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埏埴志 | 详探雍正年窑三孔花囊之始末

 闲情偶的 2019-09-29


清 雍正 景德镇窑 冬青釉三孔花囊 英国大英博物馆 原大维德基金会旧藏

瓶养鲜花,魏晋便有,至宋时风行称极,渐渐从宗教性质中脱离出来,走向日常生活,插花理论也逐步建立。明清插花,不但如择瓶、选水、插法、花品等等的理论系统日加完善,对于花器材质的选择,也更加的丰富。插花从居民日常到文人清赏,再到装扮宫殿庙堂,弥成风气。

雍正皇帝胤禛尤爱此道,这或与他的汉风文人情结有些关系。他一生绘制了数册行乐图,多有汉服高仕或鱼樵耕隐的装扮入画,鲜花当是必不可少,其中一幅画中的采花装篮,更是向我们流露出这位天子的自然心趣。


清 雍正 《行乐图》之一  局部  北京故宫博物院

雍正一朝,历十三年,这十三年不但是大清帝国愈加辉煌的十三年,亦是清代宫廷器物艺术发展到新的高峰的十三年。雍正的文人情结与爱花心情在这方面,也展现出来,不但制作了大量的新式文房器具,更是设计出式样繁多的新式花器。景德镇御窑厂亦不例外,在此期间,不断有新的样式从北京传来,着命烧造。

此式三孔花囊正是与此期间出现的,其应始烧于雍正七年,是雍正皇帝钦点并参与设计的一种样式。见《造办处各作成做活计清档.雍正记事杂录》,雍正七年四月十四日一条:

“十四日,郎中海望持出古铜花囊一件,奉旨:着照样镟木样,将天盘口硬楞做软些,面上开三孔做样呈览后再做。

二十日,做得木样一件呈览。奉旨:此边口再放园些,胆开大些,交年希尧各样釉水烧造几件,比此样大些的亦烧造几件。”[1]

其花插身形,圆口缩颈,颈直且长,扁圆腹,圈足,式样极类六朝时期之唾壶样式。典查清宫旧藏,于今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藏有一铜质唾壶,编号故-铜-002027,其器形与此式花插颇为相似,皆是颈部较粗而腹甚矮扁,或正是《清档》中所载乌雅.海望持出的“古铜花囊”。


六朝 铜制唾壶 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

此类唾壶原为彼时之宴饮、卫生用具,今可见壁画、陶俑中唾壶多例。如1955年伦敦东方陶瓷学会展览中一件隋或唐初的捧唾壶侍女俑,又如安阳市博物馆藏一组隋代侍女俑中之一者。


隋或唐初 捧唾壶侍女俑 彩绘陶俑 英国伦敦东方陶瓷学会

后时代流转,千百年后,唾壶原本的用途渐少为人知,并逐渐的成为了花器一类。古人插花,尤爱前朝出土铜器,千年者最佳。如宋人赵希鹄《洞天清禄集》中所言:

“古铜器入土年久,受土气深,以之养花,花色鲜明如枝头,开速而谢迟,或谢则就瓶结实。若水秀、传世古则否,......”[2]

又见明人袁宏道的插花专著《瓶史》,其“器具”一节中:

“养花瓶亦须精良......尝见江南人家所藏旧觚,青翠入骨,砂斑垤起,可谓花之金屋。”[3]

正是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彼时对于插花之器的选择,多以出土铜器为上,或正因如此,原本的唾壶被人们运用成花器中新的选择。

按清档所载,此种花囊似应有大小两种尺寸,今世多见的,器高在6.5cm-7.5cm左右,或为其中小者,而大者样貌似尚不详。

釉色品种以冬青色为多,亦可见官釉、哥釉、炉钧釉[4]、白釉[5]等,多为仿古釉。乾隆传烧之,并发展出新样式如龙泉釉拱花或面开五孔者,如台北故宫所藏龙泉釉拱花三孔花插,或天青仿汝釉五孔花插。

对比两朝,以雍正朝所制较罕,且质量上似亦较好。检视今藏,此类花插实难一见,可知当年生产数量并不为多。


清 雍正 景德镇窑 冬青釉三孔花插 

2014年秋 北京保利拍卖:宫廷艺术与重要瓷器、玉器、工艺品 Lot:5697


清 雍正 景德镇窑 仿官釉三孔花插 

2012年 北京中汉拍卖:犹珍10 Lot:0038


清 雍正 景德镇窑 炉钧釉三孔花插 北京故宫博物院


清 雍正 景德镇窑 白釉三孔花插 北京故宫博物院


清 乾隆 景德镇窑 龙泉釉拱花三孔花插 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


清 乾隆 景德镇窑 仿官釉三孔花插 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


清 乾隆 景德镇窑 天青仿汝釉五孔花插 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

《寿意瓷器档》:“嘉庆十年闰六月二十六日

收清漪园撤下......官釉五孔花插一件......”

