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学“鹰犬”杨联陞

“海外汉学三杰”之中最为英敏特出的杨联陞先生的书，我能够找到的都纳入渥庐随时拜读。可直到前年的某一天，因为要集中研究并写一篇东汉经济与税收的文章，其《东汉的豪族》才成为我案头挥之不去的核心读物。后来我知道，这一篇研究东汉经济不能绕过的重要文献，居然产自先生21岁时的一个假期。当别人都去凑热闹“起哄”，杨先生则回到保定老家，祭出这篇恐怕连他自己都难超越的经济史名篇。

学者们在称颂杨先生在弱冠之年就写出风华绝代的超一流作品，并称这是他最出色的学术文章。至少可以做二意解：一是杨先生确实聪明绝伦，二十一岁的嘴上无毛之年可以做出四十一岁学养丰赡之期的成绩；二是杨先生的涉猎实在太广，盛年虽然名满宇内，却至少在经济史研究上没有多大实质性的进步。

杨联陞的少年天才，大可诠释出一段佳话。从梁启超到张荫麟再到杨联陞，真个是英才辈出，少年得志。这三代有着直接师承关系的大师级人物，几乎都在十几岁便脱颖而出。梁启超十七岁写的文章已经令人震憾，张荫麟高中时的论文足可震憾梁启超、陈寅恪、朱希祖，而杨联陞十九岁那年发表的史学论文，恐怕是一些史家到了六十九岁仍然要老老实实地拜读和借鉴的。比如这篇二十一岁写的长文，便是区区在下四十七岁还要奉为至宝的。

在知道了杨联陞氏出生于河北清苑（保定）并在保定志存中学就读高中的故事后，我对他的好感又加一层。虽然祖籍浙江绍兴，是民国学人最为集中的浙江一脉，他却出生在区区的家乡清苑，这可真是让我凭添了一丝莫名的缘份。

民国地图上的鄙乡，时常标注的是“清苑（保定）”。本就是鸠占鹊巢地据有清苑县城的保定府城，此番终于明白了一种地理上的“辈份”。堂堂的直隶（河北）省城，实际上是寄居于籍籍无名的清苑县城的！这同时也在说，区区的清苑，当时压根就是诺大河北的首善之区。在介绍杨联陞的出生地时，大多场合都是写成“保定”，而那繁体版的某台人某篇，却是相当符合历史事实地言明是在清苑（保定），想来是杨氏自己都应该同意的。

我也查到了志存中学的下落。私立志存中学，民国十三年（1924年）创办，旧址在西水门教养工艺局。 相对于六中、二师、育德等保定名校，志存的名气并不高。可它居然催生出一代汉学大师，其功德依旧无量矣。

可杨联陞这个大师，却不是成名于如陈寅恪等的高端学说，以及颠扑难破的史学名著。他在汉学界不可撼动的第一流业绩，是在“书评”一系。

这是一种在西方汉学界相当推崇的高端功夫。习惯于荒江野老屋中闭门造车后孤芳自赏自鸣得意的中国学人，在这方面一定不习惯西方人的学术风范。恰是那些学实饱满、涉猎深沉的书评“鹰犬”，在很大程度上监督并促进了学术的进步、繁荣和引世人关注。

然则“鹰犬”也有不同的当法。杨氏评价伯希和，说他火气盈天，对被评论者每每一副居高临下的气派。曾经在一次酒桌上遇到胡适，一样对他不屑一顾，让同样在场的杨氏很是反感。而杨的书评，尽管同样产生过让李约瑟读后“也很不自然”起来的效果，其在特定语言的把握上相对客气委婉的表达，在他心上还是同伯希和那样一条狂傲的“鹰犬”区分开来。他曾经特别地解释：“来示以双承寅老与伯希和为说，万不敢当，‘廖化作先锋’而已。伯公晚年以汉学界之警犬自命，不可向迩。其书评不留余地，非弟所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伯希和在主编《通报》之余常常写作书评，不过他的书评往往“对被评者失于刻薄，不留余地，自称汉学界之警犬”。杨氏自陈其书评与他的主要区别是在于“我的书评很少火气，作风与伯希和大不相同，并特别地在《汉学论评集》的自序中加以申明和澄清，以免发生错误的类比。

