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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实验）》在“中国传统文化主流思想的演变”专题下，开列的学习要点是百家争鸣、孔孟儒家、独尊儒术、宋明理学和明清儒学的发展。统一教材人教版高中《中国古代史（选修）》中也有相同的内容，二者的思路是一样的。以研究古代思想文化见长的葛兆光先生对此不以为然。他说：“这个脉络不是历史本身的脉络，而是根据我们现代价值观念重新建立的叙述脉络……这是一方面根据中国儒家正统意识，一方面根据欧洲启蒙思潮的历史线索，在中国发现和书写的历史。这个脉络的建立，其实是建立一个儒学、理学到反理学的‘传统’，说明中国和欧洲一样……这是一个新的正统历史观念，可是，魏晋玄学呢？在日常生活世界中影响巨大的佛教呢？道教呢？蒙元时代和清帝国中的民族思想意识呢？难道真的中国古代的思想就是儒家独占的状况，就是这样两军对垒阵线分明的线索吗？”葛兆光先生去年有一本《古代中国文化讲义》公开出版。他在这本书中以通俗的语言、提纲挈领式地勾划出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按照他的学术见解，新课程的这个专题根本不该冠之以“中国传统文化”。他认为，“文化”表现出民族之间的差异性、民族的特色，是不必特意传授、耳濡目染就会获得的性格特征和精神气质。现在，“文化”一词已经用滥了。严格地说，教科书如果使用“中国传统文化”这个概念，就应解释什么叫“中国传统文化”；而实际上要求学生学习的是儒家思想的形成、发展及其变化。岳麓版教材改叫“中国古代思想宝库”，这比课程标准还贴切一些（“宝库”一词不敢恭维）。在大一统的时代，主流思想含有主导思想意味，我们要告诉学生的实际也是，主导思想是什么？怎样产生的？变化的主线是什么？在高中历史课程标准还没有修订之前，尽管诸多学者的意见言之有理，我们也只能将其束之高阁——先从实际出发，解决在课程标准要求的范围内如何做得更好一些，如何不违背历史的基本面貌。
依据教学大纲和课程标准的规定，现在使用的所有教科书关于中国古代思想的描述，都有一些问题可以商榷。按照教育部《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实验）》对课程内容的时代性、基础性要求，教科书也应换个视角选择内容。
主流思想是指政治思想
在中学讲专题，内容只能突出最主要的线索。儒家思想能够占据主流地位，从孔子孟子的思想，到独尊儒术、宋明理学，再看明清思想家，主流思想演变的主线是什么？新旧教材都不太清楚。新课程采取专题形式更应该有一条清晰的主线，使专题内的各课前后衔接、串连贯通。新课程必修的思想文化与政治、经济三个学习模块也应互相呼应，尤其是中国史的内容，做到相互关联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
儒学从孔子的思想说起。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什么？各版本说法不一。人教版新旧教材始终坚持说是“仁”，岳麓版说是“仁”和“礼”，人民版笼统说：孔子“提出‘仁’和‘礼’的学说，主张在人人道德自觉的基础上建立一个礼乐文明的社会”，不再深入解释。史学界、哲学界、文学界都研究孔子的思想，著作汗牛充栋，有坚持“仁”为核心说，有坚持“礼”为核心说，也有“仁”和“礼”并为核心说。无论哪种观点都有孔子的言论作依据，很难达成共识。对于高中教学来说，其实问题不在于孔子本人的思想核心是什么，而是我们要把“圣人”放在哪个线索、哪个位置上加以介绍。从课程标准到各版本的教科书，突出的都是政治思想，而不是古代思想史的概貌。如果不是以政治思想为主，那么，宗教思想是必须介绍的，因为民众的宗教信仰是思想史不能回避的大问题。但是，古代中国的宗教思想从来没有像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那样，大到可以和皇权对抗。古代中国也从来没有发生过宗教战争。正是因为宗教思想不是统治思想，不占统治地位，所以，中学讲古代思想专题就可以不讲佛教和道教，突出统治者倡导的主流意识。明确所谓“主流思想”是政治思想，是我们认识这个专题主线的前提。
