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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现代的中医行业，如今日本的中医在医理上，是直接学习西医的医理，只看症状用药，黄则退黄，热则退热，汗则除汗。完全不论中医的阴阳五行，病因，病机，五运六气，脉象，本草，等等。直接有是证用是药，非常的干净利落。
居然很受日本人的欢迎，这样的现象不得不提一个人物——吉益东洞。
荐读：一代经方巨擎吉益东洞的传奇一生
吉益东洞（1702-1773），是日本古方派的开创人物。
吉益东洞所处的时期，恰好是时方派在日本最流行，也是庸医混入最多的时期。
日本后世方派在著书立说时，习惯在方剂之后，加上一段自己对这个方剂的理解，并引经据典---一般是引用黄帝内经的说法---来佐证自己的说法是正确的。而经方派之经典《伤寒杂病论》则从来没有将用药的思想、引据出处等等注明，甚至张仲景对病机的叙述也是非常不清晰的，让人不能特别明白。所以在后世方派流传于日本，并越来越盛行时，他们将自己的名字命名为”溯宗派“，意即”我们才是真正的追本溯源的中医“，反过来打压经方派，将经方派改名为”伤寒派“。
但是因为时方派用药简单，这就造成很多入门者，学上很短一段时间，背诵不多几个药方，便觉得自己学有所成，便去开医馆。这样的庸医越来越多的混入中医行业，使得当时的日本中医疗效越来越差，但是越来越会讲理，他们往往引经据典，来佐证自己的方剂是正确的，哪怕这个药服用之后根本没有效果，也能用经典来让患者相信他们的话。
吉益东洞是日本经方派的代表人物，他采取了一个比较极端的方式，踢馆。
他极度抵制时方派，认为当时的日本医生，都是”阴阳医“，与看相、占卜等同，在他认为，看病就是看病，不需要让患者读一遍黄帝内经，不需要让患者知道你的方剂出自何处，患者关心的只是疗效而已。
他几乎踢遍日本所有医馆，将时方派赶出日本。
他本人如同一把锋利的刀，以一己之力横扫日本中医界，振兴了经方。
下面再讲讲他的治学之路。
一、《药征》——试药法。
在吉益东洞看来，古代的经典的微言大义，由于时代久远，吉益东洞称为“世远”，历代医家的故意私藏而造成遗失，吉益东洞称为“人泯”，各种原因导致的经文原典的损毁，吉益东洞称之为“经毁”，因此，今人“虽欲正之，未由也已。”那么怎样才能最大限度的逼近原旨意呢？吉益东洞提出了一个“试方法”。说是试方，实际上是依据经方来试药。这是一种基于对经文文本比类分析，再结合临床验证来归纳仲景方义的方法。
那么吉益东洞是如何做的呢？
首先他将《伤寒论》按照药物为经，经文为纬，进行了分类和比类。从药物在一方中的用量多少，以及各方主症之间的差异进行类比，从而辨别该药的主治和旁治。这是第一步。他称为“考证”。
那么这个主治和旁治到底正不正确呢？他又通过临床验证加以证明，让疗效作为证据，此其二。
再据此对经文中，不甚明晰的经文进行推敲，称为“互考”，从而进一步发经文之旨。此其三。
在据以辨别历代医家之论，以达到争鸣的目的，称为“辨误”。此其四。
最后，对所用药物进行古今考据，以明确其指。此为五，称为“品考”。
试举“石膏”一例。
石膏在仲景《伤寒论》中出于以下方剂：白虎汤、白虎加人参汤、白虎加桂枝汤、越婢汤、麻黄杏仁甘草石膏汤、大青龙汤、木防己汤。
经过比较，吉益东洞认为石膏的主治是：烦渴。旁治是：谵语、烦躁、身热。
他称“右历观此诸方，石膏主治烦渴也明矣。凡病烦躁者，身热者，谵语者，及发狂者，齿痛者，头痛者，咽痛者，其有烦渴之证也，得石膏而其术覈焉。”
这种认识究竟在临床如何呢？吉益东洞在临床加以检验：
为渴家无热者，投以石膏之剂，病已而未见其害也。
方炎暑之时，有患大渴引饮，而渴不止者，则使其服石膏末，烦渴顿止，而不复见害也。
《名医别录》言石膏性大寒。一般医家多认为其用于除热。故此，非壮热不用。以为有害。吉益东洞类比伤寒诸方，认为，其主治为烦渴，非取其性寒也，但见烦渴，就可使用，不必过虑其性寒之害。“然仲景之用药，不以其性之寒热也，可以见矣。”这是非常大胆的见识了。
这种“以经文类比加临床验证的方法”可以说是一种非常独特的读经方法。
