼1件，东北部有卜骨1件，西南角有铜爵、斝各1件，猪下颌骨1件，玉柄形饰1件（M16：7）。圆陶片（M16：4）直径4.8、厚0.7厘米。在长江边上的黄陂盘龙城PLZM2（图二六）中，一件玉柄形器（PLZM2：74）榫端贴着铜觚（PLZM2：5）一起放在二层台的西北角上。这是玉柄形器与铜觚配合使用的显例。盘龙城杨家湾M11中，玉柄形器（M11：26）与圆陶片（M11：22）具在墓壁东侧，位置相对，应该是纳柄形器于口中的漆觚。
关于玉柄形器的性质与功能，学界讨论很多。天津博物馆藏有一件玉柄形器，据传出土于安阳殷墟，器长6.5、宽1.2厘米，上有刻铭二行11字：“乙亥，王赐小臣，在太室”（图二七）。学者已将柄形器自名“”隶释为“瓒”，从字形上是可以通过与甲、金文中的诸“瓒”字类比而确定的。如此，这件小臣柄形器的自名为“瓒”，祼礼中将瓒实于彝器以鬯酒灌之以祀神(或享人)。这就为我们了解柄形器的称名与功能提供了一个抓手。
洛阳北窑M155：17组合型柄形器与漆觚的发现，则为我们了解瓒的使用情况提供了直观的例子。M155东北角紧贴东壁处出土的一件复合体玉柄形器，柄部向上，器身分五节饰花瓣纹，长16、宽2.8、厚0.9厘米，出土时一器身四周有漆木片痕，下端由7个长条形玉片等距围绕，间距内填以4片椭圆形绿松石小片，它们粘附在端部，在其下置一长梯形蚌托，中有圆穿孔，孔内向下插一长9.2、直径0.7厘米的圆形玉柱。再下有一口径9、残高34.8厘米的镶嵌绿松石的喇叭形漆器痕，应是漆觚（图二八）。在洛阳北窑M173、M174、M210、M215、M216也有类似的发现。作为祼玉的瓒是被置于“同(觚自铭为‘铜’)”中加鬯酒以灌的。与洛阳北窑M155：17的情形可类比的还有商代金文中的图形，《殷周金文集成》05444所录殷墟四期的尊，铭文作人形，手持觚形器，觚形器中放置一物（图二九）。笔者以为其所表现的就是觚中置瓒（玉柄形器榫于木棒之上）的商周祼礼场景。
洛阳北窑M155：17玉柄形器与漆觚的组合使用情态与上举觚文是良渚文化、二里头文化、早商文化墓葬中玉锥形器及其变体玉柄形器与漆觚使用情形的充分复演。洛阳北窑M155：7玉柄形器与漆木棒组合使用、漆木棒上饰有小绿松石片及漆觚上镶嵌绿松石这一情形与好川M8：2嵌玉片木棍与嵌玉片漆觚何其近似！这源于古国时代的古礼，绵延近两千年而不绝，让人叹为观止！1. 漆觚在良渚文化时期、夏商周时期墓葬的器物组合，特别是酒器组合中具有重要作用，在考虑器物组合、器用制度时宜一并纳入。2. 良渚文化的玉锥形器与夏商周时期的玉柄形器形态上存在递变关系，在功能上存在同一性（良渚文化中玉锥形器还被用作冠饰，这是其独特的一个功能），使用方式上都是榫接于木棒上置于觚中以祼酒。这种玉柄形器是为瓒，与觚组合在祼礼中使用。3. 夏商周时期墓葬中常见的圆陶片（陶圆饼）是漆觚用来堵塞剜制过程中形成的孔腔使用的隔断。其来源当是良渚文化（好川文化）漆觚中使用的木塞与圆玉片。因圆陶片便于保存，可以将它视为漆觚的标示物来判断漆觚存在，从而重估墓葬的器物（特别是酒器）组合。4. 良渚（好川）文化墓葬中酒器的组合是觚、壶或鬶；二里头文化与早商文化墓葬中酒器的组合是爵、觚、斝、鬶，核心组合应该还是觚、爵。5. 祼礼的来源相当古老，良渚文化（好川文化）时期就在江南地区流行。在二里头文化时期进入中原后一直被接受、应用并随早商文化的开拓而广布，传承至西周时期。洛阳—郑州一带可能是祼礼的核心使用地域。附记：本文曾在纪念二里头遗址科学发掘6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洛阳，2019年10月20日)上宣讲.(作者：严志斌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原文刊于《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20年第1期 此处省略注释，完整版请点击左下方“阅读原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