从先秦儒学到独尊儒术
众所周知，孔子在世时并不得志，如他自己形容的，像丧家之犬（时下叫流浪狗）。儒家学说也未受到统治者的重视。第一位尊崇孔子的皇帝是刘邦。他在晚年路过曲阜时，用最隆重的太牢大礼祭拜孔子。这个当初拿儒生的帽子当撒尿便器的市井之徒，为什么后来变得如此尊师重道呢？是叔孙通让他开了窍。叔孙通用礼制操练那些与刘邦打天下的“哥们儿”，使他们懂得了君臣之道，也使刘邦体会到做皇帝的尊贵和高高在上的威严，于是，儒学悄然复兴。萧公权说：“盖儒学势力在汉初之五十年中显已开始进展。”（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是有根据的。汉初儒学虽然大体承袭孔子的学说，但已吸收阴阳五行之言。董仲舒认为天有阴阳，人也有阴阳，“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阳尊阴卑，他由此论证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三纲”。“地”要服从“天”，“阴”要服从“阳”，“卑”就要服从“尊”，“下”就要服从“上”，“臣”就要服从“君”，这就是“礼”。“礼”的主要原则是“以人随君，以君随天”“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很多著作都强调过，董仲舒的尊君和大一统主张，是儒学得宠的原因。董仲舒天人关系的理论实质是为了论证天君关系。他的思想虽然有以天制君的成分，但是，正如范文澜先生早就指出的，汉武帝“更喜欢儒家的是三纲五伦说”（《中国通史简编》）。
“礼”是孔子的思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强调的是秩序，但是，孔子并没有神化君权，他反对犯上作乱，但又否认绝对服从，主张“以道事君，不可则止”（《论语·先进第十一》）。孟子也说：“君有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去”（《孟子·万章下》）。他们都没有强调臣必须绝对服从君主。孟子还认为君臣关系应该是互相尊重的。如果“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孟子·离娄下》）。先秦儒家的尊君论者是荀子。荀子认为君主的职务重要，“天子者势位至尊，无敌于天下”（《荀子·王制》）。但他也没有神化君权的意思。而董仲舒说：“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春秋繁露·为人者天》），君主是代虚无缥缈的“天”执政，完成“天”所赋予的工作。因此，当臣子的只有服从的义务。这样一来，君主就不是普通人了。独尊儒术的成因主要在于提高了君主的地位，改变了先秦儒家君臣关系的基本理念，发展了“礼”的思想，使之更适合了皇帝专制的需要。
这是一个非同小可的变化，“君权神授”影响了中国一千多年。汉代以后，虽然神化皇帝为“白蛇”“赤龙”转世的说法少了，但是，至少历代开国皇帝的出生几乎都被描绘得离奇而有异相。比如《明太祖实录》中说，朱元璋的妈妈梦见在麦场上干活儿，有个长髯道士送她一粒白色丸药，第二天就生下朱元璋，分娩时红光闪耀，满室生辉，此后每到深夜，所居茅屋便有红光闪耀，以致邻居以为朱家失火，赶来营救，红光却又消失了。历代皇宫宝殿坐北朝南也是取自“人主面南，以阳为位”的含义。天人感应、阴阳五行说汉代之前就有，但是，将这些迷信与先秦儒学的“礼”结合在一起，却是汉代儒学的创造。