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茗轩按：本文摘自德国哲学家卡尔. 雅斯贝尔斯《大哲学家》（修订版<上>）一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11月第3版），标题另拟。 孔子在他所处的时代只是众多哲学家之一，但绝不是最成功的一位。不过从他那里却产生了儒家，儒家统治中国长达两千多年，一直到1912年其政治权力终止。 儒家可以分为以下几个发展阶段。第一，在孔子殁后的几个世纪后，儒家通过孟子（约公元前372年~公元前289年）和荀子（约公元前310年~公元前230年）而形成了理论的形态，这两位哲学家对学派的传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儒家思想变得更概念化、个性化以及系统化了。孔子的精神在《大学》和《中庸》得到最完美、最为明了的阐述。而《论语》中的文章，尽管较接近孔子，并且或许有部分言论果真出自孔子之口，但他们往往很简短、很零散，有各种可能性对其进行阐释。这些文章可谓是发生期的思想，就如同苏格拉底之前的一些哲人的思想，尽管都已经完成了，但其内容却有着无限展开的可能性。以系统的方式对这些语录进行加工，必然会随着概念的增加而使原本丰富的思想源泉变得贫乏起来。因此在孔子后代传人的著作中，他的思想变得更清晰，但同时也经受到更多的局限了。这一儒家学派乃是由文人所推动的、想要夺取国家统治权力的一场精神运动。针对儒家的这一运动，秦始皇帝（公元前221年~公元前210年）尝试着对他们进行灭绝。他使儒家学派的书遭到焚毁，想使其传统得以终结。但在这一大暴君死后，其统治也在一场恐怖的内战中被推翻。不过儒家的事业却继续着：古老的封建国家自此变成了官僚国家。第二，现在发生了令人惊叹不已的事：由那位专制君主建立的官僚制国家，在汉王朝（公元前206年~公元220年）统治下，同儒家结成了同盟，被排斥的儒家继而得以重新恢复。国家权力借助于儒家的精神赢得了权威，这一全新的国家权力之构成，其产生的动机和情形，对孔子本人来讲有些是陌生的。因为孔子对封建国家以外的情形一无所知。而如今，儒家以其事实上的统治权力赢得了新的思维形体。读书人成了官僚体制中的官员。他们发展出一种正统派理论，几近盲目迷信，这同时也是为了自己阶级的利益。儒家学说成为训练官员的工具。学派的体系成为国家设置的教育体系，其目的乃是在传授对国家制度整治与尊崇的学说。第三，儒家在宋代（960~1276）在诸多方面都有所发展，特别是在形而上学与自然科学方面成就尤著。同时，正统派确立了孟子的学说为其基础。在满洲王朝时代（1644~1912）这一排他的正统派思想得到了巩固，进而形成了终极的固定模式。这一思想上的僵化便形成了西方对中国的看法。欧洲首先接受了中国自己的学说，认为这个国家自古以来便是如此，这一情况一直到汉学家们对中国的真实历史进行大曝光之后，才得到改变。 就如同基督教和佛教一样，儒家思想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也经历了自身的变化。在中国，儒家思想在漫长的承袭过程，已经使得它同孔子自己的根本思想大相径庭了。这是一场战斗，在精神方面为着正确的学说而战，在政治方面则为着读书人阶层的独立观点而战。在中国人文史上，许多伟大的艺术、文学以及哲学思想迅猛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实际上都打破了儒家的羁绊，或者自觉地反对儒家学说。在精神生活陷入衰退期的时候，儒家就像天主教在西方一样，一直还存在着。不过儒家也曾有过精神上的顶峰，如同天主教的多默（Thomas）时代，儒家在朱熹（1130~1200）时代也可谓登峰造极。 每一大的冲动都会有着源于自身的危险。儒学经过好几个世纪的蜕变，已经脱离了原有的发展轨迹，不过在其根源上已经可以看到其中的错误了。有人对孔子提出异议：认为孔子的思想是“反动的”，这一思想将过去绝对化了，固定化了，从而抹杀了一切，不再有未来。因而它使得所有具有创造性的、有活力的以及前进的事物停滞不前。其思想的主旨是让人自觉地意识到，过去曾经有过其真实性存在，但现在已经不可能再有了。它产生了世袭以及等级制度的生活，出现了只有外在形式而没有内容的生活。因此福兰阁对孔子得出了以下的结论：他不他的百姓在过去之中树立了榜样，从而使得民众们只能掉地头来退回到历史中去。孔子认为老百姓真正的生活乃是一种十分均衡的持续状态；他错误地判断到，历史在永不停息地运动着。孔子认为，在有序的人类社会之中，人们永远不应当超越理性此岸的界限，正是由于这样的想法使得他将自然的、形而上学的需求令人失望地搁置了起来。 