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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学书评》：引发对书评写作的思考和敬意 文｜绿茶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在哈佛大学文史哲中国留学生中，习于西方哲学的任华、魏晋南北朝史的周一良、世界史的吴于廑（jǐn）、中国史的杨联陞被称为哈佛四杰。任华学成回国后任教于清华大学哲学系，周一良任教于北京大学历史系，吴于廑任教于武汉大学历史系，唯有杨联陞留在哈佛远东语文系任教、研究五十余年。
《汉学书评》是杨联陞先生的作品。严格来说，这不是学术专著，而是他几十年中英文书评合集，其中中文书评18篇，英文书评47篇。中文书评主要刊发在台湾《食货》杂志和《清华学报》等刊物，英文书评主要刊登在《哈佛亚洲学报》，该刊几乎每期都有杨先生书评。中文书评在杨先生《国史探微》等著作有所收录，而四十多篇英文书评为首次翻译为中文版本。 杨联陞研究以中国经济史为中心，尤其1952年完成的《中国货币与信贷简史》最为重要，另有代表性研究著作《中国制度史研究》、《汉学散策》、《国学探微》等。杨先生兴趣广泛，这一点从他常年写学术书评可以看出，书中所收六十多篇书评，涉及经济史、语言、官制、考古、地理、边疆史、文学史、科技史、思想史、书画史、佛教史、敦煌学等等。 杨联陞著作《汉学书评》封面。 在他研究之余，写书评是重要的落脚点，把写书评当学问来做，对于所评之书，他不是泛泛而谈，而是总能提出自己的观点，尤其是批评性观点，加以讨论、佐证，并如数家珍概述该领域的历史和现状。这不是一般的书评作者能做到的，余英时先生在杨联陞去世后写的纪念文章中说：“杨先生的博雅，在他的书评中显露无遗。” 杨联陞多年形成的写学术书评的习惯，用现在的说法叫书评思维，有时候，他在和其他学者的通信往来中，都会讨论一些书，碰到一些自己研究范围之外的书，他会请教所评之书领域的专家，必要时，和对方一起合作完成书评。读书、研究和评论，称为杨先生学术生涯的常态。 当然，这批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以来的学术书评，现在看来有些陈旧或者说过时了，有些所评之书也不见得是学术精品，但仍有不少著作如今还在不断再版，如李约瑟的名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出版时，杨先生就写了书评，指出书中多处错误，李约瑟本人看到了，再版时马上做了修订，而中国的多家出版社在出版该著作时，还在使用原来版本，甚至九十年代后的版本这些错误还在，而杨先生的书评实际上1955年就发表了。 我之所以比较推荐这本书，并非说这些书评如今看来多么了不起，而是想说书评作为一种写作形式或研究方法，几十年前就被学界足够重视，而我们如今，虽然有大量媒体和刊物在做书评，但我们对书评真的重视吗？书评被作为一种写作形式独立存在吗？ 更多的，书评只是图书营销的一种形式，媒体只是用书评的形式进行对书的合理营销。所有人都可以写书评，甚至可以写任何书的书评，这种乱象实际上都是我们媒体造成的。有人说杨先生这些书评过时了，没错，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恰恰是这种所谓过时才是值得我们借鉴的，这样的治学态度和写书评思维，在我看来放在什么时候都不过时。
大家都在玩互联网、创业，都在求新求变，但唯独读书、写书评这件事，我觉得应该求旧求不变。国内学术圈的学者们，其实都在研究之余写作大量书评，也比较少在媒体上发表，因为媒体只需要千字文，只有《上海书评》可以发很长的书评，《中华读书报》偶尔也发一些。而大量学术刊物上发的书评，我们又很少有机会看到，其实，在中国学术界，学术书评写作的传统一直存在，像荣新江、杨奎松、罗志田、桑兵、江晓原等教授，都写大量的学术书评。 书评是一种被动式书写，我们很少因为看了一本，由衷的必须写一篇书评表达自己对这本书的喜爱，更多时候，是因为媒体的约稿或其他任务而写书评，这样的文本通常叫命题作文，没有人对命题作文太重视的，顶多能交差就完了。它不象小说、随笔、诗歌或其他形式的写作，更多是主动式书写，是创作或者创造。 所以，我说杨先生这本书重要，就重要在引发我们对书评写作的思考，对一种文体或写作形式的敬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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