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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部《论语治天下》”的名言是由自北宋初年的宰相赵普说出来的，这一句中国古代政治管理的名言是由故事的。 赵普也算是一位有名的政治家，在宋王朝，他有一项纪录是别人比不上的，他曾三次任宰相，不过，他干得不算出色，每次任相，似乎都不顺利，而且是越做越差。受到朝中同僚们的轻视、不满，这还勉强可以忍受，而他还受皇帝的猜疑，被皇帝约束，在朝中就不好混了。赵普有些学识，但不是一位博学鸿儒，但在特殊时期，他的学识却是管用的。他说出的“半部《论语》治天下”，引发热议，流传千古。 赵 普 原本，赵普是淮南滁州的一名乡村教师，可能因为乱世书也不好教了，也许他想有更好的出头机会就到外闯了。公元956年，后周大将赵匡胤率领大军与南唐守军在滁州打了一场恶仗，争的是夺淮南江北地区。从课堂里走出来的赵普，遇上了率军征战的赵匡胤，赵普以他的学识，为赵匡胤出主意，助赵匡胤打了胜仗。从此，大将出身的赵匡胤便把赵普视作心腹，赵普也随赵匡胤征战各地，为他出谋划策。陈桥兵变，赵匡胤黄袍加身，宋朝建立，赵普参与制定了宋初的一系列重大政策，又辅助宋太祖统一了南中国。宋乾德二年（964年）赵普被任命为宰相，并晋封为韩王。赵普果然出头了，乡村教师成帝王谋士，并被封为王，自然是意得志满。 宋王国建立了，登上皇位的赵匡胤首先想到的当然是如何巩固专制皇权，而通过军事政变而登基的前朝大将赵匡胤，心里最担心的事即是有别的武将学他的经验，对他如法炮制地来一场政变，果真如此，他这宋太祖就做到头了。所以，为防范武将政变，赵匡胤想了一个妙策：杯酒释兵权。他热情地请开国大将们聚在一起喝酒，为他们封爵位，给他们封地，却让他们放弃兵权，而他心满意得地把兵权集中在自己手里。这还不能让赵匡胤放心，他很了解五代时藩镇拥有重兵对中央政府的危害，藩镇不受中央节制，必有乱政出现。为了防藩镇，强中央，他推行重文轻武的政策，实行“兴文教，抑武事”法令，建太学，行科举，着力培养文士，选拔文人，让文士来充实各级管理机构。赵匡胤想以士大夫来治天下。 在此政策下，经历过战事，却以学识智谋助宋太祖建立宋王朝的赵普，以为有更好的机会来了，他是文人出身，但他居功自傲，专横跋扈，而且，他还贪财，于是，受到了猜疑，受到约束，本来，他可以照章办事，继续当谋士，而他却自以为是，自认为功比武将大，身份比文人高，而结果是，武将认为他毫无战功，文人认为他不学无术，他受到轻蔑，最后因结党徇私而遭罢黜，下场是比较凄惨的。 赵普任宰相期间，宋太祖既猜疑他约束他又有时重用他，赵普第二次任相时，也还常为赵匡胤出谋划策，以他的学识出出主意，于是，后来就有了“半句《论语》治天下”的传言。后来，这一句话成了典故。 其实，赵普是否真的说过这一句话，不少历史学家是有异议的，因为在一些正史中，特别是像《宋史赵普传》这样的重要史书中，根本就没有记载赵普说这一句话。事实上，记载这一句话的是南宋罗大经的《鹤林玉露》，在乙编卷一中是这样记载的：“赵普再相，人言普山东人，所读者止《论语》，……太宗尝以此语问普，普略不隐，对曰：‘臣平生所知，诚不出此。昔以其半辅太祖定天下，今欲以其半辅陛下致太平。”这就是赵普“半部《论语》治天下”传说的出处。不难看出，这里记述的是：赵普说，他读书范围不出《论语》一书，但他当年曾靠所读的《论语》帮太祖平定天下，而现在仍能够靠《论语》辅佐宋太宗赵光义把天下治理好。赵普这话是对着赵光义说的，赵光义以别人议论赵普只知读《论语》的话来问赵普，赵普有些不高兴，忍不住发牢骚，高傲的赵普认为他过去帮过赵匡胤，现在也可以帮赵光义，而当时满腹经纶的文臣儒士，无法与他比功劳，即便是他读书很少，也能为宋王朝两代帝王出谋划策，助其治国。帮助宋太宗，半部论语就够了！ 孔 子 那么，怎么理解“半部《论语》治理天下”呢？ 