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维的这首五言,在中华大地是家喻户晓,连小孩子都能背诵,算是中国古诗词中原本语言含蓄,却因为红豆意象固化而变得直白的爱情诗鼎峰之作。 红豆作为相思的信物在南朝萧太子(古诗十九首的编者)的传说中便已经开端,经过王维这首诗和民众的推波助澜,终于在中国传统文化文化中成为爱情与相思的最高象征。
这首诗的诗题确实多,《相思》、《相思子》、《咏红荳》、还有一个就是标题中说的《江上赠李龟年》,这其中到底哪一个才是真的? 很抱歉,一个都跟王维没什么关系。 这首五言,在王维集的宋、元、明初和明中叶的各种版本中,根本就没有收录。 那是不是说这首诗的作者就不是王维?那倒也不是。 我们能找到距离王维时代最近的记录是唐僖宗时期范摅的《云溪友议》:
这段文字并不复杂,我们可以看出杜甫赠诗流浪江南的李龟年的旧事。然后李龟年在采访使宴会上演唱了王维的两首诗,唱完之后,气绝四天复苏。 重要的是这段话:“此词皆王右丞所制,至今梨园唱焉。”这说明“红豆生南国”这首诗是王维所作,一直在梨园中传唱,属于保留曲目。 所以这首诗是王维的应该没问题,因为这是距离那个时代最近的记载了,必然是最接近事实真相的。可惜的是,文中并没有说明这首诗的题目。诗题也许有过,但是在玄宗到僖宗的这一百多年间,可能散佚了,也可能只是个无题诗。 王维这首“红豆生南国”到底是写给爱人的,还是写给友人的,包括具体的写作时间都没有定论。 而且我们还能看到,这个最早版本的诗中,不是“春来发几枝”,而是“秋来发几枝”。这种描写也是更适合红豆结子的自然规律的。 那这首诗的名字都是哪来的呢? 对唐诗的大规模整理从宋朝开始,南宋计有功编著《唐诗纪事》收录了这首诗,但是也没有题目,算是比较老实的,但是洪迈编著的《万首唐人绝句》里收录的就有名字了,叫做《相思子》。这个名字还好,毕竟唐人李匡文在《资暇集》中写过:“豆有圆而红,其首乌者,举世呼为相思子,即红豆之异名也。” 所以,这里称为《相思子》就好像我们今天用别称称《红豆》一样,算是为王维这首诗划了个类别,这就是咏物诗。 进入明朝,又不一样了。明朝的文人是最喜欢改诗的。首先是嘉靖年间刊发的王右丞集首次收入了此诗,并命名为《相思》,让这首诗从咏物诗上了一个台阶,成为一首抒情诗。然后万历年间的《唐诗类苑》又将这首诗命名为《咏红荳》,这还是在咏物诗类别。到了明末凌濛初刊发的王右丞集中,就变成了《江上赠李龟年》了。 同时,大约万历年间的《郑侯升集》中,“秋来发几枝”首次变成了“春来发几枝”。 我们得出个什么结论?这首诗是王维的,但是改动和题目并不是他的。 至于为何变成了《江上赠李龟年》,估计是凌濛初看到了杜甫的那首《江南赠李龟年》,又知道李龟年曾与王维交好,而《云溪友议》中没有这首诗的名字,其它后来版本又不让人信服,便自己凭空生造了一个。 其实《云溪友议》也是小说体,但是他离得最近,只能取信于它,不过我们知道玄宗奔四川,王维是没跟上的,李龟年逃到了江南,王维却在安禄山伪政权里坐牢和当官,以至于后来差点死在唐王朝的清算中。所以,当时那种情况是不可能《江上赠李龟年》的。而且“此词皆王右丞所制,至今梨园唱焉。”也说明了这是王维旧作,所以凌濛初这一说大概率是个人臆测。 当然一定要说就是王维年轻的时候送给李龟年的,那也没办反驳,因为无据可考,但是如果根据这些东西推出王维有龙阳之好,那就未免太离谱。 至于这首《相思》的最后定名,那就是孙洙的《唐诗三百首》了,蘅塘居士选的这个名字既有咏物的意思,又有相思赠别的意思,得到了大部分人的认同。 从“秋来发几枝”到“春来发几枝”的改动,虽然不忠于原文,但是改出了从春到秋的时间跨度,也是深化了相思的诗意,算是改得好的,也逐渐成为了大部分人认可的版本了。 所以我们今天教小孩子的《相思》,其实是千年来文人在王维创作上的共同结果。 《江上赠李龟年》这个诗题,是最不靠谱的。 至于王维是不是真的思念李龟年,得去地下问他们才知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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