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职季－青年学人”专辑 | 邢程：旧历年、团圆、仪式及其他——再读《祝福》

旧历年、团圆、仪式及其他

——再读《祝福》

邢程

（《文学评论》2018年 第2期）

内容提要：《祝福》是鲁迅第二部小说集《彷徨》的首篇作品，完成于1924年2月，彼时正值甲子年的旧历新年。本文通过对鲁迅日记等材料的考察，结合鲁迅创作《祝福》之前的微观语境，试图经由体贴作者的心情而提出对于小说《祝福》的新阐释，即：祥林嫂死于一套人间关系与社会秩序在其生活中的彻底坍塌，而这或许是鲁迅在“兄弟失和”后对于自身处境的隐微投射与象征。文本也希望通过这样的分析工作，打捞出鲁迅小说创作中“私意”的成分，从而重新认知《彷徨》乃至鲁迅整个文学世界的深度意涵。

关键词：《祝福》，旧历年，兄弟失和，关系

一

       1919年11月4日，鲁迅在日记中写道：

       晴。下午同徐吉轩往八道弯会罗姓并中人等，交与泉一千三百五十，收房屋讫。[１]

       这里的“房屋”，指北京西城的八道湾十一号。自从1912年随教育部由南京北上，鲁迅在北京，一方面在政府有着稳定的职位，另一方面，因为新文化运动中的创作实绩，文名大盛，也获得了相当的社会声望。1919年1月16日，鲁迅在写给许寿裳的信中透露即将出卖绍兴的祖屋、“拟挈眷居于北京”[２]的计划。是年2月11日起，鲁迅开始在北京四处“看屋”，持续将尽九个月，终于选定八道湾十一号四合院。11月4日付款收屋后，鲁迅立即着人进行改造与装修，这在他的日记中也有记录。又经半月余，11月21日，鲁迅日记载：

       晴。上午与二弟眷属俱移入八道弯宅。[３]

       由此时起，一直到1923年8月2日，八道湾十一号就成为了鲁迅与母亲、发妻以及两房弟弟共同居住的家。

       1919年12月1日，鲁迅在日记中写道：

       晴。晨至前门乘京奉车，午抵天津换津浦车。[４]

       这一天开始，后将近一个月的时间，鲁迅的任务是返回浙江绍兴，卖掉故居的房子，迎接母亲来京团圆。一切安定下来后，很快就是庚申年的除夕，1920年2月19日，全家人在北京八道湾的居所团圆过年。鲁迅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

       晴。休假。旧历除夕也，晚祭祖先。夜添菜饮酒，放花爆。徐吉轩送广柑、苹果各一包。[５]

       同一天，周作人也在日记里对这次团聚做了记录：

       十九日 雪 午霁 除夕 晚祭祖 丰微热[６]

      约一年以后，鲁迅完成了小说《故乡》的创作。众所周知，小说以叙事者“我”返乡迁居为叙事的线索，故事中最具冲突性也是意味最为深长的部分，即与闰土等故乡旧人的重逢，也正由此展开。闰土的一声“老爷”令小说的主人公感到对于一直以来挂念颇深的旧情的幻灭，然而这种心情的起伏最终在下一代——宏儿与水生的表现中获得了某种解脱。《故乡》的写作时间时1921年1月，发表于同年《新青年》9卷1号上。“希望”，作为小说中心意旨的关键词之一，某种意义上被认为是鲁迅在《新青年》创作时期的一种思想关切。

       而以返乡迁居为叙事的时间背景的小说，并非仅仅是《故乡》一篇。在《呐喊》完成后，1924年鲁迅又一次开始集中性的小说创作时，更多地设置了“返乡”的情节模式。1952年周作人作《彷徨衍义》时，谈及《祝福》，有过如下分析：

       “这是鲁镇年终的大典，……”这里看不出指的是什么时候，但据篇首说回到鲁镇，“虽说故乡，然而已没有家”的话看来，或者可以推定这是说民国八年以后的事情吧，虽然这回乡的话本来也是小说化。鲁四老爷是讲理学的监生，寒暄之后即大骂其新党，这本事当然的事，但下文说明“这并非借题在骂我，因为他所骂的还是康有为”，这也是一个旁证，本文中所说的时代已是在民国以后了。[７]

       此外，关于《在酒楼上》这篇小说，周作人认为其中述及的吕韦甫的两件事都是鲁迅自己的，并另附一节详细叙述了吕纬甫为小兄弟迁坟事件的原型始末，最后指出为小兄弟迁葬的事情“是鲁迅于民国八年末次回乡时所办的”[８]。而《孤独者》中写及魏连殳的祖母去世的事情，据周作人所讲，其本事——即鲁迅自己祖母的葬礼——发生在1910年，即鲁迅“从东京归乡，在杭州的两级师范学堂当教员”[９]的翌年，这里，也涉及了“返乡者”的身份与姿态。