其中，有一种理解是：《论语》是儒家的重要典籍，主张以仁孝治天下的儒家的追随者，当然是要依据《论语》的儒家基本思想来治理天下，但是，《论语》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讲修身养性的，属伦理学说，另一方面是讲治国平天下的道理的，所以，以后面这方面的内容来治天下，足矣，这即是“半部《论语》治天下”。 还有一种理解是：《论语》是整个儒家学说的基础，讲的是儒家对整个世界的态度，蕴含着人生的大道理，而治国理政只是儒家学说在政治管理领域的体现，要治国，用不着整部《论语》，有半部《论语》就足够了。 最后，还有一种理解：这要结合赵普当时说话的场景来理解，赵普当时是顺着赵光义的话说的，赵光义是带着讽刺意味说的，意思是说别人在议论赵普，指读过《论语》，而且对《论语》只一知半解。而赵普听了，心里很不痛快，回应赵光义时说出“半部《论语》治天下”，赵普表示他用《论语》帮过赵匡胤夺天下，现在也能用《论语》来帮治天下，用半部《论语》就行了。 其实，读《论语》是一回事，而治国是另一回事，读书归读书，治国归治国，要把《论语》中的理论用来治国，是需要吸收消化的，读出《论语》的儒家治国精神，需要变成政治家的治国理论，并转化为实践才行。即便是《论语》这样的儒家经典，也是不能照搬书中的道理，而只能运用书中的一些适用于当时现实内容。在这个意义上，用《论语》治国，不能用全部，而只能用半部，用《论语》中有用的能用的那些部分。用整部《论语》治天下，那是书呆子，而用半部《论语》治天下，有可能会是不错的政治家。 那么，用半部《论语》真能治天下吗？ 《论语》是儒家第一经典，儒家的基本思想，包括治国理政的基本哲学理念是包涵在《论语》里面，孔子创立了儒家学说，建立了“仁政”学说，将政治学和伦理学一体化，使家国同构，视国为缩小了的家，视家为缩小了的国，将仁、孝原则作为维系政治稳定的基本要素。后来，孔子的后继者孟子和荀子分别继承发挥了孔子的思想，在儒家“内圣外王”的政治哲学中，孟子展开了“内圣”理论，重视讲内心修养，提出了“吾善养我浩然之气”等观点；而荀子展开了“外王”之道，重视讲理国策略。儒家政治哲学的“内圣外王”经由孟子和荀子，推演得更为丰富了，前者让儒家理论演化为后来的宋明理学，而后者，则演化为韩非等人的法家治国理论。 显然，作为儒家的第一部经典，《论语》是可以用来治国的，而且，孔子之后的政治哲学家和政治家们，有不少人也是用《论语》的理论来治国的，儒家的“仁政”学说，在中国古代政治学中有重要的地位，《论语》精神，是儒家的政治精神，是很多文人政治家的治国方略。 当然，在中国历史上，并不是所有的政治家都喜欢用儒家学说来治国，比如，汉朝初期，用以治国的政治学说，并非儒家而是道家，汉初遵循的是“黄老之学”，即黄帝、老子的道家学说。汉初，战乱刚结束，人心思定，社会安定、恢复生产成了当时顶层政治人物需要完成的首要任务，而“黄老之学”关于“无为而治”的基本思想，恰恰适合于汉初的政治实践。当时，无为之道成为政治策略的指导思想，并贯穿于兵法、谋略之中，也体现在养生、方数等方面。汉初“文景之治”的成功也即是“无为而治”道学的成功。“文景之治”是因推行道家政治策略而建立起来的政治、经济成果。有“文景之治”的成果，才积累起政治经济方面的有利条件，让后来汉武帝能推行变革，打败匈奴，削弱诸侯，得到汉朝的鼎盛时期。 如果说，汉初的政治实践表明与儒家理论大不相同的道家可以用来治国，而且治理得很成功，那么，“文景之治”之后，汉武帝的政治实践，却是证明了儒家也是不错的治国理论。《论语》所传承下来的儒家学说，治国也挺管用的。 汉武帝的祖父、父亲崇尚道家，推崇“无为而治”，而汉武帝则转向儒家，他重用董仲舒，听从董仲舒的建议，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当时，颁法令，确定《诗》《书》《礼》《易》《春秋》为儒学“五经”，设专门博士，全面推行儒家学说，以儒家理论治国。到了东汉，朝廷极力倡导孝道，在“五经”之外又加上《孝经》和《论语》，“五经”变成了“七经”，《论语》也就第一次跻身于“经”的行列。