胡适认为：“正名主义，乃是孔子学说的中心问题。”（《中国哲学史大纲·孔子》）。正名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都是“礼”的阐释。萧公权说：“惟董子以正名为承天一事，为前人所未发。”（《中国政治思想史·第九章》）这就是说，“奉天承运，皇帝诏曰”的发明权是董仲舒的。汉代儒学的附会造作起到了宗教作用。中国古代社会皇权至上，任何宗教都无法与之抗衡，其思想理论根源就在于给君主戴上了绝对权威的光环，形成对一个人特有魅力的崇拜。王家范先生认为这是中国传统政治体系的核心特征。他说：“试看两千年帝制史，中国人根深蒂固的观念，国家的命运总希望系于一天才人物，儒者称‘天纵英明’的‘明君’，老百姓则称之为‘救民于水火之中’的‘好皇帝’。每当社会震荡，必有‘真命天子’将出的期盼，企求能有一位非凡人物，凭借其特殊的人格或精神魅力，汪洋恣肆而又任性地调度历史舞台，重整纲纪，带领社会走出峡谷，再开‘新天’。”“以儒家为主流的意识形态，已经在臣民心里牢牢地埋下了君主为一国之主，安危所系，须臾不可离却，集体无意识根深蒂固。”他把这种现象叫“天才统治”史观。（《中国历史通论》）对皇权崇拜观念的形成，将儒家学说改造成儒教的始作俑者是汉代的一帮儒生，董仲舒是集大成者。几乎同时代产生的基督教，其原罪说将所有人，包括国王都放在了平等的位置上，在上帝面前都是人。基督教长期而广泛的传播，使君权神授的理论很难再成气候。因此，仅就思想观念而言，西方也很难形成东方式的君主专制制度。
理学的世俗化
理学是不是也沿着“礼”的思想在发展呢？理学在宋以后能够成为主流意识的原因是那些关于“理”“气”的学说吗？现行高中教材都是从“理”“气”入手介绍理学。人教版不仅没有谈理学与“三纲五常”的关系，而且强调“二程发挥了孔子‘仁’的学说”，王阳明“进一步发挥了儒家‘仁’的思想”，读后的感觉是，理学论证了“仁”的思想，因此取得主流地位。人民版、岳麓版虽然指出了理学与“三纲五常”的关系，但并没有将此作为主线叙述。人民版说：“理学影响后世六七百年之久，对维护专制主义政治制度起了重要作用。”这个结论是公认的。那么，我们就要弄明白理学为什么起这么大的作用？为什么能够成为主流思想。
首先应明确的是，理学在宋代不是主流思想。当权的士人如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等，推崇儒学的经世致用，探讨富强之路，并不以心性仁义为要。他们的学派在北宋占主导地位。到南宋初，理学的市场仍在民间。在理学兴起100年时，朱熹、陆九渊都在40多岁正当年，而当时皇帝仍没有青睐理学，朝廷中一批权臣还对理学抱有很深的偏见，大多数读书人对理学也没有特别的兴趣。理学仍处在边缘地位（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二卷第二编第二节》）。朱熹生前虽然名声不小，但并不顺心，在宋宁宗赵扩禁止理学的6年里凄凉地死去。研究宋史的专家们普遍认为：“理学只是宋学中的一个支派，而且直到南宋理宗以后才渐次取得官学地位。”（李华瑞《宋代妇女地位与宋代社会史研究》）理宗继位是1225年，距1276年南宋灭亡只有50多年。理学真正成为主流意识是从元代开始的。
理学在中国古代哲学史上的地位不容置疑。理学开始涉及宇宙论，但后来以伦理学为主。理学对后世的最大影响并非是“理”“气”等深奥的哲理，而是儒学的普及化、通俗化。如果不求严谨，似乎可以这样说，汉代儒学强化了君为臣纲，宋代的理学不仅强化了君为臣纲，而且使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深入人心。将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念推广到全社会每一个家庭，是理学的功劳。葛兆光说：“朱熹最重要也是在后世影响最广的著作就是《家礼》。”“朱熹对于自己提倡的理学原则如何进入生活世界是相当注意的，他反复强调这种原则在生活中的实现。”