清宫档案中也数次出现此类花插的陈设。如《清宫陈设档》:

“嘉庆捌年捌月立,继德堂陈设,......南窗户台上设:......均釉三孔花插一件(紫檀座)。”[6]

或乾隆三年《各作成做活计清档》:

“乾隆三年六月二十五日,七品首领萨木哈......龙泉釉拱花莲蓬花插一件......”[7]

另外,此式花插虽按档案称为“交年希尧各样釉水烧造几件”,传统划分其应属年窑,但实际上此时已是雍正七年,按查相关材料,唐英于雍正六年到景德镇御窑厂“驻厂协理”窑务。虽是协理,但按其第十六号奏折可知“......一切烧造事宜,俱系奴才经营。......”

彼雍正七年之时,御窑厂总理年希尧身在淮安关署,只每年春秋两次到景德镇御窑厂巡视。此期间北京方面传旨下来需烧的瓷器,均由年希尧的家奴(当时称“家人”)持样交景德镇烧造,实际督造办理的,应是当时在厂协理的唐英,故按甄励先生的观点,此时烧造的瓷器,亦可称“早期唐窑”。[8]


17~18世纪 青玉浮雕螭龙纹花囊(上)与 六朝 铜制唾壶(下)

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

颇为有趣的是,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中另有一只青玉浮雕螭龙纹花囊,编号为中-玉-000470,其盘口缩颈,短颈扁圆腹,内有一铜胆,覆鎏金插盖。此花囊馆方断代为元明产品,实际时代则似应在17到18世纪左右。查检馆藏铜器,则另可发现一只清宫旧藏之铜制唾壶,编号为故-铜-000493,两者器形十分类似,甚至器身高度相差仅1厘米。可知明清时期,以唾壶之形制而翻改制为花囊者,并非孤例。


17~18世纪 玉琮(左)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 

清 雍正 景德镇窑 白釉三孔花插(右)北京故宫博物院

示其口部弧面

细审瓷制三孔花囊,可发现多数的封口呈弧面,此或可能是意仿铜胆的插盖,将这部分固定花枝的功能构件,直接烧出在瓷器本身上。乾隆时期,花插的口部再一次更改,多数花插相比雍正时期的趋于简化,天盘口简化成撇口,封口的弧面也趋于平整。


清 乾隆 景德镇窑 仿官釉三孔花插(左)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

清 雍正 景德镇窑 白釉三孔花插(右)北京故宫博物院

示其口部区别

读档可知,雍正对此式花插较重视,曾两次提出修改命令。从这些修改命令,如“硬楞做软些 ”“边口再放园些 ”、“胆开大些”中,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此式花插从铜制唾壶中如何脱换而来。而软、圆的修改,亦表明了雍正皇帝对于秀气清雅的审美取向的某种偏好。


六朝 铜制唾壶(左)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

清 雍正 景德镇窑 冬青釉三孔花插 英国大英博物馆 原大维德基金会旧藏

示其口部软、圆的区别

这种天盘口三孔花囊,秀气隽逸,洁雅清净,小可握持,滋润可爱,诚堪窗前案头之逸品,记载了雍乾两朝天子的鲜花心情,为清代宫廷花事之珍贵见证。


注释:

1.《造办处各作成做活计清档》: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2.赵希鹄(南宋):《古钟鼎彝器辨》,《洞天清禄集》,《读画斋从书》本,清嘉庆四年顾式刊本。

3.袁宏道(明):《器具》,《瓶史》,秀水周氏刊本。

4.杨静荣:《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颜色釉》,P208,图187,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香港商务印书馆,1999年。

5.耿宝昌:《故宫博物院藏清代御窑瓷器》,卷一,下,P213,图92,紫禁城出版社,2005年。

6.《清宫陈设档》: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7.见注1。

8.甄励:《唐英与景德镇》、《唐英瓷务年谱长编》(傅振伦、甄励),《景德镇陶瓷》,1982年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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