       鲁迅将许多故事设定在以他的故乡为中心的空间背景里，这在一些论者看来，是一种“局限”，如夏志清对他“不能从他家乡以外的经验中取创作素材”[１０]的不以为然；在另一些论者看来，则是一种基于“象征”技巧之上的更为深广的意义[１１]；在通行的文学史表述中，这一点则构成了鲁迅作为新文学“乡土小说”鼻祖的一个必要条件。

       李欧梵在分析鲁迅小说的写作技巧时指出，在鲁迅小说的研究中，中国学者似乎更加关注鲁迅对人物形象的刻画，而西方研究者则更加在意小说叙事者的作用和叙事艺术。这与不同文化土壤中的阐释语境相关，西方论者似乎更容易使一套叙事学理论在鲁迅小说中发挥其有效性。但是简单地将叙述者视角归于叙事学理论，从而剥离掉主观叙述之中的某种客观性存在，似乎也是作品阐释中过度理论化导致的一个弊端。李欧梵进行了精心的弥合：

       在鲁迅的小说中，特别是那些创作自我中私人的、内省的方面较明显的小说中，象征的舞台也可以解释为一种内心的戏剧。在这些作品中，叙述者和主人公的行为以及他们之间的相互行为，代表着一种作者清理自己感情的“舞台方式”。[１２]

       在这样的提示下，鲁迅小说中展现的“舞台”样貌进入笔者的视野。叙事者“我”的思想和心绪在虚构与真实之间的张力，或许可以通过对叙事“舞台”的布景分析获得某种明确性。将小说《祝福》（连同由其开启的《彷徨》）中蕴含的的感情比照《呐喊》时期鲁迅的 “返乡”故事，可以见出作者真实的经历作为某种舞台布景被呈现在小说中时，在不同的写作阶段，获得了不同的色彩和影调。这种不同，与小说的内核，以及作者写作时的生活语境，构成了有机的整体。全面地观照这个整体，方才能够抵达一个更真切的小说世界，以及鲁迅本人的心灵世界。也就是说，在将相似的素材再三整合进小说创作中时，对创作发生作用的是写作其时作者的心情，在经历了1923年的兄弟失和之后，《祝福》作为鲁迅又一次提笔写小说的开端，或许表征了一种不同于之前的“清理自己感情的‘舞台方式’”。

二

       本文开篇罗列的鲁迅的看房买屋、返乡迁居等一系列日记材料，至少在两个事实维度上构成进行小说分析之前的基础：第一是鲁迅返乡前后的天气记录，这关联着以后他在小说中安排的自然环境的描写及其意味，细读文本会发现，《彷徨》中涉及“返乡”的几篇小说，无一例外都被赋上了浓厚阴沉的“雪”的景象。而事实上鲁迅1919年返乡迁居的整个12月，自从北京启程，一路南下，及至返回北京的途中，并未遇雪，反倒是返京之后，1920年初，在八道湾十一号一家团聚之时，即旧历新年前后，北京有过下雪的记录，另外，鲁迅写作《彷徨》前两篇小说（即《祝福》与《在酒楼上》）时的1924年的2月，亦曾逢雪。由此看来，《故乡》中涉及的环境描写似乎更加接近作者返乡记忆中的原型实景，而《祝福》、《在酒楼上》、《孤独者》中大量写雪，则可能是现实与一部分特定的记忆浇灌到笔下的结果：写作时的生活情境与纠缠在记忆中难以抹去的温馨光景，两重透视之下，“雪”这一意象于是成为了悲欣交加的隐秘的矛盾体[１３]。

       第二是鲁迅反应在日记字句上的心情，尽管笔法极其俭省，记事之外几乎没有任何赘余之语，但仍会令人感受到一种殷切之情，尤其是1920年除夕当日的记录，在周作人的笔法的对比之下，鲁迅对于过年和团圆的感受，是可以见出的。

       鲁迅在《呐喊》和《彷徨》中变换着返乡故事背景的色调，而在对此进行考察之前，一个更有趣的问题是，以上罗列出的四篇小说，即《故乡》、《祝福》、《在酒楼上》与《孤独者》，除最后一篇《孤独者》外，皆写作于旧历年前后。《祝福》，据《全集》中的落款，完稿于1924年2月7日，《在酒楼上》停笔于当年2月16日，而1924年2月4日，则是甲子年的除夕。