杨联陞毕竟是一个主张一团和气与人为善的中国人。一方面要找出著者的偏瑕所在一方面又不愿伤了对方的自尊，这自是他的性格和信念使然。可从效果上来看，要说不动火气的书评一定比动了火气的书评境界高，却也未必。一则，他曾经对伯希和、李约瑟自己或弟子的著作颇有指摘并所获颇丰，并没有引起那些“大师级”人物的感谢，这当然与活人普遍都有、而从学术上而言不值分文的那份无来由的自尊大有关系；二则，没有火气便不免下手不狠，如此反而对学术本身的价值是一种亵渎和扭曲，倘若真得从学术和文化出发，怎么就能证明无火气反而会高明一些？三则，作者和书评之间的关系一如小说家和文学评论间的关系本来就是一种敏锐的警惕，因了这种警惕和防范才有让作品更精辟的制度性推动，从这个角度而论，到底是书评更火爆一些好还是更委婉一些好？

大抵也和杨联陞投入在书评上的精力太多有关——他曾经出任刊物的特别角色“书评编辑”（Review Editor），聪明绝伦的他终于不会如诸多大师级人物一般拥有超多页码的厚重全集。毕竟，写作一篇书评的难度，远超一篇泛泛的专业论文甚至堪比一部书。因为他需要读尽可用之书，才有望寻到某些著述的间隙和瑕疵。有人写道：“我深知涉猎群书虽是一件快乐的事，但写书评却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苦事；因为书评往往为了一字一句之微而要翻查好多书，又为了要提要勾玄而将一本书缩成数百字，这实在是很辛苦的。”

杨联陞之能成为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学术警察”，自然有着其他人难望项背的不凡历练。

第一条是因为他的转益多师。在清华大学受的教育奠定了他成为一流杂家的夯实基础。“他在一篇小传里说到了在清华学的课程。经济系必修的课程他几乎没说，选修的课程他说的是大量的文史课。国文课是朱自清先生教的，中国通史课是雷海宗先生，秦汉史、通史都是雷先生，隋唐史是陈寅恪先生，中国经济史是陶希圣先生，中国诗词当中的词是俞平伯先生，楚辞闻一多先生，学术史张荫麟，说文解字是杨树达，古文字学是唐兰，中国音韵学是王力，中西交通史是张星烺。他在一些文章中提到教他学习日文的钱稻孙教授，学英文跟的是叶公超教授，他在上课之余还去北京大学旁听钱穆先生和孟森先生的课。他与这些教授不止限于听课与授课的被动关系，而是很快就能与喜欢的老师相处很近。”这个大师群的综合积分，想必到了民国学术史上高不可攀的境界。一下子让陈联陞一个人遇上，他不成为杂家都对不起这些牛人的名讳。

第二条在于他的与高手为友。他曾选修陶希圣中国社会史、陈寅恪隋唐史课程，深受陶氏所编《食货》杂志影响，毕业论文《租庸调到两税法》又得陈氏指导；故其为学，在领域及取向上实追随陶希圣，而在方法及风格上则借鉴陈寅恪，即“大处”如陶氏“着眼”，而“小处”如陈氏“着手”也。他曾任赵元任先生助手，与胡适论学谈诗二十年，谊兼师友，被余英时称为“中国文化的海外媒介”。

第三条在于他博学广识、博闻强记、博览无遗。 他才思敏捷，勤于钻研问题，每多创获。余英时对他的评价是“才大如海”。他从经济史入手，兼治文史，他于经济史，能进复能出，与治中国经济史的其他名家相较，如梁方仲、全汉升、傅衣凌、彭信威皆专家之学，而杨氏可谓通人之学矣。他于1952年完成的《中国货币与信贷简史》专著，篇幅无多，内容深广。之后他在政治、哲学、历史、语言、文学、佛教等各个方面皆有专论。其学又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以博杂多端著称，亦不无零碎之弊，故他不自称史学家，而以“开杂货铺”的汉学家自居，虽身处北美汉学界，作风实更接近于欧洲汉学家。此外，杨氏还特别以学术书评闻名，收录于《汉学论评集》的计四十余篇，除去其专长的领域之外，更遍及考古、地理、科技、官制、文学、哲学、书画等方面，并能祛疑纠误、鞭辟入里，其价值实不在正规论文之下。刘子健甚至说“他最精彩的学问，多半见于他写的书评”。法国汉学巨擘伯希和亦以书评驰誉于世，而每每目无余子，出语严苛，以“汉学警察”自许。时流多指杨氏以博学贯注于评论，可上比伯希和；而杨氏虽不满意伯氏性格刻薄，雅不愿与伯氏并举，但亦曾自嘲为“汉学的看门狗，看到人家胡说，必高叫一声”。故就整肃学术纪律的作用而言，他确可作“汉学警察”之续，拟之为地煞星，不亦宜乎？