他以从众、从俗的原则修改孔子推崇的礼仪，不仅在思想领域，而且在行为领域占据了主导地位。“正是这种将儒学原则世俗化、生活化的努力，保证了理学所确立的原则，真正深入了社会。”（同上）朱熹用理学思想重新注释“四书”，引导读书人。他还编著《小学集注》，教育青少年遵循“三纲五常”。樊树志讲的更通俗。他举《论语训蒙口义》《童蒙须知》为例，说明理学从儿童抓起，要求儿童的衣着、语言、行为、读书、写字、饮食等方面的习惯，都要遵从“礼”的规范。如：穿衣要系好领口、腰部和脚部；为人子弟必须低声说话、语速不能太快；看书要正襟危坐、仔细慢读；在长辈面前吃饭不能出声，要细嚼慢咽（见《国史十六讲》）。这是给大学生讲课，相比之下中学教师和教材当可借鉴。在朱熹等人的影响下，南宋有相当多的通俗教育读本，如《劝孝文》《劝学文》《劝农文》《谕俗文》等。这些读物都是将理学思想世俗化，劝导民众遵循长幼有序、男女有别、恪守本分等生活理念。当然其中也有很多遵守国家法令的教育内容。
在宋代以前，妇女对丈夫还没有绝对的依附关系。男女性事也没有严厉的禁忌。在唐代，《玉房秘诀》之类的房中书还可以公开传抄。像唐高宗纳唐太宗的妃子（即武则天）、唐玄宗娶儿子的媳妇（即杨贵妃），在当时也没有引起特别大的风波。离婚、再婚更是很普通的事。（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二卷第二编第三节》）妇女是比较自由的。妇女地位的变化与理学有直接关系。程颐首先发出了“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鬼话，反对妇女改嫁。到南宋时，朱熹等人也大力提倡妇女守节。有关妇道的观念经过理学家们的鼓吹，并声言是圣贤传下来的道德规范，如果违反就是违背礼法，于是，妇女渐渐地被迫从社会淡出，以男性为中心、以嫡长子继承权为特征的传统再次得到确认。到元代、明代，理学的礼法观念终于被普遍接受。理学的世俗化是真正具有社会生活意义的。葛兆光先生说的好：“思想成为原则，而原则又成为规则，而规则就进入民众生活，当民众在这种规则中生存已久，它就日用而不知地成了‘常识’，任何违背常识的行为都将成为错误甚至罪孽。”（同上）理学的意义已经被他说透了。
在儒家的观念里，一个人对父亲要孝顺，对君主要忠诚。古代有《孝经》和《忠经》，也有关于孝和忠的法律规定。一个人如果被认为是“逆子”，他在道德上就根本站不住脚；如果被认为是“乱臣”，他在政治上就直不起腰来；如果说他“卖国”，那他根本就不是人了。这些观念经过理学的世俗化已经深入到中国人的内心。“礼”有了制裁的手段就成了“法”。宋代以后，家法、族规得到强化。人们因为血缘关系承认这些“礼”的合法性。和近代西方以个人为基础的自由价值观不一样，中国人乐于将个体与意志和家庭结合起来，“国”比“家”重要，“家”比“人”重要。
这种观念深入人心。“忠孝不能两全”被视作高尚的道德标尺（《古代中国文化讲义》）。学者的这些阐述，比“理气论”好懂的多，似乎也更接近高中学生的经验。理学的宇宙观、认识论的确丰富了儒家学说，问题是高一学生是否能够理解。更何况理学成为主流思想也是沿着“礼”在做文章。
有些教科书还提到“三教合一”，但内容强调世界观和哲学，偏离了“三纲五常”这条主线。实际上，佛教和道教的社会伦理基本上都遵从了儒家的伦理观念。佛教原来的理论是，出家人可以不敬皇帝，不敬父母，只尊重佛、法、僧三宝。这就是说，宗教权力可以与世俗皇权并立，并占有社会等级的优先位置。这在中国行不通，皇权不能认同，文人也不认可。东晋时曾发生过这样的辩论。于是佛教改变说法，向三纲五常靠拢，申明忠君尊王，维护世俗权力。唐代高僧还把“孝”说成是贯通古今的根本大道，并尽量把儒佛两家的道德观相比附，如以慈悲比附仁道，以戒律比附修身等。道教始终效忠王权，依傍儒家。儒家的伦理观念通过佛教道教得到更广泛的传播。中学如能讲清这一特点就更有意义了，不仅让学生顺便认识宗教，而且清楚了宗教与主流政治思想的关系。