到唐代，《诗》《书》《易》加上《周礼》《仪礼》《礼记》《左传》《公羊传》和《谷梁传》称“九经”，《论语》没有列入，而到唐文宗太和年间，在“九经”基础上，增加了《论语》《孝经》和《尔雅》，合称“十二经”，《论语》又 列入。到了北宋年间，又加了《孟子》，“十二经”变为“十三经”，《论语》依然是“经”。可见，从汉代到宋代，《论语》几次作为儒家典籍跻身“经书”之列，成了儒家治国的经典著作。赵普所处的时代，《论语》是经典，但并不是唯一的经典，而是“十三经”之一。所以，在当时，赵普知《论语》，成不了博学鸿儒，加上他居功自傲，当然受到文人的轻视，议论说他“半部《论语》治天下”，是带有轻蔑之意，是讽刺他仅对《论语》这一“经”一知半解，却居高位，自以为是，委身于王权，这对于赵普是有贬低的意思的。 其实，《论语》地位的真正提高，是在南宋时期，以朱熹为首的理学家，重视儒家的“内圣”之道，朱熹把《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两篇抽出，连同《论语》《孟子》合称“四书”，并为之详作“集注”，《论语》超越了原来的“十三经”，提升到“大经”地位，到元明清三代，“四书”完全取代了汉代倡导的“五经”，成为科举考试的教科书，《论语》成了士子必学之书。自以为是的赵普的自以为是一个说法，竟然演化为关于以儒家治国的正面话题，成了经典话语，广为流传。 在中国历史上，古代身居高位的文官，辅助君王治国，常常是以儒家为名义，扛着儒家仁义礼智信的旗帜，高喊忠孝之道的口号，推行其政治措施的。而实际上，文人高官却明里一套暗里一套，表面上是忠孝仁义的卫道士，而背地里却采用法家的法、术、势思想，无情、严酷、阴险，同时还揉进了老庄的柔弱之术，以退为进，以柔克刚，想以无为达到无所不为，有的还吸取纵横家的捭阖策略，吸取兵家的奇正韬略，融各家政治权谋于执政方略之中，很少老老实实用儒家理论，更不会是只用《论语》的。跻身政坛，如果真的以半部《论语》治天下了，那一定是读书读呆了，也一定是治理不了天下的。 著名学者、作家唐浩明在曾国藩传记小说《野焚》中写到：曾国藩的早期老师陈敷，在曾国藩遇困境时，以丑道人的身份在《道德经》中留下一张纸条，写着：“《道德经》一部，可以五字概括：柔弱胜刚强。前此不十分顺心，盖全用申韩之故也。山人试问大人：古往今来，纯用申韩，有几人功成身全？大人不久将再次奉命出山。山人夜观天象，见荆楚将星倍添光彩，知大人时运已至。望从此明用程朱之名分，暗效申韩之法势，杂用黄老之柔弱，如此，则六年前山人为大人许下之愿，将不日实现。盼好自为之。”。这是在提示曾国藩，治军治政，仅用儒家是行不通的，至少还需结合法家和道家，所以，“明用程朱之名分”是必须的，但远远不够，还要“暗效申韩之法势”，并“杂用黄老之柔弱”才行，可见，无论是半部《论语》，或是一部《论语》，或是儒家的学说，都不足以用来治天下，而只有融合古代各家政治哲学，才有助于治国理政，这，确实道出了古代政治哲学的真谛，是耐人寻味的。 当然，儒家，特别是《论语》中的某些思想理论，包含着治国理政的深刻道理，至今仍有借鉴意义。比如，《论语》里的中庸思想，对有政治经济管理，都有非常深刻的意义。中庸的智慧或许可以看成是儒家智慧的核心。在儒家的视野里，“中庸”并非是简单的“折中”，也不是“和稀泥”，儒家认为，做到“中庸”，即行所当行、止所当止，适度为上策。体现“中庸”的中和之美，是和而不同、因中致和。在《尚书·大禹谟》里，有一段话历来被认为是“中庸”理论的核心纲领，这一段话说：“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唯精唯一，允执厥中。”有人将其称为“十六字心传”，其实，这也是《中庸》所表现的儒学精髓。“允执厥中”，即天人合一的境界，人与天和谐。“允执厥中”也是处理问题的方式，即“执两用中”，主张优势互补，合作双赢。而“允执厥中”也是一种人的静乐心境和自然人生的和谐境界，诚如《中庸》之描述：“喜怒衰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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