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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2、子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 凿 ◆执鞭——《论语后录》：执鞭有二义，《周礼秋官》“条狼氏下士八人”，其职云“掌执鞭以趋辟，王出入则八人夹道，公六人，伯四人，子男二人。”此一义也。《地官·司市》“入则胥执鞭度守门”，此一义也。以求富之义言之，或从《地官》为长。 执鞭之义难于考实。从此章文义看，可用《地官》“执鞭”之义，取其“贱役”之义。 [集解]郑曰：“富贵不可求而得者也，当修德以得之。若于道可求者，虽执鞭之贱职，我亦为之。”孔曰：“所好者，古人之道。” [唐以前古注]皇疏引缪播云：袁氏曰：“执鞭，君之御士，亦有禄位于朝也。” [朱子集注]执鞭，贱者之事。设言富若可求，则虽身为贱役以求之，亦所不辞。然有命焉，非求之可得也，则安于义理而已矣，何必徒取辱哉？苏氏曰：“圣人未尝有意于求富也，岂问其可不可哉？为此语者，特以明其决不可求尔。”杨氏曰：“君子非恶富贵而不求，以其在天，无可求之道也。” 《四书辨疑》：苏氏过高之论，不近人情。富与贵人皆欲之，圣人但无固求之意，正在论其可与不可，择而处之也。不义而富且贵，君子恶之，非恶富贵也，恶其取之不以其道也。古之所谓富贵者，禄与位而已。贵以位言，富以禄言。富而可求，以禄言也。执鞭，谓下位也。盖言君子出处当审度事宜，谷禄之富，于己合义，虽其职位卑下，亦必为之。故夫子之于乘田委吏亦所不鄙。苟不合义，虽其爵位高大，亦必不为。故夫子之于季孟之间亦所不愿也。伊川曰：“富贵人之所欲也，苟于义可求，虽屈己可也；如义不可求，宁贫贱以守其志也。” 《论语补疏》：《易传》称“崇高莫大于富贵”，富贵非圣人所讳言也，但有可求不可求耳。不可求，所谓“不以其道得之”也。苟以其道得之，何不可求之有？《孟子》言：“非其道，一箪食不可受于人。如以道，则舜受尧之天下不以为泰。”正与此章之恉相发明。非道以求富贵，鄙夫也。必屏富贵不言，并其可求者而亦讳之，此坚匏之谓，圣人所不取也。“而”与“如”通，而可求即如可求。如可求则为之，如不可求则不为，圣人之言明白诚实如此。若以富而可求为设言之虚词，此滑稽者所为，曾以此拟孔子乎？ 《论语发微》：《周官太宰》“禄以驭其富。”三代以上，未有不仕而能富者，故官愈尊则禄愈厚，求富即干禄也。富而可求，谓其时可仕，则出而求禄。孔子为委吏乘田，其职与执鞭之仕同也。不可求，为时不可仕。《孔子世家》言：“定公五年，阳虎囚季桓子。季氏亦僭于公室，陪臣执国政。是以鲁自大夫以下皆僭离于正道，故孔子不仕，退而修《诗》《书》《礼》《乐》。弟子弥众，至自远方，莫不受业焉。”此孔子不仕，谓不可求。修《诗》《书》《礼》《乐》，为从吾所好。孔子自述出处之际，故以两吾字明之。 《黄氏后案》：此辨道之可不可也。道苟不枉，身屈何伤？若求富而必有害于道，是不可求矣。所以自遂其好道之心，而不以彼易此也。 《论语或问》：程子可求不可求，皆决于义。谢杨可求不可求皆决于命。至于张子、尹、吕则以可求者为义，而不可者为命。三说不同。然愚以谢杨之说为未安也。盖此本设言以明富之不可求，故有执鞭之说。若曰命可求，则宁屈己以求之，则是实有此意矣，岂圣人之心哉？曰圣人言义而不言命，则奈何其言此也？曰言义而不言命者，圣贤之事也；其或为人言，则随其高下而设教有不同者，如曰“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者，夫岂不言命乎？魏国韩忠献公有言“富贵贫贱自有定分，枉道以求，徒丧所守”，盖得此章之意。中人以下，其于义理有未能安者，以是晓之，庶其易知而有信耳。 《颜氏家训》（卷五省事篇）：君子当守道崇德，蓄价待时。爵禄不登，信由天命。须求趋兢，不顾羞惭，比较材能，斟量功伐，厉色扬声，东怨西怒，或有劫持宰相瑕疵而获酬谢，或有喧聒时人视听求见发遣，以此得官，谓为才力，何异盗实自饱，窃衣取温哉？世见躁兢得官者，便谓“弗索何获”；不知时运之来，不求亦至也。见静退未遇者，便谓“弗为胡成”；不知风云不与，徒求无益也。凡不求而自得，求而不得者，焉可胜算乎！ 《岭云轩琐记》：无圣贤欲仕之心，而徒求青紫之荣、鼎钟之奉者，古今来项背相望也。余闲居每尝诵《孟子》书“欲贵者，人之同心也”一掌而三复之，觉如置身千仞，天风冷冷翛然自得之乐有不可思议者。 此章众说纷纭，上面所录，仅是程树德《论语集解》所引录者。 对于孔子的时代来说，世官世禄正在崩解，官僚制度正在成为主流，其间的区别是巨大的。世官世禄，是对于世官者进行标准化的“为政”培训（有着强烈的贵族性）；“学而优则仕”，则是官僚制度下的选拔机制。而后者，正在成为主流。理解孔子所说的富贵问题，自然与仕进问题分不开。但是，单说“富”似乎有另一段隐情。春秋时代，商贾货殖已经很活跃，即从《地官》设《司市》，已经出现专门的市场管理。