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我的一天（33）

我的一天（33）

八月十五日那天，我想好了写“我的一天”。就是说，我有了想说的话。我说过，我写文章是从有了想说的话开始的。这是不是说，有了想说的话，就可以写文章，或者说，就能写文章。八月十五日那天，我什么也没有写。“我的一天”是从八月十七号那天开始写的。说什么也没有写，也不全是。那天晚上，我坐在电脑前，打开我的杂记文档，写下这个题目，很快写下一段话，然后又很快删去。接着很快再写一段，接着再很快删去。八月十五日那天，我想好写“我的一天”，开始想的是写一篇杂记，就是说写一篇不超过三千字的短文。没有想把这个话题写成一本书，应该是根本没有想写一本书。那天晚上，我写了删，删了再写，删删写写三次过后，就什么也不想写了。本来，我想写“我的一天”，就是说，我有“我的一天”想说的话，结果是，什么也没有写出来，所以说，那一天我什么也没有写。

我想起四十多年前，我高中毕业后去了学校。我七五年高中毕业，高中毕业后回家当了队里的一个全劳力。我一边干活一边看一本中医书。那本书是我从村子里一个赤脚医生那里借来的。他借给我的那本中医书，应该属于认识中草药的小册子。我当时觉得那个小册子很好。那本小册子里介绍了几百种草药。每一种草药都附有全图。然后介绍这种草药的产地，药性，适用什么病症。可惜的是那本小册子，不久后我还给了赤脚医生。赤脚医生借给我这本书时，没有说要把这本书送给我，我还给他的时候，他也没有说可以送给我。如今想来，我当时有让他送给我的想法，但我没有说。他很可能没有想送给我的意思，或者说，知道我学不了中医，也就没有送给我的意思。我说可惜，不只是那时候觉得想有那样的一本书，即使今天，我也还想有那样的一本书。当时，我一边看那本书，一边开始在干活之余采集草药。现在还能记得的，地骨皮，防风，地丁，白茅，蒲公英。我把这些采挖来的草药，洗干净，晾好，然后捆成一把一把。这件事，我没有做太长时间，就去了学校。就是说，我高中毕业后，并没有想去当老师。我想做一个中医大夫。结果是，我没有做一个中医大夫，而是去当了老师。

我在想做一个中医大夫的时候，不再想小时候的玉米秆小窝。我不可能再去田地里用玉米秆堵一个小窝，每天钻在里面看书。我可以在自己的屋子里看书。但我在那几个月里，看的书就是那本小册子。我要记住各种草药的名字，还要记住它们的叶、花、果、茎杆、根长的什么样，还要记它们各自的药性。就是说，我在玉米秆小窝里看书，不过是小孩子的玩耍。钻进玉米秆小窝里看书，无论如何，本身就是我小时候的玩耍。不论是我后来去学校当了老师，还是高中毕业后有几个月想做一个中医大夫结果没有做成，还是如果不去学校，我会永远是一个干农活的全劳力，它都是我八九岁时候一个人的玩耍。

有人问一个诗人，你的第一首诗歌是什么时候写的？你是怎么成为一个诗人的？诗人说，他的第一首诗歌是他五岁的时候写的；他能成为一个诗人与一只猫有关，如果没有那只猫，他就不会成为一个诗人，因为那只猫在他五岁的时候，给了他写诗歌的灵感。如果说，这是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在我看来，就比较恶心。因为，如果他真的在五岁的时候写过一首诗歌，也许那也可以称之为诗歌，但他的行为，只能是他的一个玩耍。而他的那只猫，也不可能在他五岁的时候，给他什么灵感。猫在他五岁的时候至多能给他一种好玩的感觉。

就是说，我不想把我去学校当老师这件事和在玉米秆小窝里读书这件事联系在一起。我总觉得为名人作传常常挖掘名人小时候做过的什么事，拿它们证明名人之所以成为名人的原因，是一件不怎么搭调的事情。就是说，作传者在为人作传时脑子不怎么够数，名人看不懂他的不够数，只看书的封面上有他的大名是他的大传就够了。而在我看来，高中毕业后去学校当老师，惟一的原因是，当时我们村子里那所学校缺少一个语文老师，而我又是村子里很少的高中毕业生中的一个，最终决定我能去学校当老师的，是那些听我讲课的学生和老师，他们投给我的票数和我的考试成绩。我敢肯定的是，参加考试的人，没有一个想有人考在他们前面，因为我参加了考试，所以，我也是这么想的；而那些投票的学生和老师，也不会想到他们投出去的一票，就能决定我能不能当老师。在这件事情上，按照机率，必须有一个排在第一，或者两个三个同时排在第一也有可能。就是说，决定我去学校当老师是那个机率在起最终作用。在后来的岁月里，我越来越怀疑那个叫机率的东西。因为，我高中毕业那年是七五年，如果我再晚毕业五年，投票的人还是那些学生和老师，还是那个考试形式，我还能不能当老师，就不一定了。可是，不管我能不能当老师，在玉米秆小窝里读书的事情应该是存在的。