孔子“仁”和“礼”的思想是互为补充的。“仁”是“礼”的基础，“礼”是“仁”的规范。但是，从独尊儒术到宋明理学，主流思想不断强化“礼”的等级观念。统治者实际的政治操作是外儒内法、崇儒尚法。“仁”的道德标准，包括《论语》的说教，是要求老百姓去做，统治者并不照此约束自己。我们在古代很难找到几个符合儒家“仁德”标准的皇帝。萧公权说：“孔子陈义虽高，而弟子之能力行者极少。”（《中国政治思想史》第二章）孔子那么善于教学，都没能培养出品德高尚的完人，现在我们就别为难中学教师了。“仁”的思想不是不可以讲，但是要明确，“三纲五常”是传统政治思想坚守的主线、倡导的主流意识。1956年，由邱汉生等人编写的高中《中国历史》课本曾强调指出：孔子主张“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社会秩序“后来成为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人民教育出版社1956年版）后来的课本删掉了。古代中国社会不断强化“三纲五常”。近代的太平天国开始把儒家经书统统斥之为“妖书”，后来只是删去“四书五经”中与拜上帝教不相容的内容，而把儒学中的纲常伦理原则保留下来，加以利用。直到新文化运动才揭起批判旧道德，批判孔教、礼教的旗帜，其思想解放作用正是针对了中国社会根深蒂固的普遍意识。不了解历史既读不懂《论语》，也无法理解《狂人日记》。葛兆光反对中学教科书“一上手就抽象地讲‘理’如何如何、‘气’又是如何如何……总是辨析理先气后，心即是理”等问题，他认为：“历史是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资源，可以使我们更好地理解现在，它既有知识性又有价值意义。”（《新生代历史学者访谈录》第一辑）现在的教科书从程朱到陆王，无一不是以干巴巴的哲理为中心，无法使学生看清历史的脉络。
改变这种现象并不难。在高中新课程中，主流思想演变的前三课讲清楚了，最后一课抓住明清思想家的继承关系和批判意识的特点，学生就不难明白为什么他们还属于儒家范畴，为什么可以称他们为思想家。
明清思想家继承关系与思想特点
从反传统的角度，从对后世革命者的影响，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中学历史就选择李贽、黄宗羲、顾炎武和王夫之。高中历史课程标准没有改变这个思路。新课标的教科书除人民版添加了唐甄外，其他版本都只介绍这四个人的思想，大体相同，各有亮点。如人教版指出了黄宗羲继承了先秦儒家的民本思想；人民版、岳麓版指出了李贽的个性特征，等等。我们要讨论的是：一、这四位思想家各自的特点是什么；二、他们的思想与儒家学说的关系；三、他们在当时的影响有多大。第一个问题求准确，第二个问题是放在专题中必须讲清楚的，第三个问题是分清当时影响和后来的影响。
李贽在“文革”中忒“火”，他怎么也不会想到，370年后《藏书》《焚书》会大量印行。他生前就属于“另类”，离经叛道，所论石破惊天，惊世骇俗。萧公权认为，他的思想中心是个人自由（《中国政治思想史》第十七章第二节）。岳麓版多少接受了这种看法。但是，长期以来教科书大都侧重介绍他的反传统。反传统、反理学并不等于倡导个性解放、思想自由。“文革”中抬出李贽是为了“批儒”，是为了政治需要。“文革”虽倡导“造反有理”，但并不是要解放人们的思想，实质是加强思想禁锢。现在应还原历史。岳麓版选择李贽关于“人皆有私”的议论，反映了学术界的看法。理学排斥私心，“存天理，灭人欲”就是主张压抑个性、压抑人性。现在不是提倡以人为本吗？以人为本就要承认私心是普遍存在的。李贽说：“夫私者人之心也。人必有私，而后其心乃见，无私则无心矣。”（《藏书》卷二四）这是很朴实的道理。李贽的类似议论很多，多版本应该反映编写者对这些议论的不同选择和欣赏，不该忽略李贽思想的核心是主张个人自由。过去常宣传“大公无私”“公而忘私”，“文革”中还提倡“狠斗私心一闪念”。在这种极端的诱导下，很多人的人性被扭曲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鼓励私有经济发展，其前提就是承认人的私心存在的合理性。私欲膨胀是事物的另一个极端，同样也是应该反对的。