       《祝福》是《彷徨》中的第一篇，因为“《彷徨》叙事”的被悬置[１４]，我们无法还原出寄托在《祝福》上的动机与深意。鲁迅没有提供与《祝福》相关的类似“创作谈”的东西，像对“横空出世”的《狂人日记》那样，直接呈现《祝福》的题旨。而在1930年以后，鲁迅对于《彷徨》写作语境的“还原”，又夹杂了太多当时的左翼立场下的“战斗性”色彩，仍然无法令人领会小说写作其时的具体生态[１５]。如此，当研究者将目光聚焦在作为作家或者生活者的鲁迅身上时，很难真正贴近《彷徨》的立意。尽管就小说创作层面来看，正如鲁迅在1932年所追述的，“技术比先前好一些，思路也似乎较无拘束”[１６]，因而呈现了颇完整的情节与复杂的情感，但这仍然无法回答一个问题，即鲁迅为何要在那个时间节点上起手写作《祝福》？

       这样的追问召唤出文本写作时相关的外部材料，其中最重要的便是小说创作的时机。上文已经提到，《祝福》的落款时间为1924年2月7日，考虑到小说的篇幅，不大可能完成于一日之间，则2月7日很可能是最后完稿的日子。鲁迅日记中这一日前后虽没有写作《祝福》的记录，但是细读下来，其中与小说本身的影调十分吻合的情绪似乎也可窥见一二。

       2月4日:

       晴。上午寄三弟信，附致郑振铎笺。午世界语校送来去年十二月分薪水泉十五元。午后往大学取去年七月分薪水十八元，又八月分者八元。下午同裘子元游小市。收去年四月分奉泉百八十。买酒及饼饵共四元。夜世界语校送来《小说史》九十七本之值二十三元二角八分。旧历除夕也，饮酒特多。

       2月5日：

       昙。休假。上午晴。午李遐卿携其郎来，留之午饭。

       2月6日:

       雨雪。休假。下午许钦文来。夜失眠，尽酒一瓶。

       2月7日：

       晴。休假。午风。无事。[１７]

      当年除夕这一日，鲁迅四处收取薪资俸禄，所得共计二百余元，查此前几年，似乎从没有过在除夕当日多方获得资财的记录。而当时鲁迅也身负债务，这是因为1923年7月“兄弟失和”之后，鲁迅即从八道湾迁出，当年10月便买定了西三条的六间房，房款八百元，乃是向齐寿山与许寿裳两位朋友筹借所得[１８]。鲁迅于1924年1月2日正式接收了西三条的宅子，并未当即迁入，而是拟定修建方案，着人进行改造，于5月25日方才迁入。这情形正如当时改造八道湾十一号的四合院一样。然而这一回，鲁迅不再需要为两房胞弟安顿生活空间了。在从迁出八道湾到迁入西三条之间的这九个月中，经由许钦文、许羡苏兄妹的联系和帮助[１９]，鲁迅一直借居在砖塔胡同六十一号[２０]，1924年的旧历新年，也是在此处度过的。

三

       《彷徨》的首篇《祝福》便是在这样的情形下诞生的。如果无法体贴鲁迅当时的生活处境，恐怕始终都有隔于感受小说的艺术性。从上述罗列的日记条目来看，鲁迅在这一年的旧历新年中，心绪并不宁静，除夕当日“旧历除夕也，饮酒特多”，正月初二则更加“夜失眠，尽酒一瓶”。而《祝福》的“舞台”背景，众所周知，地方是鲁镇，时令则正是旧历新年：

       旧历的年底毕竟最像年底，村镇上不必说，就在天空中也显出将到新年的气象来。灰白色的沉重的晚云中间时时发出闪光，接着一声钝响，是送灶的爆竹；近处燃放的可就更强烈了，震耳的大音还没有息，空气里已经散满了幽微的火药香。我正在这一夜回到我的故乡鲁镇的。[２１]

       与《祝福》开篇相对照的，是《故乡》的起首：

       我冒了严寒，回到相隔二千余里，别了二十余年的故乡去。

      时候既然是深冬；渐近故乡时，天气又阴晦了，冷风吹进船舱中，呜呜的响，从篷隙向外一望，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没有一些活气。我的心禁不住悲凉起来了。[２２]

       《故乡》写于1921年1月。两篇小说的开篇，人事、时空皆相类，舞台布景的色调却全然不同。《故乡》的描写，清冷晦暗，“没有一些活气”，《祝福》则是普天同庆的年节景象。这种对比，联系鲁迅写作两篇小说时的具体处境，令人想起“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的上古母题：从1921年初到1924年初，鲁迅的生活有了极大的变动，而三年之间在小说创作中两次“返乡”，前后伤悲之情状，大约不可同日而语。实际上，在更早的时候，鲁迅对于故乡与兄弟的感情，已经有形诸笔墨的记录。1898年鲁迅第一次离开故乡绍兴，往南京求学，1900年初返家度假，这一次度假回到南京以后，鲁迅曾作旧诗寄托离别之思，这一束三首旧诗，题为《别诸弟》，被周作人抄录于日记中，诗文如下：

