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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联陞，原名莲生，著名的华裔外籍汉学家。《国外汉学研究讲义》汉学的定义为“一切非本土的研究中国的学问”，同时汉学家即研究中国学问的非中国籍的华人学者或者外国学者。杨联陞先生即是海外华人汉学家中的佼佼者，被法国戴密微称为“少年辈第一人”，余英时称他为“汉学界第一人”，周法高也列举他为“欧美汉学界的第一人”。声名煊赫。 杨联陞 私以为杨联陞和余英时二人是海外华人学者中的泰山与北斗。 一次偶然，我关注了商务印书馆的微博，微博上正好推出出版《汉学书评》的消息，依稀记得是2016年8月的一天。随后在同年11月26日又推出了杨联陞的另一本专著《东汉的豪族》。 刘子健曾评价杨联陞“他最精彩的学问，多半见于他的书评。”这话多半不错，杨联陞的书评与普通书评不同，属于学术书评。而且他的学术书评不仅可贵在能对别人书上的内容祛疑纠误，鞭辟入里，且还能保持客观公正，不带火气和偏见，这点和同样爱写书评的伯希和不同，伯氏的书评多失于刻薄，不留余地。 有幸能够拜读《汉学书评》，这本书多亏蒋力先生整理杨公书评的材料，不遗余力的搜罗各家刊物上杨联陞书评的复印本，合聚《汉学评论集》与《书评经验谈》二稿，最终才拍案付梓，得以出版，出版之后反响巨大，大在哪里？大在他的《汉学书评》中收录了63篇书评，每一篇书评都有不下于论文的珍贵学术价值。（实际全书共有64篇文章，但是最后一篇《书评经验谈》是整理的讲稿，不算作书评。就文章内容本身来说，书评是一种文体类型，对书评之评是对一种文体类型的评论，同样不算作书评）。 杨联陞的书评多是采取先褒扬后改错的方法和态度，如《全汉昇:《唐宋帝国与运河》》一篇，他先赞许作者用“新纲目体”的写作格式，能够推陈出新，使得全文眉目清晰。又赞许他对于文字领域的把握恰当，最后在文末附上一些纠错，他也称之为“白璧微瑕”，如“《宋会要·食货》四七及四三，按语说“政和无八年，疑误”。实则政和八年十一月始改元为重和。”，由于条目众多，就不一一列举。他的书评几乎都是这样。 《唐宋帝国与运河》 又如《评韦尔柏《前汉奴隶制度》》，由于西方汉学家研究中国史的时候，囿于翻译的问题，很多材料在翻译过程中都错改了原文或者误解了原意，杨联陞在本篇就提出了二十处错误并纠正。西方对于中国古代原始史料翻译错误，或者产生冲突的事情其实并不少见。比如《论语》在西方传播，对于理雅格和韦利哪位大师翻译的《论语》更精确、更权威，这个始终没有公论，因为各自有各自的特点，各自也有各自的阙漏。所以造成一种现象，美国汉学家因为语言隔阂而想象丰富，借用傅斯年的话来说，容易出现“误认天上的浮云为地平线上的树林”（mistake some clouds in the sky to be forestson the horizon）的情况，杨联陞也借用傅氏的话，提倡“训诂治史”，强调对文献原义的理解，认为“研究中国史的人必须具有起码的训诂素养。够不上这种要求的研究者，只能算是玩票性质，而不会成为一个全健的汉学家。”他本人也身体力行，著有《“龙宿郊民”解》、《汉语否定词杂谈》等语文层面专门考辩的著作。 对于训诂学，或者说小学，在清代的汉学研究中（区别于“国际汉学”，杨联陞为国际汉学家中之泰斗，此汉学专门指研究考据学、小学）是极为流行的，小学后来改名叫“语言文字学”（章太炎于1906年在《申报》上发表《论语言文字之学》一文，自此小学的称呼逐渐转变为“语言文字学”，这是一次革新》）。