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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十国时期，在今天的四川地区出现过两个短命的小王朝：存在三十五年的前蜀；经历了四十年的后蜀。荒唐的是，在“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天险庇佑下，后唐出兵七十天而灭前蜀，北宋出兵六十六天而灭后蜀，所费时间相差无几，仿佛是巧合一般。个中缘由，着实值得玩味。 蜀道乃天险 宋代的张唐英在《蜀梼杌》里说，“观自古奸雄窃据成都者，皆因中国多故，而闭关恃险以苟偷一时之安”。这句话里的“闭关恃险”讲的很有道理。两个蜀国立国，所“恃”者就是蜀地天险。巴蜀是典型的盆地地形，在盆地外围的每个方向，都是崇山峻岭。明末清初学者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里就说，四川“自昔称险塞焉”。 当然，唐代诗人李白所说的“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更加道出了蜀地与中原道路的艰险。蜀道上栈道林立，有“栈道千里，通于蜀汉”之说，在此栈道上行军危险万分，三国末年，魏将钟会以十八万军队伐蜀。钟会“先命牙门将许仪在前治道，会在后行，而桥穿，马足陷，于是斩仪”。许仪是曹魏名将“虎痴”许褚的儿子，许仪乃名将之后，因治道失误，仍旧丢了性命。姑且不论钟会是否别有用心，斩杀许仪足见蜀道交通的重要性与危险性。  四川盆地外有崇山峻岭以为天险，内则有“天府之土”足以立国。李冰兴建了著名的都江堰工程，灌溉良田千里，从此四川盆地便被称为“天府”。《汉书·地理志》也称赞巴、蜀、广汉等地“土地肥美，有江水沃野，山林、竹木、蔬食、果实之饶。”另外四川地多盐井，获利丰饶。所以到了诸葛亮做隆中对策之时，四川盆地所在的益州已经被认为是“天府之土”，“民殷国富”了。 前天有不足 五代时期的王建据有巴蜀之后，在十国之中，率先称帝。但这个前蜀政权，与日后孟知祥建立的后蜀政权一样，都有一个“前天不足”的问题。  前蜀与其他政权 问题来自统治者的出身。无论王建，还是孟知祥都不是巴蜀的本地人。王建本许州舞阳人（今属河南），任利州（治所在今四川广元）刺史，以兼并西川帅陈敬宣而据蜀；后蜀政权为孟知祥所建，孟知祥本邢州人（今属河北），后唐灭前蜀后，孟知祥为四川节度使，后来孟知祥兼并东川帅董璋而据蜀。  后蜀与其他政权 因此，两个政权的军事骨干都是外来军事集团。前蜀建立初年，由中原人组成的军队善战较之中原王朝军队并不逊色。以至王建本人也发出感叹，手下要是有几个像韩信一样的将军，都可以去平定中原了。可是，当开国创业的精兵悍将随着时间老去，四川本土却无法提供类似的优秀兵源了。这在蜀地历史上的割据政权里其实是个普遍现象。三国时期的诸葛亮不顾国力孱弱执意北伐中原，除了“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的政治原因，《后出师表》里的另外一段话也是重要因素：“自臣到汉中， 中间期年耳， 然丧赵云……等及曲长、 屯将七十余人， 突将、 无前、 賨叟、 青羌、 散骑、 武骑一千余人。 此皆数十年之内所纠合四方之精锐， 非一州之所有； 若复数年， 则损三分之二也，当何以图敌？”诸葛亮所担心的以巴蜀一地无法补充“纠合四方之精锐”的问题对于前蜀后蜀自然也是存在的。 偏偏五代时期的两个蜀国，统治者见识远不及诸葛孔明，王建的谋士就说，“陛下雄才大略尚不能得岐陇尺寸之土……愿陛下无以中原为意”。前蜀、后蜀君主大抵安于割据，不思进取，这就应了顾祖禹的那句话，“四川非坐守之地也。以四川而争衡天下，上之足以王，次之足以霸，恃其险而坐守之，则必至于亡”。 难以入中原 话说回来，即使前（后）蜀意欲进取中原，也绝非容易的事情。