       谋生无奈日奔驰，有弟偏教各别离。

       最是令人凄绝处，孤檠长夜雨来时。

       还家未久又离家，日暮新愁分外加。

       夹道万株杨柳树，望中都化断肠花。

       从来一别又经年，万里长风送客船。

       我有一言应记取，文章得失不由天。[２３]

       家乡万里，日暮客愁，别离之诗中的影调，与《彷徨》中涉及“返乡”情节的小说背景似乎颇有类同之处。所不同的是，早年的别离，乃是彼此牵记却不得不别，而到了写作《祝福》的时候，长夜凄雨化作漫天雪花，团聚已是不可期的事了。

       鲁迅在1924年的旧历年，暂寓在借住的房子里描绘鲁镇新年的热闹景象，由新年的“祝福”仪式，讲述了祥林嫂悲惨的大半生。对于这个文本，我们可以从周作人的钩沉中了解其或可坐实的本事[２４]，也可以看到研究者对于小说题旨的殊途同归的阐发。一段时间以来某种意识形态影响下的小说研究倾向于以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论述鲁迅如何描写政权、族权、夫权与神权对祥林嫂造成的戕害，稍后的八十年代中期，汪晖则试图从小说的叙事技巧中挖掘另一重自省和批判意识，认为《祝福》的叙述形式“显示出的恰恰是由主人公的悲剧而激发起的对于这种冷漠态度的强烈谴责与批判”[２５]，海外论者如李欧梵则提出“庸众中的成员之一被他的同类迫害成为孤独者的主题在《祝福》中达到高峰”[２６]云云。然而如果考虑到鲁迅写作《祝福》时的具体语境，仅从小说文本呈现出的人物形象与情节架构这些客观素材寻找小说的意义，似乎是无法令人满意的。

       笔者在这里试图展示另一种解读作品的路径，即经由对作者创作语境的考察，尽量还原并体贴其时鲁迅的特殊心情，在一种“个人的”或云“私的”维度上，理解《祝福》在其情节人物的事象背后可能寄寓着的象征意味。这或许挑战了一直以来在“社会批判”等“公的”语调下关于鲁迅的诸种阐释，而需要强调的是，正是这种阐释“冲突”的存在，印证了鲁迅文学世界的光辉：小说作品在其事象背后，能够在多个层面生发出自洽的阐释体系，正是作者杰出的创作才华的证明。进而言之，笔者并非意在垄断对于《祝福》的阐释，而是希望打捞出小说作品作为一个象征体，其可能被压抑了的别一种“所指”，而这一思路的有效性，也许并不仅仅局限于《祝福》，它或许可以被延伸至1920年代中期鲁迅其他的文学创作中，在笔者看来，这一时期对于鲁迅的写作而言，幕后的关键词之一，也许是“苦”。

四

       “祝福”，按照周作人的解释，乃是一种旧历年必要的仪式。除了周作人后来的详细回忆之外，鲁迅早年也曾有旧诗专记此种仪式。庚子年的腊月，即1900年的12月，又值鲁迅从南京归家度假之时，腊月二十三，鲁迅作《庚子送灶即事》，诗云：

       只鸡胶牙糖，典衣供瓣香。

       家中无长物，岂独少黄羊！

       周作人当日日记中亦有“夜送灶，大哥作一绝送之”[２７]，可见鲁迅确曾躬行送灶仪式，并谙熟其中规制。那一年除夕，即1901年2月18日，鲁迅与周作人在晚饭后做《祭书神长恩文》，其文亦被录于周作人旧日记。可见其时兄弟二人怡怡之情。除这一束旧体诗文材料外，这里想要引用鲁迅在另一处提到的相关记忆，那是1926年3月，鲁迅为《莽原》上连载的“旧事重提”系列做的第二篇文章《阿长与<山海经>》中的一段文字：

       但是她懂得许多规矩；这些规矩，也大概是我所不耐烦的。一年中最高兴的时节，自然要数除夕了。辞岁之后，从长辈得到压岁钱，红纸包着，放在枕边，只要过一宵，便可以随意使用。睡在枕上，看着红包，想到明天买来的小鼓，刀枪，泥人，糖菩萨……。然而她近来，又将一个福橘放在床头了。[２８]

