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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东汉的豪族》，我读完了杨联陞先生的《汉学书评》。 本书是汉学巨擘杨联陞先生的一部书评集，是为纪念杨先生百年诞辰，2016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书中汇集了杨先生对海内外学者的中国研究著作的评论，论题涉及历史、文学、语言学、经济学、哲学、地理、艺术等门类。本书分为“中文书评”和“英文书评”两大板块，顾名思义，是杨先生用中文撰写和英文撰写的书评，其中，英文书评由清华大学王存诚先生翻译。 如上所述，由于本书涵盖中国传统文化诸多门类，展示了杨先生自称“杂货铺”的深厚学养。各篇书评的一个重要共同点是，杨先生都对所评著作的不足之处提出了毫不留情又持之有据的批评，这就是杨先生自谦自己是汉学“看门狗”的品格——看住汉学的家门，也便能确保汉学的规范、尺度和质量。 和《东汉的豪族》相似的是，本书所收书评中，不时流露出杨先生对以陈寅恪先生为代表的诸位学术前辈的景仰和怀念——这毫无疑问展现了一个学人的良知。英文书评《威莱：〈白居易的生平和时代〉》一文中，杨先生写道：“正史和文集之类的原始资料以及陈寅恪等现代学者的研究成果都在书中有所运用。亚瑟·威莱（Arthur Waley）先生自己的独特观点也不时可以见到。例如他说，被仁慈的刺史阳城所解放的道州侏儒'或许就是与现代马来亚的矮黑人（Negrito，尼格利陀人）相似的一种人’”（第227页）；“关于白居易在仙山的庭院，陈寅恪在《岭南学报》10.1（1949）第1-7页中有一篇出色的论文。这篇文章已收入陈的《元白诗笺证稿》（广州，1950）第136a-140a页”（第228页）。本文原载1952年6月的《哈佛亚洲学报》第15卷第1、2合期，这当然是身在遥远异国的杨先生对故乡的“业师”的致敬。《傅斯年：〈傅孟真先生集〉》一文，杨先生这样写：“傅斯年关于古代中国历史的文章已在西方引起关注。伯希和在《通报》（TP27,1930，p.222和28；1931，p.505）上对其中两篇做过简单报道。拉铁摩尔在他的《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中广泛援引了傅斯年的《夷夏东西说》。傅的这篇论文强调了古代中国东、西之间的鸿沟（以与3世纪之后的南、北鸿沟相对照）”（第254页）；“令人印象深刻的这几卷书，总计近2000页，展示出一位具有百科全书式学识并积极行动的人物”（第255页）；“傅斯年有超人的记忆力和优秀的考据训练。他的学养在很大程度上遵循了清代和民国早期训诂家的传统，但在许多地方又显出他独具的眼光。因此他对古代文本的意见受到了这一领域专家的重视”（第256页）；“正是在这两个机构里（北京大学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笔者案），他认识了胡适、顾颉刚、徐中舒和董作宾这样一些学者，这只是几位研究古代史方面的专家。这些作为同事的学者无疑在方法和途径上互相影响。显著的一点是，在几项理论上，都是傅斯年发其端，而由其他学者做出深入工作的。胡适和徐中舒都承认受惠于傅斯年”（第257页）。本文原载1953年12月的《哈佛亚洲学报》第16卷第3、4合期。傅斯年先生病故于1950年，这篇文章也便是对作为杨先生的老师们的致意了。 当然，对前辈学人，杨先生也不光是表彰和致敬，对他们的不足之处，杨先生也给与了严肃的批评，比如原载1953年《远东研究季刊》第12卷的《内藤湖南：〈中国近世史〉和〈中国史学史〉》一文写道：“或许是因为内藤太熟悉他所讨论的这一时期了，以致对于某些他的同代人不免过于严苛。例如，他认为王先谦（1842-1918）的《汉书补注》就没有什么价值，因为只是利用了其他学者的成果（第456页）。这似乎文不对题了，因为称作'补注’或'直解’的注疏集成之类，其主要价值恰在于它们是一些便捷的工具书。……有几行谈到'史评’（第583页），我发现下面这些话相当奇怪：'梁启超，不知其意而妄作者。’这指的显然是梁启超1922年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尽管有某些错误和遗漏，这本著作至少对初学者还是有用的。内藤的批评似乎不必这样粗暴。”内藤湖南（1866-1934）在汉学界的地位是泰山北斗式的。这篇书评是对出版于1947年的《中国近世史》和出版于1949年的《中国史学史》而发。由此可见，即便是宗师级别的前辈学者，杨先生对其谬误仍旧毫不留情。他做的是判官的角色，不会因为前贤的名声地位而放弃纠偏的职责。 另外，不得不指出的是，本书仍旧存在个别讹误，杨先生给汉学看门，作为后学的我们就不能对杨先生脚下的尘土进行清理。英文书评《薮内清编：〈《天工开物》研究〉》（原载1954年6月《哈佛亚洲学报》第17卷第1、2合期）里“《天工开物》似乎在整个宋朝印过两版。一是1637年本……另一个本子是一位书商杨素卿刊印的，虽然没有刊印日期，但显然是明朝的版本。”（第262页）很明显这里的“整个宋朝”应该是“整个明朝”，《天工开物》众所周知是明末的重要著作，而且上文有明确的年份“1637”，其时正值明思宗崇祯年间，这个“宋朝”就错得很离谱。原载于1962-1963年《哈佛亚洲学报》第24卷的英文书评《牟复礼：〈时人高启（1336-1374）〉》里“《咸谆临安志》，16.19b-26a”显然就应该是《咸淳临安志》，咸淳是南宋度宗的年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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