其中一个原因是很容易理解的，四川盆地四面都是山，限制了外敌进入，当然也妨碍了本方出击。对此最有感触的当然就是诸葛亮了，要不是秦岭山脉崎岖难行，诸葛武侯何至于辛辛苦苦“六出祁山”，为了运粮还要发明“木牛流马”呢？ 另一方面，要进取，自然需要骑兵迅猛轻捷。一如五代前期的晋王李克用大将周德威所说：“吾所恃者骑兵，利于平原广野，可以驰突。”而巴蜀偏偏在骑兵实力上远不及中原。 五代时期，沙陀骑兵驰骋中原。他们在唐朝倾覆后，又战朱温、平幽州、败契丹，终得天下而建立所谓“沙陀三王朝（后唐、后晋、后汉）”。后唐庄宗、明宗、末帝、后晋高祖、后汉高祖、后周太祖都来自这个沙陀骑兵集团。沙陀人长居西北，骑术精湛，本为一支天然的精锐骑兵部队。 反观巴蜀，就是另外一番局面了。根据史料记载，在王建尚未建立前蜀的公元903年（唐昭宗天复三年），日后的梁太祖朱温（全忠）命押牙王殷入蜀报聘，王建不想在骑兵方面示弱，于是调集全川马匹，结果也不过一万出头。这个数字根本无法建立一支强大的骑兵部队。当时的中原，后唐明宗就有马3.5万匹，倘以一兵一马计算，也有骑兵3. 5万人。 其实，蜀地产马。三国时期，东吴曾经遣使至蜀求马。但这种蜀马，体格较小而紧凑，腿粗短，适用于山地乘驮，却不适宜平原野战。所以到了南宋，范成大就有“峡马类黄狗，不能长鸣嘶”的说法。当时南宋骑兵依仗的就是蜀马，范成大当然不会无端灭自己的威风。  无可战之兵 尽管如此，以常理论，凭借蜀地的险峻地势，前（后）蜀自守仍应有余。后唐灭梁后，荆南节度使高季兴入朝，后唐庄宗问他吴、蜀两国应先攻那个，季兴回答说：“宜先蜀”。其实他的本意倒是认为蜀地险要，后唐可能无功而返。他更不愿蜀国灭亡，因为“荆（南）、蜀成唇齿之形”。 结果事情的发展却并不如他所料。公元925年，后唐发兵六万进攻前蜀，其军队一开始就遇到了千里转运，军粮不足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若前蜀军队坚守坚壁险关，等待后唐军队粮尽时反击，后唐军队势必败北。但是，此时前蜀的政治已经腐败至极，前线守将竟不战自降。后唐军队先后获得55万斛粮食，“军食遂优足”。加上前蜀兴州守将程奉琏降后唐后，“且请先治桥栈以俟唐军，由是军行无险阻之虞”。前蜀的险要地形根本没有发挥作用，“二十万军齐拱手”，仅70日便宣告灭亡。只是后唐又无善策抚蜀，孟知祥当此之时，安定西川，平定东川，包举山南，重新据有三川之地。故后蜀实际乃是前蜀割据的继续。 到了公元964年冬天，宋军出兵攻后蜀。宋军分两路进兵。第一路从凤州（今陕西凤县东）南下，这支兵要穿越秦岭、大巴山的天险，是攻蜀的主力。第二路从归州（今湖北秭归）西进，这支兵要通过长江三峡地带，行军也不容易。两路兵共计步骑六万人。  宋灭后蜀进军图 这次的情况稍有不同，后蜀组织了抵抗。问题在于，蜀中军队常年未经战阵（果然碰到了当年诸葛亮担心的问题），岂能与北宋军中的百战之余抗衡。后蜀主将王昭远从成都领兵抵御，此人竟自比诸葛亮，狂言“夺取中原，易如反掌”。结果成了笑柄。宋与蜀军主力交战，三战三胜，最后生俘王昭远，进兵成都。从出兵算起，北宋只用了66天就灭亡后蜀。当年前蜀亡时，降后唐的降表是李昊写的；这时后蜀亡时，这位先生居然还在世，又为后蜀修了降宋的降表。当时，蜀人夜晚在李昊家的大门上写道：“世修降表李家。”这简直是对前后蜀迅速灭亡的一个绝妙的讽刺。 参考文献： 杨伟立：《前蜀后蜀史》，四川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 杜文玉：《前后蜀兵制初探》，江汉论坛，2004年第11期 惠冬：《势在中原：五代时期中原王朝之地位与宋初统一战略》，暨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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