       这以后记录的是正月初一清晨的情节，执着于“仪式”的阿长以她的“福橘”及对“恭喜恭喜”的要求给童年鲁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无论是大鸣大放杀猪宰牛式的“祝福”，还是喊一声“恭喜”吃一瓣“福橘”，都属于旧历年的“仪式”。而与仪式相关的，则是一套意识形态以及其中的社会关系。儿时的鲁迅并不与阿长分享相同的世界观，以及笼罩在那种世界观之上的“意识形态”，故而在当时“不耐烦”。而当他开始认真回忆这段旧事，并颇深情地将之书写出来时，事实上意味着他已经与儿时记忆中的阿长达成了和解，他终于理解了仪式与关系在阿长世界中的重要性。如果抛弃封建批判的阐释基点，而仅从人事的角度来看，祥林嫂未尝不是与阿长同属于一个序列中的人物，鲁迅在字句之间流露出的感情因素，与其说来自于亲近，毋宁说是来自同情和共感。相比于《呐喊》中一系列作品，1924年的鲁迅，经由其自身生活秩序的变动，在一定程度上从“拯救”走向了“体贴”。从这个角度来看，《祝福》作为鲁迅第二次集中创作小说的开端，其更为重要的意义，在于鲁迅对祥林嫂这样的人物的心灵世界的理解，这种理解，建立在对意识形态的更为超越性的认知之上，也建立在鲁迅对于“关系”的重新认识上。

       祥林嫂的确是一个几经波折而终于惨死的悲剧人物，两次成为寡妇，意外丧子，终身辛劳，身上几乎集中了人间所有不幸。但对于小说深意的理解，倘若仅止于这些客观素材呈现出的情节意义，恐怕太浅薄了。即如上文所说，鲁迅在《祝福》中，不再以一种高高在上的启蒙者姿态观审他笔下的人物，他试图体贴祥林嫂的心灵世界。因此，分析者的立场，也未尝不应该转换到祥林嫂的视域之中，如此，最终造成祥林嫂的灭亡的，与其说是封建主义或世人的冷漠，毋宁说是祥林嫂的生活视域中关系序列的彻底坍塌。这也是鲁迅在祥林嫂身上寄托的比阿Q之类《呐喊》脸谱更加深刻的人间思索。

五

       关系序列是祥林嫂抵御生存悲剧的唯一寄托。在第一次丧夫之后，逃出夫家出外寻苦工做，尽管悲苦，辛劳，但是：

       日子很快的过去了，她的做工却毫没有懈，食物不论，力气是不错的。人们都说鲁四老爷家里雇着了女工，实在比勤快的男人还勤快。到年底，扫尘，洗地，杀鸡，宰鹅，彻夜的煮福礼，全是一人担当，竟没有添短工。然而她反满足，口角边渐渐的有了笑影，脸上也白胖了。[２９]

       祥林嫂显然安于自己被雇佣被盘剥的生存处境，并且在其中获得了快乐。但是命运没有放弃对她的恶意。很快她又经历了第二次更糟糕的悲剧，不但丧夫，且甚为珍爱的稚子竟然被狼叼走了。然而这也没有令她绝望到底，她仍然愿意出来做工，回到原先熟悉的那个关系秩序中，获得生存的意义，却终于因为性情的转变而见弃于周围的人。祥林嫂为之做出的努力，便是到土地庙里去捐门槛，为此她花费了一年的工钱：

       她整日紧闭了嘴唇，头上带着大家以为耻辱的记号的那伤痕，默默的跑街，扫地，洗菜淘米。快够一年，她才从四婶手里支取了历来积存的工钱，换算了十二元鹰洋，请假到镇的西头去。但不到一顿饭时候，她便回来，神气很舒畅，眼光也分外有神，高兴似的对四婶说，自己已经在土地庙捐了门槛了。[３０]

       捐门槛的目的，是为了让门槛“当作你的替身，给千人踏，万人跨，赎了这一世的罪名，免得死了去受苦”，祥林嫂捐过门槛后，便以为自己可以为主家的祭祖仪式服务了，于是“冬至的祭祖时节，她做得更出力，看四婶装好祭品，和阿牛将桌子抬到堂屋中央，她便坦然的去拿酒杯和筷子”。由此看来，捐门槛的动机，在现世的意义上，还是指向某种关系序列的稳定。祥林嫂固然是“封建”世界被压迫的底层，但由她的立场来看，底层也仍然属于一个意义序列，是处在一种稳固的社会关系之中的，这是她希望维系的东西。底层的身份，与压迫本身，并不直接使她灭亡，否则她不会在做工一段时间后，“口角边渐渐的有了笑影，脸上也白胖了”。事实上，祥林嫂大半生为之努力的，正是寻找一种稳固的社会关系，第一次从夫家逃出，第二次回到鲁四老爷家尽力的服务，攒钱捐门槛，这些行为，与她对命运的“逆来顺受”，一起构成了祥林嫂这样底层农民的生存方式与心灵视域。这种生存方式，并不以启蒙者的意志为转移：旧世界的打破，须经由实践完成，而不是批判或者同情。在这个意义上，对“死后的魂灵”之有无的追问，也是在于追求一种“关系”。魂灵的存在正如现世的状况一样，须在社会关系中找到意义，祥林嫂的追问，正是对于“关系”和“秩序”的依赖的体现。

