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散记——驷马桥与日本间谍

驷马桥，又叫升仙桥。成都地方志有这样的介绍：传说，汉代有一个名叫张伯子的人，他修炼道术多年，见到这番景象流连不舍，于是选中了一个地方，骑着他的赤纹虎飞升上天成了神仙。人们目睹了这一升天成仙的场面，一传十十传百，都焚香遥拜。又把凤凰水改成了升仙水，还在张伯子升仙的地方架起一道桥，叫做“升仙桥”。

后来，汉赋大家司马相如，当时正在成都和与卓文君耍朋友。司马相如家境贫寒，不为人所看重。他勤奋努力，接到朝廷的诏书，走过升仙桥，在道旁的茅草客栈里同文君依依惜别。他奋笔在桥头题字：“赤车驷马”，说：“我不乘高车驷马，就不过此桥！”天遂人愿，司马相如到长安后名动京师，汉武帝十分赏识其才华，委他以重任，派其返回成都出使西南夷。如此，司马相如果然乘着洋盘的驷马高车重过此桥，兑现了自己的豪言壮语。唐代著名诗人岑参为此写下《升仙桥》一诗“长桥题柱去，犹是未达时。及乘驷马车，却从桥上归。名共东流水，滔滔无尽期。”从此，升仙桥就改名驷马桥了。

1952年成都站东乡汉墓出土了一批汉画像砖，其中有一块画砖上清晰地刻出了一座水上的桥梁。水上立有许多排木柱，每排四根，木柱上架有横木梁，梁上铺有木板，两匹马拉着一辆高车行其上，后侧有随从一名。这个汉墓，位于当时的站东乡青杠坡（后称青杠包），在成都北门驷马桥之西，火车站之东, 北为凤凰山, 南接成都城桓。这个汉墓距驷马桥非常之近，这不仅让人产生联想，这个画像砖上的桥极有可能就是墓主人按照驷马桥的样式镌刻在砖上的。

1952年成都站东乡青杠坡出土汉墓画像砖

唐代以后，文人墨客留诗此桥，题咏碑记不断，大多借司马相如一生行迹和功业怀古咏志。可惜历代屡经整修，近代又饱经战火，古桥风貌已不可再现。

但近代曾有两位大名鼎鼎的人为驷马桥留下过碑记，这段历史鲜为人知。其中一位是清代四川第一名臣张鹏翮。

张鹏翮，四川遂宁（蓬溪县黑柏沟）人，被誉为清代第一清官、治河专家、理学名臣，官至文华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时人称其为“遂宁相国”。张鹏翮曾随索额图勘定中俄东段边界，为签订《中俄尼布楚条约》作出积极贡献。任河道总督，主持治理黄河10年，是卓有成效的治河名臣。

张鹏翮还是一位书法家。成都“青羊宫”三字就是张鹏翮题书，更有意思的是青羊宫里镇宫之宝独角青羊也是张鹏翮于雍正元年（1723），从北京市场上购回，赠送给青羊宫的。底座铭刻记其事，铭文云：“京师市上得铜羊，移往成都古道场。出关尹喜似相识。寻到华阳乐未央。”落款为“信阳子题”，信阳子即张鹏翮之号。

康熙末年，成都驷马桥进行整修，竣工后特邀当时的吏部尚书张鹏翮撰写碑志并亲书《成都驷马桥碑记》，字体雄浑，笔法苍古，得到书家高度赞许。此遗墨因年代久远，且驷马桥维修、重修的次数较多，今已无法看到张鹏翮的遗墨，而且各种文献对此事也未及只言片语。

有意思的是，这一事实在近期发现的一张由日本人拍摄的图片中得到了证实。近代以来，日本在对外渗透及侵略的过程中，曾派出大量间谍潜入中国各地进行活动。1924到1942年间，日本摄影师岛崎役治以其创办的《亚细亚大观》刊物为阵地，以旅行考察为掩护，潜入中国各地进行实地拍摄，足迹几乎囊括了所有省份。其拍摄的内容，则涵盖了人文、地理、经济、军事等方面，具有很高的情报价值。

日本间谍岛崎役治所拍摄的驷马桥

岛崎役治的公开身份，是亚细亚写真大观社社长，他于1918 年来到中国东北，1924年成立亚细亚写真大观社并创办摄影月刊《亚细亚大观》，发行一直持续到1942 年。透过其摄影活动和拍摄内容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作为一名职业摄影师和刊物经营者，岛崎役治其实还扮演着日本间谍的角色，长期打着旅行考察的幌子在中国各地搜集情报，直接为日本政府的渗透与侵略服务。

当代学者研究岛崎役治行迹，发现他曾于1926年和1928年两次入四川，这张驷马桥的照片应该拍摄于这一期间。岛崎役治在这张照片的文字说明中，提到桥头有石碑，碑文为张鹏翮所题写，并题写了岑参的《升仙桥》“长桥题柱去，犹是未达时。及乘驷马车，却从桥上归。名共东流水，滔滔无尽期。”

至此，我们可以确认，岛崎役治曾亲眼目睹张鹏翮的碑文，可惜的是岛崎役治没有把碑文拍摄清楚，我们现在无缘看到张鹏翮的书法墨迹了。但照片中的石碑，是否是康熙年间所立或是为后人重立，仍无法确认。

现今驷马古桥已不复存在。1951年修筑成渝铁路，原有河道被改道，照片中砖石结构的驷马桥被拆毁，在改道的沙河上新修平交桥。1981年，地名普查时，仍然定名为驷马桥。

在2001年前后的成都大规模水环境综合整治工程中，沙河从上游到下游修建了八座大型游园“沙河八景”。可惜的是，这一大型工程再一次将驷马桥遗漏，以驷马桥厚重的历史文化积淀而言，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遗憾。现在解放路一段与驷马桥街交界处，横跨沙河的驷马桥作为成都市的文化地标，矗立起了一座雕塑，其造型与神韵皆较为简单粗糙，不足以供后人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