而吉益东洞的《药征》就是这种方法的产物，所谓征，实际上是“证明”的“证”。很多后人读吉益东洞的书觉得似乎很容易上手，每一症，每一药，都有所对应，但也没有了阴阳五行、运气主客、甚至没有了性味归经、君臣左使，“有是症便用是药”，因此，后人毁之誉之，都很极端，即使是日本，也是有人目其为岱岳，有人目其为魔鬼。但无论如何，这种论证方法和结论，基本上构成了吉益东洞的学术基础。
二、《方极》——方症对应
国内很多医家不愿意提“方症对应”，以为会丢了中医“辨证论治”、“把握病机”的神韵。可在吉益东洞的角度来看，方症对应，才是最切中要害的。他的《方极》就是这样的一本书。其实，如果，石膏是主治烦渴的，滑石是主治小便不利的，芒硝是软坚的，而甘草是主治急迫的，那么由这些各有功效的药物的组合的方，也自然是与症对应的。于是一方便有一症群，如添一症或减一症，便要添一药或减一药。
试举《方极》“桂枝汤”例：
桂枝汤的组方是：桂枝、芍药、生姜、大枣、甘草。
正症是：头痛、发热、汗出、恶风。因此遇到这样的症群，就要处以桂枝汤。
如果发汗后，疼痛甚，脉沉迟，或痹，或四肢拘挛，心下痞塞者，桂枝加芍药生姜人参汤。
按照吉益东洞在《药征》中的总结，芍药主治：结实而拘挛；生姜与干姜主治旁治大同小异，只是生姜偏于呕吐，而干姜偏于水毒结滞，在《药征》干姜条下，干姜旁治：呕吐、咳、下利、厥冷、腹痛、胸痛、腰痛。此处疼痛甚，故加生姜。人参主治是心下痞坚、痞梗、支结也。旁治不食、呕吐、喜唾、心痛、胸痛、腹痛、烦躁。对照加减，一丝不乱。
再比如：腹满、寒下、脉浮、或恶寒、或腹时痛者，桂枝加芍药汤主之。于本方加芍药三两。
比之于桂枝汤症，突出表现在于腹满、腹时痛，和寒下。而芍药除了主治结实而拘挛外，还旁治腹痛、头痛、身体不仁、疼痛、腹满、咳逆、下利和肿脓。因此，加芍药即可。
而如果：寒下不止而大实痛者，桂枝加芍药大黄汤主之。于前方内加大黄一两。
大黄主治是通利结毒。能治胸满、腹满、腹痛及便闭、小便不利。旁治发黄、瘀血、肿脓。因此大实痛，要用大黄以通利。
再如果：项背强、汗出、恶风者，桂枝加葛根汤主之。于本方内加葛根四两。
葛根，主治就是项背强也。旁治，喘而汗出。于是加。
不再赘述。
总之，《方极》是一本以“方症对应”的思路编写的“伤寒方”，每一方有本方和正证，以及随症加减的“加兼用剂”。
我们很轻易就能发现，从《伤寒论》到《药征》，是以伤寒方症找寻药物主治，而由《药征》到《方极》则是以前述的结论改编伤寒方，看似一个循环，其实质则是“从效验实证入手，从药入手”去解方，是一次彻底的摆脱中医后世医家观点，而重新结构《伤寒论》以及中医经方理论的“逆袭”。（原谅我用这个网络词汇，因为处于我的角度实在找不出别的词语来描述这一颠覆性地做法。使用这一词汇，也代表着我本人对其思想的存疑以及目为一种读经方法的认同。
三、《医断》——疾医的历史观
沿着吉益东洞的工作，我们很容易就要面对一个问题，就是该如何解释《伤寒论》后历代医家的见解，以及建立在“阴阳五行、运气主客、八纲辩证”等基础上的一系列辩证论治理论及原则乃至建立在“君臣佐使、性味归经”等一系列方剂理论及原则上的庞大体系，与吉益东洞极为简约的“方症对应、有是症便用是药”结构上的显著差异。吉益东洞必须对此作出合理的回答。
《医断》是吉益东洞门人鹤元逸在1747年编辑整理吉益东洞的观点而成的一本书，鹤元逸是吉益东洞非常钟爱的一位弟子，可惜书尚未付印鹤元逸就去世了。吉益东洞“为之哭泣，曰：惜哉！鹤氏之子，天若假之年，补翼吾道，无或慊然也已，何其不幸也。”可见，吉益东洞是很看重鹤元逸的学识和工作的。为什么？因为这本《医断》实际上就是为了回答上面所述问题与各家争鸣而写的。这是吉益东洞发展和确立自己所学必须面对的问题。
在《医断》中，吉益东洞对中医理论中如，元气、脉候、脏腑、经络、针灸、荣卫、阴阳、五行、运气、引经报使、相畏相反等基本观点逐一进行了抨击甚至是否定，同时也对一些医家观点进行了抨击，如医意、《素》《难》、《本草》、司命、死生等等，在否定的基础上通过仲景书、古方、名方、毒药、药能、伤寒六经、病因、治法、禁宜、量数、攻补、虚实等篇章的阐述，基本涉及了吉益东洞的所谓“古方医学”。
什么是古方？就是仲景方。“方者莫古于仲景。而仲景为传方之人，非作方之人。”
