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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文道是香港知名传媒人和书评作家，也是一位活跃在媒体上的读书人。这些年，借助凤凰卫视的《开卷八分钟》《圆桌派》等节目，很多人认识了他。  梁文道 崔永元曾说过，媒体人最应该好好读书，但很可惜，愿意读书的媒体人很少。这样看，梁文道算是媒体人中的异类，他本身在做一档读书栏目，自己也是一个很勤奋的读书人，他不仅读书多，也读得很好，有很多心得。 如今，中小学课本中，古诗文越来越多，除了课堂里要学习的内容，也有越来越多人开始翻阅传统古籍，接触古籍多了，就会看到不少古籍的影印版本，看到上面一个标点符号都没有的样子，很多人就会产生疑问：古代为何没有标点符号？没有标点，古人是怎么读书的？这样读书效率会高吗？  《百尺梧桐阁集》康熙刻本 这个问题，梁文道先生有自己的心得。古代中国是没有标点符号的，所以，想要读书，先要跟着老师学习如何断句，即所谓的“知句读”。韩愈在《师说》里专门提过：“童子之师，授之书而习其句读者。”古代教书先生，教童子读书入门的学问之一，就是“识文”和“断句”，这是一个孩子未来自主读书的根基。 现在看电视，重现孩子们在私塾读书的场景，就很能说明古人读书的状况。老师带着学生反复读课本，并要求背诵，这个过程中，孩子们一来能认字，二来就明白了断句的要求。那时候读书，说某个孩子已经能读什么书，基本就是说他能背诵这部书了。  可是，并不是每个老师都会仔细给学生讲解书中的内容，不负责任的塾师会像赶羊一样，赶着孩子们把书里的内容背过就行。胡适讲过自己读书的故事，母亲送胡适去私塾读书，别的孩子都给老师交三个大洋的“束脩”，母亲会偷着多给两个大洋，就是为了让老师能在领着孩子读书之余，能给胡适多讲几句，让他除了识字还能知道意思。 为什么古人写书不标注出标点呢？梁文道认为，首先是写书的人没有分段意识。最早的书都是写在竹简、丝帛上的，如此珍贵的“纸”必然要物尽其用，写作的人也都是充分利用空间。例如在竹简上写内容，一卷竹简写完了，就换一卷接着写，这个时候，卷只作为物质单位，没有分卷、分册的意思。我们去看《论语》就能发现，其中一篇与一篇关联度很低，我们后来看到的卷、篇、章、段，都是后人分出来的。  其次，古人不刻意使用标点，还有一个原因，古人读书不需要读得那么快。古人读书，一概是精读，而且是真正意义上的“读”书，每个字都要读出声来，通过朗读慢慢体会书中的意义，在熟知文章意义的基础上，文句自然就断开了，为什么还要专门标注标点呢？ 因为是用这种读书的方法，古人读书的速度很慢。我们都熟读杜甫的一句诗“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大家会觉得，能读万卷书一定是一件了不得的事情。古人生产书的速度慢，读物有限，加之读书速度更慢，一个人一生想要读万卷书确实很难。梁文道就举例说，中世纪欧洲最博学的学者，终其一生也只看过800本书。在中国也是如此，科举制没有取消前的清朝，一个致力科举的读书人，如果能读过百种以上的书，也算是很博学的人了。  但是放在今天，阅读已经全然不是如此状况了。有很多职业读者，一年就能读两三百本书，勤奋的阅读者，两三天读一本书，一年读一百本书左右，加上需要精读和反复查阅的书，一生读两三千本书的人，也是大有人在的。 读书量和读书速度能产生这么大的变化，和标点的产生有直接的关系。大概600多年前，古登堡印刷术产生，书籍从一种自带神圣气质的物品变成了商品，商品想要获利，一要摊薄成本，二要方便使用，书商从这个角度出发开始引入标点符号，让读书变得更容易，读得更快，这样，大家也就能读更多的书了。因为这个原因，人类就脱离了精读的时代，开始泛读。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意识，不同的阅读方式会影响我们思考和理解世界的程度。  书里的标点符号，现在看上去很简单，但如果这样翻阅它们的历史，会感觉到这里面也经历了世事的沧桑和变迁。今天我们读书，更多是一种获取信息的手段，在大量、快速阅读中了解不同的人思考、认识这个世界的方法，通过读书跟他们对话。这样的话，大量读书的人，只要方法得当，就一定是思维活跃，对人生和世界有更深刻认知的人。 但是在古代，人们读书，没有标点帮助，只能一个字一个字辨认书中的文字和意义，读书的过程缓慢和郑重。按照梁文道的说法，古人读书，“不是要你明白书里的意思，是要你去做。所以，（在古代）真正读书好的人都会被某本书变成另一个人。古代读书人一定要是一个好人，如果不是一个好人证明书没有读好。所以读书是一种修炼，一种transformation(转变)。”  所以，隔着看似简单的标点符号，是两种不同的读书人生和读书传统。我们今天谈阅读，既要了解这种传统背后的故事，也希望能有更多读书人能重拾这种读书的传统，即不再走马观花式的读书，而是把读书当成一种自我提升、自我修炼的过程，在读书中追求自己的变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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