我们将使用流传下来的一些清晰的格言来批驳上述的这一观点，这些格言会丰富我们的阐述，并会使我们的描绘置于更为广阔的背景之中。不过，应当承认福兰阁对脱离了正道的儒家所得出的结论在很大程度上来讲是正确的，当然孔子和很多儒家学者并不在此列。这一脱离正道的特征可以归纳为如下几点。 第一，“一”和“不知”的思想变成了形而上学中无关紧要的东西。如果说孔子对绝对思考以及祈祷神灵保持距离的话，那么从统摄中所产生的确信使他义无反顾地转向了现代和人类。面对死亡孔子依然平静地活着，他不想知道人类无法了解的东西，如此他让这一切都保持着开放。不过一旦缺乏了孔子对确信的力量，近于怀疑主义的强势，同时就不得不产生无法控制的迷信。不可知论是一种空虚状态，儒家则企图以明显的咒术以及虚幻的期待来填补这一空虚。 第二，将孔子对人性客观而热烈的渴望转化成了功利的思想。从而发展这一种对人类的独立存在力缺乏理解的、以拘泥死抠书本为目的的迂腐思想。 第三，自由的伦理在礼以及引导礼的力量间的两极性之中，被转化成了礼的教条。在没有“仁”和“一”作为基础的情况下，礼只能成为单纯的外在性规则。在孔子那里，礼是一种温和的力量，而现在礼却变成了固定的形式以及用暴力强迫执行的法则。礼被制作成错综复杂的秩序、各种各样的道德、人们之间特定的基本关系，并且是在无数的规定之中得以完成的。 从根源上来讲，礼、法以及伦理是一致的，这种一致性正是源于人类自由的共同激情而产生的，而如今固化了的礼对人类来讲是一场灾难。因为在孔子的时代，礼、法以及道德的规范是没有分离的，而现在各种各样规定的无限多样性却将这一切贬低为外在的表面形式。这一外在性是可予以定义的，在任何场合都可以以理性的方式来加以裁决。如果被要求的行为已经完成了的话，那么外在性就不再需要良心了。说白了，外在性只是为了保全面子而已，除此之外并无其他。 第四，思想的开放性蜕变成理论认识的教条。又如说有关人的本性是善是恶的争辩，是否能够通过礼的教育从而使人成为善良的存在，还是只能恢复他的本来面目。孔子根本不作这样的选择，除上智圣人和下愚这种处于临界状况的人无法改变之外，大部分人都是有自己的机会和活动空间的，他们可以决定是否实际去做。而现在，理论成了热烈讨论的战场，在这里跟其他场合一样，人们陷入了对理论抉择的死胡同里，而这些理论的抉择所涉及的内容对孔子来讲并没有什么重要的。 第五，作为内在行为的知识退化成了口头问答的学习。这样便产生儒生这一阶层，他们并不是因为品格出众，而是以所学的知识以及只重形式的技艺而受到表彰，这一阶层是由一套考试制度来维持的。古代的知识在从前是一种规范，人们以一定的方式去继承吸收，但到后来却变成了儒生们只知死抠的古代典籍，作为权威的学者们也在模仿古代，而不是从中继承最本质的东西。从这种学问之中产生了正统之学，而之所谓正统之学与生命的整体失去了一致性。 儒学的发展偏离原有的轨迹，所有这些偏离对中国历史都发生过巨大的影响，不过后来的儒学并没有完全失去它有本原。孔子本人仍然保持着有效的推动力，这种力量在复兴儒学，打破儒学的僵化局面。这一推动力表现在儒学中是一再出现的高尚的道德以及英雄的气概。之后孔子便陷入了与儒学对立的局面。孔子更像是一种一往无前的生命力，因为即使是在被固定了的各种形式之中，他也是当下存在的。实施这种复兴的一个伟大的人物便是王阳明（1472~1528）。 在儒家发展的整个过程中，孔子一直起着很重要的作用。人们总是把眼睛转向他，这位唯一的伟大权威。我们还想在这里提及一下孔子对他的弟子的影响，弟子们允许多次批评他的行为，不过同时更尊重他、敬仰他，如“太阳和月亮，人是不可能超越它们的”（《论语.子张》：“仲尼，日月也，无得而逾焉”）。在孔子的墓前，有按照祭祀祖先之礼摆设的牺牲祭品。后来又建造了一座庙。早在公元前2世纪向公元1世纪转变的时刻，历史学家司马迁曾记录下了他对孔子墓的拜谒：“就这样，在那里我怀着敬仰的心情不能离开。世间有无数的君主和贤人，他们在活着的时候非常有名，一旦死去就被遗忘。孔子是一个出身百姓的普通人，他的学说却能流传十几代，从天子到王侯，都以这位大师来决断，以大师为准则。我们可以说他是至高无上的圣人了。”（《史记.孔子世家》：“余祗回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之后，孔庙的建立遍及了整个中国，在20世纪，孔子甚至被奉为神明，这真的是一个令人深思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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