      “关系”的崩塌导致了祥林嫂的灭亡，这是鲁迅在《祝福》中写下的故事。而当体贴到祥林嫂对于关系和秩序的渴求时，鲁迅事实上也在确认着自己对于关系与秩序的认知，开始意识到它不是一种可以被自己的心性超越的东西。在《祝福》里，鲁迅展现出了对于《呐喊》题旨的整体性的飞跃性思想。在狂人、阿Q、孔乙己身上完满精彩的逻辑推演，终于在此时下降到了现世生活中，抛弃启蒙与批判之后，鲁迅开始与诸如祥林嫂等人物的心灵世界进行“肉搏”，从而达到了更为深刻更为真实的体贴。某种意义上来说，批判一种意识形态，比认知自己在其中的位置要容易得多，前者更多地诉诸概念的演绎，而后者则需要接受一套更为残酷和复杂的关于真实生活的知识。对于祥林嫂以及洞察到祥林嫂的心灵世界的鲁迅来说，“意识形态”正是以人间关系和秩序作为表征的。认识到自己处于一套关系秩序中，进而认识到自己作为一个个体，始终需要依赖一套关系秩序来确认存在的意义，即使这套秩序本身存在着无法调和的矛盾。这使得农民形象在鲁迅笔下获得了超越批判性的深刻内涵，也标志着鲁迅作为生活者的面目的明晰。《呐喊》以《自序》为止，于1922年底作结，年余之后，鲁迅再次提笔写作小说时，起手便已展示了对前作的超越。而他在1930年代中对《彷徨》仅仅在创作技术层面的追认[３１]，显然是无法自我说明的。

       这种超越的实现是以个体经验的真切感受为代价的，更明确地说，是以生活的苦难为代价的。心灵的苦，在于其无法以是非来裁判，无法获得道德或者律法上的决断，因而也就无法直接控诉，而只能承受变故造成的后果。尽管1923年7月的“兄弟失和”已经成为文学史上似乎无可考据的谜题，但必须承认的是，其为鲁迅带来了巨大的影响——或者更为大胆地说——带来了巨大的失望与创痛。鲁迅搬出八道湾后不久，身体便出现问题，九月肺病复发，直至次年三月方才转愈[３２]。1923年十月间，鲁迅日记中有多次往返医院的记录。生活上的波动在情绪上的反应，影响到鲁迅的健康，而身体的不适反作用于精神状态，恐怕也是难以避免的。1924年的旧历年，是鲁迅离开八道湾大家庭后度过的第一个旧历年，在这样的状况之下，心绪如何，大抵不难想见。

六

       周作人的回忆录与旧日记中，仍然可点滴见到童年少年时在故乡、在南京与兄长的情谊。1894、1895两个农历年，得了压岁钱后与周建人三兄弟共同购买画谱；1900年，庚子元旦，日记中有“同大哥至老屋拜岁，又至寿镜吾太夫子处贺年”[３３]；1901年，辛丑元旦，日记中则有“傍午同三十叔、大哥、三弟往大街一游，即至开元寺，游罗汉堂，少顷即回”[３４]；这一岁的除夕，鲁周二人在南京渡过，周作人于水师学堂，鲁迅于矿路学堂，周作人除夕日记云：

       廿九日 即除夕矣，故乡正当爆竹迎年，桃符换岁，风景一新，今乃旅馆凄凉，如是如是，终日高吟，藉消愁思。是日晴，上午大哥来，少坐，即同至下关买食物归，即由歧路去，予自回堂 ……傍晚在穿堂饮酒，有十二碟菜，不甚可口……食饭半盘而散，回房已六下半中矣。同坐柯、沈、徐，听邻家爆竹恍似故乡，醉号二絶。[３５]

       所赋绝句之一，末联为“梦里不知身是客，喃喃独自祝长恩”。其所指之事，正是前一年除夕，在故家与其兄共同作文祷祝书神长恩的记忆，眷情切切，可见一斑。

       如果说人间的关系和秩序是“意识形态”的表征，那么旧历年的一系列祝福仪式与家族的团圆，则是“关系”尚存在的凭据。上文已经引述过《阿长与<山海经>》中的段落，鲁迅在其中特地记录了旧历年在阿长那里的仪式表现，而在写下这些旧事的时候，实际上也就意味着成年后的鲁迅对于“仪式”达成了某种现世层面的理解。按照周作人的追述：