李贽是王守仁的再传弟子，深受良知学说的影响。其言论也有很多相似之处。如王守仁说：“夫学贵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于心而是也，虽其言之出于庸常，不敢以为非也，而况其出于孔子者乎。”（《传习录》中）意思是说，真理要从自己内心里认可，你心里还不认可呢，就是孔子说的，也不能轻信；你自己内心认可的道理，哪怕出自普通人之口，也不应该轻易否认。李贽则说：“岂其人无是非哉。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故未尝有是非耳。”“盖天生一人，自有一人之用，不待取给于孔子而后足也。”（《焚书》卷一）不难看出，后者发挥了前者的思想。萧公权对李贽承袭王守仁说得很清楚，评价也甚高。他认为：王守仁“揭思想解放之赤旗，发学贵自得之论”，李贽受其弟子的影响立言，成“明代空前之解放思想”；良知学说“含有打破偶像，动摇传统思想之倾向”（《中国政治思想史》第十七章）。这种学说不仅被朝廷视为邪说，连东林党首领顾宪成都反对。由此可见，他们的思想与当时社会政治的冲突，与主流思想的关系。不交代李贽思想的来源，李贽就变成了一个从石头里蹦出来的“猴子”，横空出世的思想家，无根无土。历史唯物主义无形中就被抽掉了，不是这样吗？
李贽思想的来源与他的出生环境有关。人民版介绍其祖父两代人都是伊斯兰教徒，又成长在海外贸易发达的泉州，受传统束缚较少。这很有必要。把李贽放在明代社会看，他只是一个“个案”。葛兆光写明代思想就没有重视李贽，因为他关注普遍的意识形态。而黄仁宇说，李贽生前就“享有思想家的声望，受到不少文人学者的崇拜”。他的著述涉及面很广，评论、杂议居多，但不成系统，更难说造诣精深。他的著作大部分生前已经刊行，并成“人挟一册，以为奇货”的局面（《万历十五年》第七章）。以我的浅陋揣想，这可能像《第二次握手》在“文革”中传抄一样，被主流思想排斥的禁书反而让人产生猎奇心理，更易流传。但是，仅从知识青年的群体估计，看过手抄本的还是极少数。（笔者当时也是“知青”，所在地区没见过，当时也没听说过。）与“文革”时期相比，明代的文化生活还算是丰富的呢，至少《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已经成书。“人挟一册，以为奇货”只能视为文人记录的语言。李贽的思想虽然有意义，但大约也就是在少数人的圈子里有传闻。那些攻读科举的学子不可能认真研读他的著作。对于社会生活来说，一个民间的声音更起不了多大作用。另外，一个人的思想如果与当时社会的普遍意识走得太远，即便是正确的，也不会被更多的人接受。比李贽稍晚几十年的顾炎武，读了他的书后写下了这样的感想：“自古以来，小人之无忌惮而敢于叛圣人者，莫甚于李贽。”（《日知录》卷一八·李贽）在我们的眼里，顾炎武已经算是脱凡超俗了，他竟然贬李贽为“小人”——这是儒家词典里最文雅的骂人字眼儿。更何况，明代士风如官场一样败坏，一般读书人根本不能理解李贽。后人抬举他是另外一回事。
萧公权说，王守仁的思想“似远承孟子”；李贽的思想“略本孟子遗意”。他举李贽嘲笑“臣死谏”为“痴臣”的言论，但没有完全断定孟子对王、李的影响。写到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他指出：“《待访录》之最高原理出于《孟子》之‘贵民’与《礼运》之‘天下为公’。”黄宗羲论君臣关系“其立言亦悉依《孟子》，一扫专制天下‘君为臣纲’之传统”（《中国政治思想史》第十七、十八章）。这一点只有人教版提到。其实，顾炎武、王夫之何尝不是从先秦儒学中吸收养分？这种承袭关系是专题教学必须说的。否则一个专题内的前后课就脱节了。各种教科书将黄宗羲批判君主专制的主张提炼为“限制君权”，是十分准确的概括。限制君权不等于反对君主政体，黄宗羲也只停留在“揭短”的水平上。顾炎武、王夫之与黄宗羲的政治见解和言论大体一致，他们否定君为臣纲，从正面攻击君主专制，这在辛亥革命之前是很少有的。他们只是具体主张有别，学术眼光不同。人民版称“王夫之是清初的一位思想巨人”，这种提法含有王夫之在黄、顾之上的意思。区分他们的主张和学术的差别是高校教学的事，高中教师首先应该向学生交代清楚：为什么明末清初突然冒出三个思想家？了解背景才能理解这三个人。
