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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大历史学家司马光在著名的史书《资治通鉴》中说： “初，琅邪诸葛亮寓居襄阳隆中，每自比管仲、乐毅，时人莫之许也。惟颍川徐庶与崔州平谓为信然。州平，烈之子也。” 这本是诸葛亮隐居隆中的有力证据。可是卧龙岗却狡辩认为北宋《资治通鉴》说的是“襄阳隆中”，和东汉末年诸葛亮《出师表》所言“躬耕于南阳”不一致，因此躬耕地不是“隆中”！ 真是这样吗？当然不是！这其实是卧龙岗惯用的错乱时空的胡扯手法。
北宋《资治通鉴》的“襄阳隆中”是后世行政区划变化，隆中划归襄阳后的结果。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是遵循陈寿《三国志》的原则，以晋代行政区划来描述当时历史事件的发生地。最典型的如《三国志》记载：
“邓芝字伯苗，义阳新野人，汉司徒禹之后也。” 众所周知，新野是东汉南阳郡属县，在《三国志》中怎么变成义阳郡属县了？显然这不是东汉末年的行政区划！ 正史《晋书》记载： “及武帝平吴，分南郡为南平郡，分南阳立义阳郡……义阳郡太康中置。统县十二，户一万九千。新野侯相;穰;邓,故邓侯国;蔡阳;随,故随国;安昌;棘阳;厥西;平氏，桐柏山在南;义阳;平林;朝阳。” 在太康年间，晋武帝从南阳郡中分出一部分设立义阳郡，这其中包括了新野县和隆中原来所属的邓县。显然作为晋臣的陈寿在编《三国志》时使用的就是晋代太康年后的行政区划，所以三国人物来敏、邓芝才由南阳新野人变成了义阳新野人。
与此同时，晋初还将原南阳邓县南部包括樊城、隆中一带改为邓城县划到襄阳郡。 《晋书》记载： “襄阳郡魏置。统县八，户二万二千七百。宜城故鄢也；中庐；临沮，荆山在东北；巳阝；襄阳侯相；山都；邓城；鄾。” 《旧唐书》则记载： “邓城，汉邓县，属南阳郡，古樊城也，宋故安养县，天宝元年改为临汉县。” 宋《舆地广记》记载： “邓城县故邓国，二汉为邓县属南阳郡，晋曰邓城属襄阳郡。” 邓城就是樊城，晋代划到襄阳郡。
历代襄阳地方志对魏晋邓城归属也有一致的记载。 《明万历襄阳府志》记载： “建安十三年，魏得荆州，分南郡以北立襄阳郡，又分南阳西界立南乡郡。”又载“晋亦置襄阳郡……以宜城、中庐、临沮、邔、襄阳、山都、邓城、鄾属襄阳。”
《清乾隆襄阳府志》则说: “东汉建安中，割南郡编县之北，即南阳之山都立襄阳郡……惟时，郡境北界汉水，西界万山。晋则西北益以邓城。” 也明确记载邓城晋代才划到襄阳郡。 《清光绪襄阳县志》记载更详细：
“是为郡治之始，建安十三年，曹操分置襄阳郡领县七：襄阳、宜城、中庐、临沮、邔、山都、旍阳。三国属魏，景初元年分襄阳郡临沮、宜城、旍阳、邔、四县置襄阳南部都尉。晋仍郡名，领县八：宜城、中庐、临沮、邔、襄阳、山都、邓城、鄾。” 可见三国时期的襄阳郡仅管理是七个县并不包括隆中所在的邓城，晋代襄阳郡管理八个县，邓城才划到襄阳郡。 由此可以得出结果论，在晋代隆中所在的邓县才分别划给了义阳郡和襄阳郡，因此北宋《资治通鉴》的“襄阳隆中”就是晋代行政区划无疑。
其实，关于《资治通鉴》的“襄阳隆中”，南宋著名历史学家胡三省早有注释。 “初，琅邪诸葛亮襄阳寓居隆中”胡三省注曰： “亮从父玄，为豫章太守，将亮之官。会汉朝以朱皓代玄，玄与亮往依刘表。汉晋春秋曰：亮家于南阳之邓县，在襄阳城西二十里，号曰隆中。按东坡诗万山西北古隆中也。故其万山诗云：「回头望西北，隐隐龟背起；传云古隆中，万树桑柘美。” 可见北宋《资治通鉴》的“襄阳隆中”就是《汉晋春秋》所载东汉末的“南阳郡邓县隆中”。
《明嘉靖南阳府志》收录的《嘉靖乙酉抚民右参政许复礼奏请敕赐庙额祭文爰定祭品知府杨应奎增修大备事载碑记》详细记载了明嘉靖年间，朝庭按照祭祀隆中武侯祠的惯例祭祀卧龙岗武侯祠的经过。其中提到： “（卧龙岗）此亦隆中地，盖秦以襄阳隆中为南阳郡也。” 《清光绪南阳县志》收有明代吏部尚书李东阳为卧龙岗武侯祠重建而写的《重修诸葛武侯祠记》，其中记载： “南阳府城西五里，卧龙冈草庐旧址。汉史称侯躬耕南阳又曰寓居襄阳隆中，盖秦南阳郡即今邓州而襄阳（隆中）实在其界故也。” 襄阳隆中在秦代就属于南阳郡，显然当时不叫“襄阳隆中”而是“南阳隆中”。“襄阳隆中”自然是行政区划变化的结果。
综合以上历史记载，事实就再清楚不过了，所谓“襄阳隆中”只不过是后世行政区划变化后的结果。隆中从秦代开始就属于南阳郡，而晋代以后才划归襄阳郡，才变成了“襄阳隆中”。所以南阳地方志才会记载“又曰寓居襄阳隆中，盖秦南阳郡即今邓州而襄阳（隆中）实在其界故也。” 卧龙岗经常混淆古今行政区划，不顾史实的一面把今南阳市等同于古代大一倍的南阳郡，另一面又把今襄阳隆中与古代南阳邓县隆中割裂对立，制造所谓“躬耕地”历史争议的假象，目的就是为了把自已伪造成躬耕地。但假货就是假货，只要稍微研究一下史料就能戳破假象。 最后来欣赏司马光的一首小诗： 文武从容两有余，公板将幕往来居。 已安四海如三杰，欲散千金比二疏。 今日监边亲跪毂，他年入殿赐乘车。 武侯暂为苍生起，长忆隆中卧旧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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