弦高犒师、陶朱公致富的事例，实际已经显示，在仕进之外另有“富”路。即如孔门，子贡即是典范。 因此，这里批评的不是求富，与求富贵而巧言令色足恭不同。求富贵而巧言令色足恭，是欲以猥琐之行而扣仕进之门，焉可猥琐为之，这是“于我如浮云”。富之所求，原无高下尊卑之别，虽“执鞭”亦可，正有才智专精之道，如子贡而富。富之可求，即在乎此，而不具此能，则“从吾所好”。恐怕不是诸贤解说之强调所在。 度 如果上章所言是孔子的政治参与态度、立场和对于理想的坚持与退守的话，那么此章正是阐明孔子对于富贵的鲜明态度。宋以前注释皆是就富贵与贱役二者之间求解。义、命分辨即是其间一道关键。 “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4－5）“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7-15）“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8-13）“死生有命，富贵在天。”（12-5）而对于治国来说，富而教之（参见13-9）是为政之大义。对于孔子来说，人生的要义在于践行崇高的品德，努力呈现人生在德性方面的高度（参见第四篇第五章的疏解）；而孔子对于富贵本身则抱持肯定的态度，不过孔子对于富贵的判断似乎潜含了一个内在的前提，即富贵应与品德相称，“不以其道得之”的富贵，对于人生的践行是有害的，践行崇高的品德是处富贵的根本。因此对于孔子来说，作为士其崇高的理想在于求诸自我应当是证成崇高的品格，而在政治的立场上则应世济民。但是对于富贵的追求并不是孔子所蔑视的，所以“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所从事虽卑贱而求富贵亦未可非。然所从事之贱与不贱则不涉及道德判断，只是从事的职业本身的社会地位不同而已。所谓“未有不仕而能富者，故官愈尊则禄愈厚，求富即干禄也。富而可求，谓其时可仕，则出而求禄”之说，从商业的发展史本身来说商周时恐怕商业已比较发达，特别是在春秋时代，商业的发展可能已经是一个很重要的趋势，据《左传》僖公三十三年传载： 三十三年春，秦师过周北门，左右免胄而下。超乘者三百乘。王孙满尚幼，观之，言于王曰：“秦师轻而无礼，必败。轻则寡谋，无礼则脱。入险而脱。又不能谋，能无败乎？”及滑，郑商人弦高将市于周，遇之。以乘韦先，牛十二犒师，曰：“寡君闻吾子将步师出于敝邑，敢犒从者，不腆敝邑，为从者之淹，居则具一日之积，行则备一夕之卫。”且使遽告于郑。郑穆公使视客馆，则束载、厉兵、秣马矣。使皇武子辞焉，曰：“吾子淹久于敝邑，唯是脯资饩牵竭矣。为吾子之将行也，郑之有原圃，犹秦之有具囿也。吾子取其麋鹿以闲敝邑，若何？”杞子奔齐，逢孙、扬孙奔宋。孟明曰：“郑有备矣，不可冀也。攻之不克，围之不继，吾其还也。”灭滑而还。 这一记载表明，商人的活动在春秋时代具有相当的活力。特别是秦始皇专门为商人巴寡妇清建怀清台的故事，进一步表明春秋战国时代商人阶层强大的活动和强有力的影响。而《吕氏春秋》（见《吕氏春秋·先识览·察微》）所载的一则故事鲜明呈现了另一个趋势，即春秋时代开始的地域化整合趋势，正在取代西周的封建。 鲁国之法，鲁人为人臣妾于诸侯，有能赎之者，取其金于府。子贡赎鲁人于诸侯，来而让，不取其金。孔子曰：“赐失之矣。自今以往，鲁人不赎人矣。”取其金，则无损于行；不取其金，则不复赎人矣。子路拯溺者，其人拜之以牛，子路受之。孔子曰：“鲁人必拯溺者矣。”孔子见之以细，观化远也。 这是春秋开始，到战国时代逐渐成为现实的两大趋势——世袭封建秩序开始崩坏，财富的占有出现了全新的模式，商业的因素日趋重要；另一方面，社会阶层变化日趋剧烈，西周以周族群及其联盟建立起来的族群性政治秩序开始转向地域性的政治认同，西周族群性的政治组织内部认同开始消融（一种全新的政治组织方式正在酝酿，地域性的政治整合和社会单位的血缘人伦化）。 这是春秋时代的现实，而孔子并不否认财富在人生中的意义，因此对于谋取财富并不是完全否定的，甚至对于谋求财富还抱有积极的肯定的态度，“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孔子坚持在现实的人生中财富固然具有不可否定的意义，但是对于肩负着政治使命的士君子来说，崇高的人生是在坚持政治使命过程中的完善；而对 于士君子的自我而言，崇高的人生是自我的铸就、德性的证成，因此并不是以富贵来衡量的。所以在财富问题上，孔子更为强调义，命在其间似乎没有受到刻意的强调。对照上一章及其它篇章，孔子对于颜回的赞叹正反映了孔子政治使命的坚持和对于自我铸就的重大意义的强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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