对背景的描述应该是很客观的，但各版本也不一样。岳麓版说：“明末清初，一些士大夫努力寻求改革社会的方案。他们提倡以史为鉴，将学术研究和现实相结合，由此而形成‘经世致用’的思想。”明末清初适逢改朝换代，“寻求改革社会”？不知从何谈起。改革明朝社会，还是改革清朝社会？人教版说：“他们处于中国民族矛盾和阶级斗争十分激烈的动荡年代，都参加过抗清斗争。”这样的句子尽管用了抽象的概念，但比岳麓版贴近史实。人民版从大的视野说：“明清之际，是中国历史上继春秋战国、魏晋南北朝之后思想界又一次十分活跃的时期，黄宗羲、顾炎武与王夫之是其中最著名的思想家。”这样介绍有三个问题：其一，明清之际的思想局面能否与春秋战国、魏晋南北朝相比？其二，高中生不了解魏晋南北朝时期思想领域的基本状况。其三，学生刚学完百家争鸣，若以春秋战国的时代特征理解明清之际，教师的麻烦事就多了。
黄、顾、王都生于明万历年间，卒于清康熙年间。明末，他们同是“复社”（江南士大夫的政治团体）成员，与朝廷的腐败势力作斗争。清初，他们联络通气，分头坚持抗清。晚年，他们又都不约而同地拒绝清王朝的征聘，至死不忘亡国之恨。明王朝从万历年到崇祯年，50年走向灭亡；清王朝从顺治年到康熙执政30年，50年走向大治。用我们今天同是中华民族的眼光看，这次改朝换代同汉代秦、唐代隋的性质是一样的。但当时人们可没这觉悟。当时是一种“种族”观念，“华夏”基本指汉族，包括满族在内的周边民族都被视为“夷狄”。读书人普遍是贵华夏、贱夷狄。以汉族为主体的大明王朝，居然被新兴的满族建立的清王朝取代，这种改天换地的大动荡深深刺激着黄宗羲、顾炎武和王夫之。他们“怀种族之奇耻，究兴亡之要因，于是排斥夷狄，批评专制”（《中国政治思想史》第十八章）。他们是从明亡的教训中看清了君主专制的弊端，从先秦民本思想中找到了批判的武器。他们的思想无疑是进步的，但他们终究没有跳出儒家思想的圈子。从他们致死不食清朝俸禄的行为来看，他们的救世方案和实用学问，其思想意义和学术意义大于社会意义。至少康、雍、乾一百多年的发展，无论政治、经济还是思想文化，仍沿袭过去的惯性，几乎看不到他们的影响。
以史实为依据，分析明末清初出现思想家的原因，这本不是什么大问题。但是，在中学他们的思想仍被解释为“资本主义萌芽的反应”。这恐怕是生拉硬扯地贴上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的标签。思想与经济的关系要看思想者是否研究了当时的经济现象。李贽与黄、顾、王对雇佣关系发表过什么言论？没有这方面的证据就属于附会。《明夷待访录》和《天下郡国利病书》都旨在匡复明室，这不是什么新观点。至于“工商皆本的思想，西汉的桑弘羊、东汉的王符、南宋的陈亮都曾提出过，能否视为黄、顾、王的思想亮点，值得怀疑。
百家争鸣的选择建议
搞清楚主流思想的主线，回过头来再挑剔百家争鸣选择的内容，这样就有了一个标准，即：后来的主流思想吸收了先秦哪些学派的哪些思想。高中新课程采取专题体系遭到很多非议，教师也普遍感到不适应。但仔细想想，如果能够精选专题内容，或许比通史体系更能突出历史的精髓，减轻学习负担。在大学历史系，精品课也往往都是专题讲座。不同的是，高中仍是基础性教育，专题内容必须体现基础性，专题之间必须紧密联系。 如果在通史体系中介绍百家争鸣，墨家学派不容忽视；在“主流思想演变”的框架下，不讲墨子似乎也可以，正如岳麓版所说“战国以后，墨子的思想便不受人们重视了”。但如人教版只介绍孔子、孟子、荀子就显得不合逻辑。秦朝崇法，汉初崇黄老，仅此理由就应介绍老子和韩非子。上文提到，历代统治者实际推行的是外儒内法、崇儒尚法，不讲法家无论如何说不通。