这是吉益东洞在为自身学术找寻源流时所倡的一个观点。他认为“古昔医有三，曰疾医、曰阴阳医、曰仙家医也。《周礼》所谓疾医见定病毒所在，视其毒处方取去病毒，故尽愈诸病疾苦。扁鹊仲景所为是也。阴阳医不视病之所在，唯以阴阳五行相生相克论病，皆臆见，故非明白之治。汉之太仓公是也。仙家医炼气，或服炼丹，为人而习功同造化之事，故行者少、害亦少。葛洪、陶弘景、孙思邈等是也.....扁鹊仲景之道绝，其后未闻一书一人论疾医之道。其根源在汉之太仓公。”
因此，所谓古方其实就是古代疾医方，张仲景也只是古代疾医的最后的一个传承者。疾医论病与阴阳医之论病就如同吉益东洞之主张与百家之主张。吉益东洞要使自己的学术昌明，那么就必须先在源流上站住疾医这个位置，无论从时间上还是疗效上都远在阴阳医之先。此论一定，于是阴阳医诸多观点都是臆见了，都是令到医学发展转变了轨迹而迷失方向的“惑人妄说”。
《医断》直接了当对这些观点逐一批判。如其论断经络，以为“十二经、十五络者”只不过是说“人身气脉通行之道路，医家所重也。”但是，用到治疗上比如针灸，其实“无一不可灸之穴，无一不可刺之经”，“所谓所生、是动，井荥俞经合等，亦妄说耳，不可从也。” 再比如脏腑，“夫汉以降，以五行配之，以相克推病，且曰肾有二；曰：脏五而腑六；曰：脏六而腑五；曰：有命门，有心包，有三焦。其说弗啻坚白。要皆非治疾之用矣。”再比如论引经药，“本草曰，某药入某经、某脏；又曰：某药治某经病，某药某经之药也，某物某脏之剂也。其分别配合，历历乎如可据者。”“然而，不可以此治病，则其位牵强可知已。”
吉益东洞用疾医和阴阳医两个帽子，豁然一下，将几千年中医理论和实践之间划开了，也将自己与并世的其他医学观点划开了，换句话说，吉益东洞丝毫没有想在自己的观念和其他观点之间找寻调和点，他径直把自己的学术观点称为是“古方医”或“古医道”，直接从当时的医学体系中独立出来，要把其“有是症用是药和方症对应”的见解作为唯一正确的医学理论，去构筑自己的临床医学体系。
四、《建殊录》——伤寒方的普世性。
自命古代疾医的传承者，吉益东洞的理论基础全在伤寒论，但其由此所为，却并不限于伤寒。方症的对应，直接复原的是所谓扁鹊所说的“见于大表”的古代疾医观念，而对药征和方证的整理，使得吉益东洞的体系已经远远超脱出了伤寒外感热病的范畴。因此，在诸多杂症中能否建立效果则是其必须自证的一个环节。
《建殊录》就是这样一个医案。其涉及疾病有：癫哑、目痛、足跟痛、脚痿骨突、食茄腹痛、目翳失明、疝瘕、狂疾、癫疾、头疮有时、耳瞶、痫、吐血、天行痢、脊痛、脐痛、足疔、忧懟、痖痫、发狂、痿痞、肘骨突出、四肢痒痛、怀孕体痛、忧虑生热、霉疮喉肿、病后怯悸、脐下发痈、脚气上冲、心腹切痛、肿胀、霉疮鼻坏、病后失明、角弓反张、脚弱、生而病痖、霉疮、劳祭、积病、足屈缩、痘疮、恶疾、大热不解、嗝噎、哮喘、中风、臂痛筋起、腹满等。可谓包罗广泛，涉及内外妇儿骨伤，而皆以方证对应取伤寒方而验。观其文其效的确可以令人“愕然吐舌”。
如其中痿癖一例，患者诸治无术。吉益东洞为诊，体内瞤动，上气殊甚，于是处以桂苓术甘汤饮之，须臾坐尿二十四行，乃忽然起居。
再如治疗肘骨突出，患者病后肘骨突出，不能屈伸。吉益东洞诊治，腹皮挛急、四肢沉堕，有时上逆，为桂枝加附子汤及芎黄散饮之，时以梅肉散攻之，数十日，肘骨复故，屈伸如意。
再如肿胀，患者14岁，通身洪肿，心胸烦闷，小便不利，脚殊濡弱，众医无术，吉益东洞诊之，发现患者胸胁苦满，心下痞梗，四肢微热，于是作小柴胡汤饮之，尽三服，小便快利，肿胀随减，未满十服而痊愈。
类此等等。
要之，吉益东洞研读经典之法，看似推古，实则重于临床实用。其构筑理论之过程，尽管尽力诋毁后世医家，而自标榜为古代疾医一流，实际上，则是紧紧围绕其临床取效之思路而求立足。
撇开疾医之说，其所谓毒、乃至有是证用是药，以及尽言攻法，其实在中医漫长的历史变迁中，类似观点一直不绝，《内经》之病邪的观点，后世医亦有毒论，而其所力辟之金元四大家张子和便是倡导攻法，几乎与吉益东洞出于一辙。
故而，其真正价值之处乃正在于《药征》一书耳，此为学经方之一快刀尔，是术之非道之昌明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