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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仓鼠打洞学会另一种情怀 曹魏嘉平三年（251）八月戊寅（9 月7日），司马懿在京师洛阳病逝，终年七十三岁。司马懿的死，标志着传统意义上的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局面，正在加速发生变化，司马氏代魏已然明朗。这是题外话。 关于司马懿病逝，对于年逾古稀的老人来说，高年染疾，并不是件意外的事。但是，司马懿的病，由来已久，从二十三岁为人所知，到六十九岁再次发作，直至病逝，确乎有些不同寻常之处。这还要从司马懿上演的一则故事说起。在这则故事中，司马懿全然一副病态。病着来，病着去，不知司马懿是有意如此设计自己的人生，还是造物弄人？  司马懿之所以会得病，其原委，现在大致还能看到五个版本。按照撰著者的年代，依次为：东晋王隐《晋书》、东晋孙盛《晋阳秋》、南齐臧荣绪《晋书》、唐代集体编修的《晋书·宣帝纪》（下简称《宣帝纪》）和《张皇后传》。诸书优劣不在本文讨论之中，略去不谈。综合五个版本的叙述，我们便可以看到一则鲜活的故事，现在我们就来讲一讲。 故事发生的时间：东汉建安六年（201）七月七日（8月23日）。 故事中涉及的人物有五位，其中两位无名无姓，他们分别是： 曹操，东汉司空，时年四十七岁。曹操的亲信，司空令史。司马懿，河内郡上计掾，时年二十三岁。张春华，司马懿夫人，十四岁。司马懿家中婢女。 故事发生的地点：司马懿的家乡河内郡温县孝敬里（今河南省焦作市温县）。故事的情节是：司空曹操命时任河内郡上计掾的司马懿到自己身边做事。司马懿称说自己得了风痹（孙盛《晋阳秋》作“风疾”），予以婉拒。曹操对司马懿是否得病表示怀疑，遂派出手下令史前往甄别。当这位令史微服行至司马懿家门前的树林中时，决议隐匿其间，窥伺院中动静。时值七夕，风俗中有“曝书”（或晒书）一事，司马懿也未免俗。不巧的是，突下暴雨，司马懿慌忙出来收书。要知道，得了风痹的病人， 行动受限，卧床不起才是正理。也就是这一本能的冲动，被两个不该看到的人看到了。一位是藏匿于树林中的令史。哈！司马懿，你在装病。遂返回禀报实情（孙盛《晋阳秋》和《宣帝纪》中则隐去了令史的行踪，以及树林、晒书、暴雨、收书等一系列场景，《晋阳秋》径言“魏武使人往，微刺之，以观信否”。  《宣帝纪》则改为曹操派人夜入司马懿家中密刺真伪。《晋阳秋》和《宣帝纪》所看到的景象一致：司马懿“坚卧不动”）；一位则是司马懿家中婢女。司马懿夫人张春华情急之下，怕婢女走漏风声，便杀人灭口。 故事的结局只有一个：司马懿就职。但从出现的时间上，却有早晚之分：早，立竿见影，是臧荣绪、王隐所记，令史回复之后，曹操再次下令，命司马懿前来任职，“若复不动，便可收之”，司马懿“惧而应命”；晚，是《宣帝纪》所记，既然司马懿“坚卧不动”，这事在当时也就不了了之。只不过，事隔七年之后，曹操已为汉丞相，才想起还有个司马懿，命其为文学掾，“若复盘桓，便收之”，司马懿“惧而就职”。 故事也就这样了。大家读此故事， 可能会惊讶于司马懿的城府，愕然于张春华的血腥，治史者则可各取所需，发现历史的鸿泥。但不可否认的是，故事中的疑点实在是太多，由不得我们不做一些清扫的工作。限于篇幅，在这里能做的工作只能限于一点，即司马懿为什么要拒绝曹操的好意？  关于这一点，不论是东晋南朝的史家，还是唐朝的编撰者，大家几乎是异口同声，那就是“汉祚将终（《宣帝纪》：汉运方微），不欲屈节曹氏”。这个理由表面上看没有问题。不仅没有问题，而且从叙事的角度讲，还为日后司马氏代魏，埋下了伏笔。如考虑到当时局势及司马氏与曹氏的关系，这一理由却很难成立。 为什么这么说呢？ 第一，汉祚将终，这不是司马懿独有的判断和发现，而是当时乃至此前三四十年来的大势。二十三岁的司马懿，适逢群雄并起、列强当道的时代。那些大小列强们虽为汉官，却共同放弃了维护汉祚久远的义务，寻觅时机改朝换代。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此处不再赘述。如无力挽狂澜于既倒，或有另途可供选择：一种选择脱离尘俗，做一岩穴之士，与山水相伴以终老；一种选择遗骨于域外，即可终生为汉之子民。不争、不隐、不遁，则只有与最强者为伍，成为缔造新政权的元勋，方才是“聪明多大略”（《宣帝纪》）的体现。那时的最强者是谁呢？在曹操决意任用司马懿的前一年，即建安五年，曹操与袁绍在官渡一战中胜出，就已确定了曹操作为最强者的地位。并且，在建安四年，肇始者的雄才伟略自然要润色升华， 干宝言：“昔高祖宣皇帝，以经才硕量，应运而仕。”（《文选》卷四十九《晋纪总论》）实际真实的一面，不做斧斫笔削的事实，也只能存储于当事人的脑海中，或也只能口耳相传了，如过江之后， 东晋第二代皇帝晋明帝司马绍，一日与王导闲聊，问及前世得天下的往事。明帝想了解历史，是有励志的初衷的。而王导自司马懿创业讲起，一直讲到司马昭，这时的明帝已经无法抑制住自己的情绪，以面覆床，曰：“若如公言，晋祚复安得长远！”（《宣帝纪》）真实摧毁了想象，真实又岂能与外人道哉！  这是从史家笔法上，为司马懿“不欲屈节”做一个宽泛的解释，这“不欲屈节”很可能是史家有意为之的渲染。结合当时形势而言，还可以做如下的解释： 前面我们讲到，曹操命司马懿到府任职的时间是官渡之战发生后一年，曹操在官渡之战胜出，确定了他作为当时最强者的地位。事实上，这也是我们在纵览历史进程之后，才能做出的判断， 是事后诸葛亮。对于当事人来说，司马懿能否做出如此精准的判断，那还是一个未知数。 在当时，根据能采集到的信息进行分析，可以得到这样的推断：官渡之战虽然以曹胜袁败而告终，但曹操已 无力继续扩大战果，袁绍依然控制着河北。建安六年，曹军虽一度要渡河作战，却未能改变曹袁在战后的僵持状态。曹操遂将战略重心转移，率主力南下。曹操作为最强者的地位还有待于时间的进一步检验。 更何况，司马氏家族本就是军人世家，其姓氏的得来，就是其祖上以军功换来的。作为军人的后代，加之司马懿又是一个“聪明有大略”的人，这一点他不可能看不到。 而且，在司马懿得知自己被任命的那个时间段，或许还要更早些，司马氏家族已经贡献了一名成员，前往曹府任职，这名成员就是司马懿的兄长司马朗（关于司马朗的入仕，可参见拙作《〈三国志〉所记司马朗入仕年龄志疑》，《文献》2009年第4期）。归附曹操，为曹氏所用，通过司马朗已经明确表达。司马懿以病态示人，婉拒曹操， 留住乡里，这在时局不稳、关乎未来前途时，趋利避害，保全家族，都是司马氏的不二之选。“不欲屈节”的合理因素也就在此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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