第三条在于他以书评事业为己任，将为世界级的大师纠错、为自命不凡的学人降火、为未成名的学者提点、为没有自信的学者撑腰视为一种名山事业。他自喻“敢比仰山杂货铺，何堪舜水再来人”。书评家是一种崇高而又危险的职业，没有足够的底气无力为之。在据说可称三大书评家的法国伯希和、美国杨联陞、香港梁容若三人间，毅力、细心、丰富的知识和敏锐的观察力缺一不可尽皆齐备。周法高评论道：以前法国的汉学家伯希和以擅长写书评得名，那是由于他具备广博的学识，特别是对于十几种亚洲语言的知识方面，更加上他对于中国学术也有相当的了解。在中国学者中，杨联陞先生的书评也是很有名的，他对于中国方面的知识，也是相当广博的。另一方面，也是相当细心，对于大义微言和细微末节，都不肯轻易放过。梁先生动人的文笔，引人的谈锋，却是他所以不同于伯希和及杨先生的地方。另一方面，伯希和及杨先生专门学术性的书评，虽然一般人不见得有兴趣和看得懂，却也构成了他们高度学术化的特色。杨先生虽然谦虚却又恳切说明自己的这一“事业”，“我只是所谓华裔汉学家（指西洋式），混了几十年，评论别人卖的中国膏药，或有可供参考之处”。他指出：“许多人认为书评不重要，我则以为一门学问之进展，常有赖于公平的评介。很盼望像西洋、日本，养成良好的风气。”

诚如周一良先生在一篇纪念文章中所说，杨氏“是在海峡彼岸、新旧大陆以至港澳等地都蜚声驰誉”，而国内“对他的著作反而陌生”的一位学者。他的学术研究主要集中在中国历史和语言学两个领域，周一良先生说他“善于发现问题，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由小以见大。论著每多创获，深得陈寅恪先生学风的三昧”。杨先生在这一学风特征也见于他的书评文章，因此余英时先生在《中国文化的海外媒介》中评述说：杨先生的博雅，在他的书评中显露无遗。《汉学论评集》所收四十几篇英文书评，便遍涉语言、官制、考古、地理、边疆史、文学史、科技史、经济思想史、书画史、佛教史、史学史、敦煌学等专门领域，包罗了中国文化史的全部。更难能可贵的，是他的书评篇篇都有深度，能纠正原著中的重大失误，或澄清专家所困惑已久的关键问题，其结果是把专门领域内的知识向前推进一步。 美国哈佛大学为他发的讣告说：“杨联陞教授在国际上以学术辨析能力与才思敏捷著称，是几代学生所亲切怀念的好老师，是协力培育与造就美国汉学的先驱学者之一。”法国汉学耆宿戴密微（Paul　Demiéville，1894-1979）说：“总之，杨联陞的学问继承了中国百科全书式学问的优良传统，发挥其个人天赋之才，在广阔范围的资料中，以细致严密的分析作出综合性结论。”

刘子健先生曾说过：“杨联陞学术的精华常常在他所作的书评里出现。”杨联陞自己也同意这个意见，说自己是汉学界的一只警犬，人们则称他是东方的伯希和。他总共写过五十多篇书评，书的性质涉及中国历史、文学、考古、经济、哲学、地理等等许多方面。除去洋人对于中国典籍理解错误以外，经常有罕见的名词术语，中国学者一般也不能理解，而他从另外不相干的资料中包括日本的资料对这些名词加以说明，使人涣然冰释。杨先生举卫理之例道，卫理评论李约瑟、王铃合著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册，“说其中有许多错误（many mistakes），李约瑟告诉卫理，‘你必须再举二十多条错处才可以说许多错误。’卫理说，‘我又寄给他十几条，也就罢休了。’”他还说到自己也写了这部巨著的一篇长书评，“指出若干错误”，结果再见到李约瑟时，就不如首次会面时那么热络了。

然则杨联陞以书评大家蔚为大师的故事还是给了大陆学界以莫大的启发。缺乏学术“鹰犬”的体制是不健全的，缺乏对学术“鹰犬”必要敬畏和自省、自励的学者也是不可救药的，缺乏对学术“鹰犬”以基本尊重而将自己的个人尊严看得太高的那种老虎屁股摸不得的学者也是不会有多大出息的。从学术进步以至于繁荣的期望上来看，纵是那些学术“鹰犬”采取了居高临下的姿态，只要他们的找茬、挑刺、纠错还有那么一点比例的可取之处，用反其道而骂之或者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反击来对付，便大失学者风度。