我去学校当老师不久，开始写日记。这件事也很简单，晚上在学校里备完课，批完作业。那时候，学校里没有如今这么多的事，有课去上课，该备课的时候备课，学生作业交上来了，就批作业。课每天都上，所以，作业每天都批，每天都备课。我去学校当老师的时候，我们村那所学校没有校长，没有主任，就是说，没有任何领导。因为大家都知道自己每天干什么事，所以基本上是各自为政。各自为政的我们学校，竟然位居全乡中考第一。后来，就来了校长，可来了校长不久，我们就不是第一了，至于是第几，我们都不太清楚，也不太关心这件事，因为排第几，在有校长的时候，应该是校长关心的事情。我后来想，我们各自为政的时候，能拿第一，肯定与没有校长有关系。因为别的学校没有拿第一，是别的学校都有校长。当然，在我们学校不排第一的时候，依然有排第一的学校，那就是另一回事，因为在所有有校长的学校里排第一，应该与校长治校有关系，而我们在各自为政的时候拿第一，与校长治校没有任何关系。我想这些事，与我的写日记有关系。如果我去学校的时候，学校里有校长，我还会不会写日记，我就不敢肯定了。就是说，也许会写，也许不会写。但我不能说如果我不写日记，就一定与校长有关系。但有校长，就与没有校长一定是不一样的。在不一样的环境下，能发生什么事，都是不能肯定的。

但我敢肯定的是，我写日记与我去学校当了老师大有关系。我在醉心于做一个中医大夫的那几个月里，从来没有想过要写什么日记。可以肯定地说，如果我一直是干活的全劳力，我也不会写日记。为什么我当全劳力就不写日记，这是没有什么原因可言的。而我当了老师就想到写日记，并且写了日记，这却是有原因的。原因就是我是一个老师。而在我看来，一个老师，就要写日记。这一想不要紧，我真的就想写日记了。

我为什么说，我的写作是从有话想说和有话要说开始的，就是因为我在写日记的时候，有过这样的体会和感觉。有话想说，有话要说，对于我而言，是一种特别的感觉。

当了老师，晚上，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备完了课，批完了作业，想到白天上课的时候坐在教室里的一个个学生，容易睡不着。然后想到写日记。这就是说，在我睡不着的时候，感觉到有话要说。至于是什么话，我可能还不知道。但确实是有要说的话。这有要说的话，从某种意义看，就是要说话。有要说的话，和要说话，在我没有想说什么时候，其实是一回事。有了这样的感觉，写日记，就势在必行。

有想说的话是另一回事。要说的话是感觉到该说，想说的话未必该或者不该，是感觉有话憋不住。

我当老师不久开始写日记，应该属于有要说的话，就是说，我感觉到要说话。那时候，我还没有想说的话。单是一个要说，就让我写起了日记。后来，有了想说的话，我就不写日记了，改成了写别的东西，因为想说的话很多不在日记的范围里。因为是要说的话，而不是想说的话，所以，我开始写日记时，常常枯坐好几个小时，一个字也写不出来。脑子里只有一个要说、要说、要说的要说话，可说什么话，却是没有的，常常是：今日无事，无话可说，或者枯坐无可言。

有要说的话，和有想说的话，还有更多可说的。后面我会说到。

八月十五日那天，我什么也没有写，这应当是另一回事。写文章，除了有想说的话，和要说的话之外，还有说什么和怎么说的问题。八月十五日那天，我开始想写“我的一天”，只是想写一个杂记短文。如果是写一篇杂记短文，和如今的所写当然是不一样了。写短文还是写一本书，这属于怎么写的问题。写短文，和写一本书，在写什么上自然更是不同。就是说，八月十五日那天，我遇到了说什么和怎么说的问题，我那天还没有想好，所以，最终我什么也没有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