姑且我在这边推荐安徽教育出版社的《汉语发展史丛书》。这套书只出了几本，没有出完全，个中缘由已经无法探寻了。这一系列其他几本分别是《汉语文字学史》、《汉语训诂学史》、《汉语音韵学史》、《汉语语法学史》、《汉语词汇学史》、《汉语修辞学史》与《汉语语音学史》，内容都颇为详实，虽偶有错误，如《汉语词汇学》中有错字，如第99页12行“末能明确”，“末”当作“未”，或者拼音错误，如第111页倒数第8行“称（chēg，名）”当作“chèng”。又或者释义不清，如同页倒数第5行对于“兄”不同音的不同解释，不过大体并不影响阅读，可作入门之用。 章太炎 对于在西方汉学家的著作在翻译训诂上纠误的书评，杨联陞尚有《亚历山大·科伯恩·索珀译注:《郭若虚》的<图画见闻志>——11世纪中国绘画史》、《德效骞译注:《班固<前汉书>（第三卷）》》等诸篇，不仅西方语言，甚至能够纠正日文翻译中的谬误，如《薮内清编:<天工开物>研究》一篇中“冬至数九天”误译为“冬至から九日を经て（冬至后过九天）”，实则应译为“人们数九十九天这一段寒冷时期”。（《仁井田陞:《中国身份法史》中也有一处:“作者把人名“满璋之”误为“满璋”，杨联陞说这个失误是误认，是次要的，可能是为了顾全作者面子。所以在此不予列举），学问遍及语言、官制、考古、地理、边疆史、文学史、科技史、经济思想史、书画史、佛教史、史学史、敦煌学等专门领域，可谓博通古今，余英时称杨联陞“博雅”，他却自嘲是“开杂货铺的”，他对很多人都是这么自称的，如周法高、何炳棣，何炳棣说他“你这个杂货铺主人的货源确实充足”，这点在《汉学书评》中就可以窥见了。 汉学书评 除开纠错外，杨联陞还经常在书评中商榷论观点。就是原文作者通篇持某一观点进行研究，或者经过研究得出某一结论，但杨联陞经常都有新的观点和研究，观点的态度或商榷或反对。如在《与《吕叔湘先生笔谈<语文常谈>》》一文中，杨联陞主要论述了吕叔湘既有的三个观点，并言同意:
此为商榷。 又因为词韵问题，杨联陞对于词韵问题反驳吕叔湘的观点，并引用李方桂、赵元任诸位语言学名家的研究成果进行讨论，此为反对。讨论的最终结果是获得启发。不过无论反对还是商榷，杨联陞的态度始终是温和的。 又有《与王尔敏论学书》一篇，但这篇多是纠误，并没有如标题所说的“论学”，纯属是杨联陞单方面对于王尔敏所著《晚清政治思想史论》中的一些看法与纠误，并没有王尔敏的来信讨论。所以这篇书评属于题不称文，似是编者为考虑材料的完全性而没有进行改动，否则标题该改为《王尔敏《晚清政治思想史论》》了。 唐研究 杨联陞的学术书评固然精彩，但同时我们也得了解一个问题，即中西方书评的差异。在中国，书评、札记不过是个人偶有所得的经验，而在西方，文学术期刊的主体是论文（Article）和书评（Review）。中国至今还是论文一家独大，虽有《唐研究》、《上海书评》，但还是势单力薄。因此荣新江教授说：“中国学术期刊一直没有建立起良好的书评制度，所以一本杂志中，主体是论文，书评只占极少的篇幅，甚至没有书评”。也由于其略显枯燥，因为如果要写出一篇具有学术价值的书评，首先得对相关专业有一定了解，并且反复阅读、深入了解，要从中找出其创见与阙漏，以及给出改进的意见。同时书评与书信有一个共同点：即会产生争论，进而变成论战。但这也是学术进步的一个重要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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