诚然，并不是哪个书评家都有堪为“鹰犬”的高尚资格。因为更多的末流评论者，其学识未必有多高但出于意气用事而蔓生枝节，其偏重于“恶意贬损”而轻于学术商榷，确实大有特有。但是，如果作者用更为严重的语词与之对骂，则无异于将自己也等同了“村妇”。同时，因为过分反感对方的姿态而忽视了对方指摘中仍有建设性的成分，这样的论战同样大失风度。

这也正是杨联陞难做或者世上很少有杨氏这样高级别“鹰犬”的缘由。在大陆这样特殊的文化沙漠上，便更是严重。因为更多的人写出一篇东西，既便不是为着片面点赞，也每每有着超出实际水平的期望，比如评职称，比如获奖，比如求赏识，比如求提拔。这也如特定官方不待别人质问便自谓“伟大正确”一般，他们只需要那种子虚乌有的“好评如潮”、“引起良好的反响”。既然人家写文章甚至做研究的目的不是严肃的学术，对这类文章做出品评反而同样是明珠暗投。国人不轻易写书评尤其是负面性书评，也有着相当可以理解的社会心理基础。大陆的学问越来越自说自话、曲意逢迎、蹑履相逢迎，也便可以想见。

这大概也是大陆学者乍遇马幼垣这样破马张飞式的海外汉学家而感觉不适应的原因。可这样对书评“鹰犬”的不适应，也自然正是大陆汉学反而越来越落后于海外汉学甚至日本汉学、台湾汉学的原因所在。以儒家的人情事故、官场的官官相护以及情场的“我知之，不道之”的虚情假意运用于学术场中，那自然是大大的驴唇不对马嘴。

杨联陞来自民国，自然也带去了不少的民国遗风。以流行论战的民国风尚浸入西方汉学的如临大敌，其汉学“鹰犬”的形象，必是呼之欲出。

研究民国“拍砖”史，我时常会纳闷于民国人过分讲究知情权而不知运用不知情权的包打听习惯，在我看来特定状态下的“无视”和“八风不动”，在缺乏涵养的民国人来说简直很少出现。以鲁迅与钱玄同这一对始为好友后来越来越淡漠的章门师兄弟为例。在二人间已经越来越“默不与言”的情况下，互相间仍然有着莫名其妙的关心。话说某一天钱买了鲁迅的《本闲集》和《二心集》，回家躺在床上大快朵颐，之后又在日记中撒气说“无聊无赖无耻”、“冷酷尖酸拌嘴骂街，有什么意思”，真是闲得够呛！而鲁迅的风度一样滑稽，某一天听说钱在背后褒贬他，便给友人写信：褒固无妨，而又有贬，岂不可气？如此早被师兄判为“三无人员”的哥们，贬你还不是十分正常。纵是勘不破“贬”之难忍，却又迷信根本没有什么价值的“褒”，多么好玩也！

如此便又想到千家驹与朱偰之间的笔战。朱偰出了《中国租税问题》，罗玉东与千家驹找了一堆茬；朱偰以一篇长文答之。后来朱偰又出了《中国财政问题》，千家驹又弄了一篇长文，语气较之于前篇更为严重；朱偰又以“批评与谩骂”答之，语气自然更为强烈，其中“村妇式谩骂”一语，终于让千氏闭嘴。等到朱偰再出《中国货币问题》时，对货币的研究远胜于财政、税收的千氏，反而不说话了。这样的一个故事，如果从情感的角度而论，定位千家驹为胡搅蛮缠，则朱偰两度反击后，认为千家驹自觉没趣是可以理解的。可是，如果从技术的角度而论，同样研究财政学的千氏对朱书有所异议，而且是两度异议，从其当时以及后来在财政学界的地位而论，这应该算是一种“优遇”才对。而且，细品千氏的商榷，也并不如朱偰反击的那般学问泛泛而至于不堪一击，否则，朱先生的那两篇大长文章，岂不成了大材小用对牛弹琴了么？如果从这个角度而论，朱偰先生那有嫌过分的“村妇谩骂”之语，又显得刀枪无眼误伤对手了。如果千家驹还有一点善意和研讨趣味，也必被这样拒人于千里之外的贬词而感失望，这使得本来可以高度期待的朱千论学，戛然而止再无下文。对于财政学和财政史爱好者而言，这不能不是一种遗憾，一种民国财政学难成大器的遗憾。

假如二人各退一步，这朱千之战极可能如当年的“鹅湖之会”一般传为佳话：一是千家驹可以如同罗玉东那样平心静气就事论事，一个一个细节地纠正和讨论，一个问题接一个问题地质疑和商榷；二是朱偰的涵养再好些，而能够气态相对平和地与之讨论，并最终求同存异，共同推动财政学之进步。