法家与儒家有直接的渊源关系。韩非、李斯同是荀子的学生。商鞅也是孔子的再传弟子。儒家学者能教出法家的集大成者，和后世儒法兼用，都说明儒、法本不是对立的两派。荀子以尊君为儒家基本原则之一，他也重视法治。但是，荀子的尊君与法治有别于法家。法家吸收了他的思想，改造之处是放弃民本思想，尊君在于治民，治民源于“性恶说”。法家最大贡献是为君主总结了一套权谋。岳麓版侧重介绍法、术、势，并举韩昭侯杀典冠的故事，非常准确地抓住了法家的特征。《韩非子》中的很多话现在读起来也耐人寻味，且录几段如下：
“人主之大物，非法即术也。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也。术者藏之于胸中，而潜御群臣者也。”——君主最大的事情就是把握“法”和术”。法律形成文字是要公开的，由各级官吏去执行；权术是藏在心里的，用于驾驭群臣。
“明主治吏不治民”——聪明的君主只要管好干部就行了。
“人主之患在于信人。信人则制于人。人臣之于其君非有骨肉之亲也，缚于势而不得不事也。故为人臣者窥觇其君心也，无须臾之休，而人主怠傲处其上，此世之所以有劫君弑主也。”——当君主的就怕太信任属下。信任别人就会被别人牵着鼻子走。君臣没有骨肉亲情，君主在其位，臣子才不得不效劳。因此，臣子无时无刻不在揣摩君心，君主不知此理，疏忽大意，才会发生现在这种欺君犯上的事情。
韩非子的智慧都用在为君主专制出谋划策上。朱元璋搞过《孟子节文》，但没听说哪位皇上批评韩非子教唆君主搞阴谋诡计。古希腊没有这方面的著述，古罗马也没有这样的学问。萧公权说，韩非“划道德于政治领域之外，而建立含有近代纯政治之政治哲学”（《中国政治思想史》第七章）。欧洲近代的政治哲学讲什么，在下不知道。韩非“政治无道德”的思想对中国政治的影响是好是坏，真难评说。
胡适认为，先秦本没有法家，只有法治学说，主张法治也不是始自韩非（《中国哲学史大纲》第十二篇第二章）。张分田先生在本刊发表的文章阐述了类似观点。（见《历史教学（中学版）》2007年第1期）这说明主张法治不是法家首创。张荫麟说：“法家的职业本来是替君主做参谋。”（《中国史纲》第六章）翦伯赞在《中国史纲要》中将法、术、势作为韩非的思想特点，他说：“这种法、术、势的说法，是后来实行专制主义政治时所必须尊奉的准则。”（《中国史纲要》第三章第三节）这些足以作为中学教科书的参照。主流思想的专题与政治制度的专题应遥相呼应，这样才能使人学了历史，懂得历史。高中新课程设置的思想文化专题是中外对应的。其意图说的很明确“从思想文化层面了解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特征”“探讨思想文化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及其影响”等等。（《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实验）》）那么，准确的选择和表达思想方面的内容是实现设计意图的关键。这是课程标准制定后最重要的基础工作。教育部的有关领导已经意识到教材和教师是新课程推广的关键问题。好的教材既能实现课程设置的要求，又能促进教师专业水平的提高。从这个意义上说，教材更重要。高中新课程已经经过3年的实验，据说，今年还要有几个省市加入。先期实验中的问题能否为后继实验的地区所避免呢？谁来关心这个问题？
（下一篇：“古代中国的文化与科技”专题教学建议）
【作者简介】任世江（1950—），男，天津人，天津古籍出版社副总编，编审，《历史教学》杂志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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