      “祝福”二字乃是方言，与普通国语里所用的意思迥不相同，这可能在隔省的江苏就不通用的。范寅《越谚》卷中《风俗门》下云：“祝福，岁暮谢年，谢神祖，名此，开春致祭曰‘作春福’。”在乡下口语里这的确读如“作福”，音如桌子之“桌”，文人或写作“祝福”，虽然比较文从字顺，但“祝”读如“竹”，读音上实在是不很一致的。[３６]

       周作人在《彷徨衍义》中，另有专门章节介绍故乡“祝福的仪式”，内容甚为繁琐。而从字面上看，在越方言和国语的双重语境中，“祝福”本身也被赋予了双关的意味。一方面指向旧历年作为越地风俗的祝福仪式，另一方面，“祝福”也未尝不是在表达这个语词在普通国语中的本意。这也就解释了鲁迅对于小说的命名，并未延续类似《阿Q正传》、《孔乙己》的办法，而是挑选了一个在具体和抽象两个层面都颇含深意的语词的原因。从这个意义上讲，《祝福》的写作，也就成为了鲁迅在离开大家庭以后，度过第一个旧历年的“仪式”。而通过祥林嫂的故事，鲁迅在“祝福”中，寄托了自己隐微的心曲，即在“关系”崩塌之后、认知到自己不能返回而又无法超越后，无地彷徨的悲凉与无可奈何。

七

       甲子年的下一年是乙丑年，这时鲁迅肺病已愈，且亦迁入了在西三条自置的新居。这一年的正月初一，即1925年1月24日，鲁迅写作了《风筝》。相比于《野草》中占据主流的极端抽象的风格，《风筝》十分“罕有”地记述描写了具体的事象，即自己少年时对于“小兄弟”的风筝以及他寄托在“风筝”上的恶意的毁坏，“对于精神的虐杀”，文中写到成年之后为了释放心中的悔意而设想各种谋求宽恕的办法，而最终得到的却是小兄弟的遗忘：

      “有过这样的事么？”他惊异地笑着说，就像旁听着别人的故事一样。他什么也不记得了。

       全然忘却，毫无怨恨，又有什么宽恕之可言呢？无怨的恕，说谎罢了。

       我还能希求什么呢？我的心只得沉重着。[３７]

       相同的情节素材，早在1919年，鲁迅其实已经写过。在当年8月19日至9月9日间《国民公报》的“新文艺”栏上，鲁迅以“神飞”的笔名，连载了主题为《自言自语》[３８]的几个断章，其中最后一篇《我的兄弟》即是对《风筝》中这段童年往事的呈现：

       我是不喜欢风筝的，也最讨厌他放风筝，我便生气，踏碎了风轮，拆了竹丝，将纸也撕了。

       我的兄弟哭着出去了，悄然的在廊下坐着，以后怎样，我那时没有理会，都不知道了。

       我后来悟到我的错处。我的兄弟却将我这错处全忘了，他总是很要好的叫我“哥哥”。

       我很抱歉，将这事说给他听，他却连影子都记不起了。他仍是很要好的叫我“哥哥”。[３９]

       1925年1月24日，鲁迅重提旧事，对这段故事再次进行书写。不但变换了文体，也变换了心绪[４０]。《祝福》之后，鲁迅在下一个旧历年中写作了《风筝》，在承认自己无法超越一段人间“关系”并不得不面对这种无力后，鲁迅开始再度思考“宽恕”——这当然只是文本呈现出的关键词。与“祝福”一样，“风筝”在文本中，是一种起兴之物，文本所叙之事，也未尝不是鲁迅在旧历新年时的一种起兴仪式。从幼时向阿长道“恭喜”，到1920年第一次在八道湾度过合家团圆的除夕，到1924年的旧历年，借居他处写作《祝福》，再到1925年正月初一重提与“风筝”相关的往事，如果说旧历年与故乡是鲁迅笔下的舞台布景，则这一连串蒙太奇镜头，则是埋头苦写的鲁迅自己的舞台呈现。

注释：

【1】、【3】、【4】、【5】、【17】 《鲁迅全集》第15卷，第382、384、385、396、500-50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

【2】 《鲁迅全集》第11卷，第37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

【6】 《周作人日记》（中），第106页，大象出版社1996年。

【7】、【8】、【9】、【36】 周遐寿：《彷徨衍义》，《鲁迅小说里的人物》，第106-107、118、131、10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

【10】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刘绍铭等译，第77页，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91年。

【11】参见李欧梵：《铁屋中的呐喊》第三章《短篇小说之一：现代化技巧》尹慧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