可惜的是，二人都不是什么省油的灯。千家驹过分左倾，视朱偰的这种少年得志的“公子哥”式的“聪明有余、推敲不足；才气有余，纤细不足；气魄有余，深化不足；铺陈有余，专精不足”的学问如同冠仇；朱偰一样嫉恶如仇，单是千的态度和行文就已经让他没有了论学的雅量。在二人的关系中，本来可以成为财政学“鹰犬”的千家驹过分意气用事，大可以成为财政学大师的朱偰则过分地自尊自卫。这不能不让朱千之战的学术资质、品位、韵味、情趣大打折扣，如同一场各说各话、自说自话、激烈但乏味的网络砖战。聪明一世而又目中无人因而也算“糊涂一时”的这二位，分别囿于自己的一己局限，都难成严格意义上的那种淡化了肝火和虚荣的财政学大师。至少在将学问尊严高于自己的人格尊严方面，此二人均不如他们的共同朋友崔敬伯。自然，论及才气，崔氏又有不及二人之处多矣。可惜的是，学术是一种既需要才气又需要勤勉、既需要舍我其谁又需要海纳百川、既需要特别机缘又基于个人努力的古怪劳动，能否成为一个让自己和后人较少遗憾的大师，各种秉赋缺一不可。所谓“有容乃大”，涵养之为物也，一定需要消融一些意气和自负，而多一点宽容以及通融。

不顾学问的尊严而高扬个人的尊严，在自己、家人和朋友眼中倒是可以理解的。但从冷静旁观者的眼中，这却极可能是一种学者“恶”癖。倘是一个位高权重的分子也有此好，他便会毫不客气地成就一代“学阀”：顺我者交，逆我者驱，党同伐异，唯我独尊。学术上的宗派主义，必然是学术进步的挡路虎。纵是有多少学识深湛的汉学“鹰犬”，也免不了被群殴致死的下场。便是在那么宽容的学术气氛里，有着那么仁厚委婉表达的杨联陞，也得了一种三年一个轮回的精神抑郁症，何况大陆上殄域分明的各大门派呢。在大陆，傻子才会去主动承担如伯希和、杨联陞这样的学术宪兵，除非他确实愿意以拍砖和被拍为乐——比如章太炎。鲁迅在拍砖史上的对手多如牛毛，殊不知他却难抵乃师风度之一毛。如果真能在拍砖和被拍中享受乐趣，如他自己吹嘘的那样“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他又何须说那么多后来证明是假话的振振之词，何须与那么多之前的朋友反目成仇，何须在五十几岁的当打之年因“由肺结核和肺气肿诱发的严重气胸”而辞别人间。只凭他说过的那句“褒固无妨，而又有贬，岂不可气”，也可知他不是什么有度量的人。当然了，鲁迅不是什么学者，他是作家，或者思想家。据说作家是很反感对他的作品挑三捡四的。而思想家，你质疑他的思想，反而会触发出他的更多思想，谁也说服不了谁，论战必成不了之局。

朱偰也是作家，那是在他写小说游记诗歌的时候。他研究中国财政问题时，就不再是作家而是学者。任何一个学者都有可以指摘之处，除非他高到了寻常人等暂时找不到漏洞的境界。可1930时代的朱偰显然没到这样的境界，因而有人提出质疑一点也不玷污他的才子形象。同时代的千家驹自然也没有达到他的学术巅峰，可他质疑别人的基本能力应该已经具备。同样，在他们当时的那个水平，谁有一些专业上的硬伤都不伤大雅。以今天的眼光去看，两位本可以成为学术同道的同行，居然用了文通字顺的专业语言大打出手，各自视对方为无知小儿而自己才是学术正脉，实在是有失风雅也遗笑大方的不成体统之事。我有点好奇的倒是，做为他们二人后来各自的同事（千家驹的北京同事、朱偰的重庆同事），同样也是研习财政而又长他们十岁左右的崔敬伯，曾经怎么看？

回思当年（1934年）这一场朱千之战的主角分别是27岁和25岁的血气方刚之时，我又从内心里原谅、理解甚至“宽恕”了二位。我正在努力地去找寻千家驹的有关资料，并认真品读二人的每一个用词，希望能够加深对朱千之战的全面认知和深度容忍。而杨联陞之为学术“鹰犬”的切入点，正好成为我的分析工具。

言归正传：杨联陞出生于1914年的农历六月初四。今年是他的一百周岁诞辰。就让我以这样一份对于学术“鹰犬”的期待，表达对这位“清苑老乡”的缅怀吧。

2014年2月20日

本文作者：李胜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