【12】、【26】 李欧梵：《铁屋中的呐喊》，尹慧珉译，第64-65页、7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

【13】 关于鲁迅的“雪”，李哲在《“雨雪之辨”与精神重生鲁迅<雪>笺释》一文中提供了一系列材料并做了分析考辨的工作，其所展示的对于这一独特意象的理解思路，是值得参考的。参见《“雨雪之辨”与精神重生——鲁迅<雪>笺释》，《文学评论》2017年01期。

【14】 “彷徨叙事”是笔者提出的概念，其对应的是鲁迅在《呐喊自序》中提供的“呐喊叙事”，后者相对具体地解释了《呐喊》的写作动因，而《彷徨》的写作动因却在小说集出版后一定时间内都未得到鲁迅的具体说明。参见拙作《追忆与建构——鲁迅“自叙”研究》，北京大学2017年博士论文。

【15】 已经有学者指出1930年代以后针对《彷徨》出现的诸种阐释存在后设建构的成分。参见谢俊：《“寂寞新文苑”与“平安旧战场”新解——<题<彷徨>与1930年代初的文化政治>》，《现代中文学刊》，2017年03期。

【16】 鲁迅：《<自选集>自序》，《鲁迅全集》第4卷，第46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

【18】 参见《鲁迅年谱》，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编，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

【19】 据许钦文回忆：“砖塔胡同六十一号的房子，原是俞芬三姊妹和他们父亲的朋友合住的，那家搬走以后，这才有了空屋。鲁迅先生在搬进去以前，曾叫孙伏园来找我，要我叫我四妹去同俞芬联系。我当天去同四妹说，迅速完成了这任务。……俞芬是我四妹绍兴读书时的同学，我早认识，也曾跟四妹同到砖塔胡同去看她过。”参见钦文：《砖塔胡同》，《新文学史料》1978年01期。许羡苏对于此事也有同样的说法，参见《回忆鲁迅先生·八道湾十一号》。

【20】 据鲁迅日记所载，鲁迅于1923年8月2日搬入砖塔胡同。

【21】、【29】、【30】 鲁迅：《祝福》，《鲁迅全集》第2卷，第5、11、2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

【22】 鲁迅：《故乡》，《鲁迅全集》第1卷，第50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

【23】、【27】、【33】、【34】、【35】 《周作人日记》（上），第124、186、107、190、280页，大象出版社1996年。

【24】周作人《鲁迅小说里的人物》有七篇涉及《祝福》的本事，分别讲述了“祝福”在越方言中的意义，祝福仪式的究竟，祥林嫂的原型，魂灵与捐门槛的迷信由来，寡妇再嫁的礼式，马熊拖人的传说以及鲁四老爷的原型。

【25】 汪晖：《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第342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

【28】 鲁迅：《阿长与<山海经>，《鲁迅全集》第2卷，第25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

【31】 1932年鲁迅为上海天马书店编定《自选集》，在《自序》中回顾《彷徨》写作时的状况，认为“技术虽然比先前好一些，思路也似乎较无拘束，而战斗的意气却冷得不少”。鲁迅：《<自选集>自序》，《鲁迅全集》第4卷，第46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

【32】在1936年9月3日鲁迅致母亲信中说：“所生的病，报上虽说是神经衰弱，其实不是，而是肺病，且已经生了二三十年，被八道湾赶出后的一回，和章士钊闹后的一回，躺倒过的，就都是这病，但那是年富力强，不久医好了。自己也不喜欢多讲，令人担心，所以很少人知道。初到上海后，也发过一回，今年是第四回……”，鲁迅病逝于当年10月19日。见《鲁迅全集》第14卷，第14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

【37】 鲁迅：《风筝》，《鲁迅全集》第2卷，第18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

【38】 《自言自语》并未被鲁迅亲自编入文集，后被收在《集外集拾遗补编》中。

【39】 鲁迅：《自言自语》，《鲁迅全集》第8卷，第11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

【40】陈洁在《鲁迅在教育部的儿童美育工作与<风筝>的改写》一文中，分析了鲁迅在《风筝》中较《我的兄弟》更为深刻的思想内涵，但仍然将《风筝》的题旨放在“儿童美育工作”的思考框架中进行观审。参见《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6年第1期。孙玉石在《现实的与哲学的——鲁迅<野草>重释》中，钩沉了《风筝》写作前的语境，但集中在自然现象的“雪”对于鲁迅的情感激发，其立足点也围绕鲁迅对于青年以及社会问题的关切展开。这些研究为论者提供了爬梳文学史材料的榜样，但立论都未免存在“主题先行”的问题，故而也都忽视了《风筝》创作的另一个重要时机：旧历新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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