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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是由于现代中国人的信仰坍塌或者现实社会的丑陋，驱使不少人回到“国学”、“国粹”里寻找灵丹妙药，把一些善良的愿望穿凿附会于古人。比如，我一谈到基督教尤其是新教孕育和培植了现代契约精神，马上有人说“中国儒家思想主张的仁恕义礼信智只会比基督教更全面更深刻”。其实，这里除了善良愿望的简单附会，还有一个里层的逻辑问题就是把古人即便是圣贤的某一句话、某个术语错位于古代文化。 现在人在研究古代文化的时候有两点应该注意：1、不能只挖掘古人和现代需要相一致的东西。关键是要判断它是不是构成古代文化的主流部分。比如，“民贵君轻”，“民本”是不是古代圣贤的思想？是！但这些不构成中国文化主流。主流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等级文化。所以，古书里有，但不构成文化主流的部分在历史长河中是没有多少实际意义的。 2、今人研究古代文化还要区别古今概念的内涵，比如一谈法治有人就想法家，其实风马牛不相及。法家的法是整老百姓的法，现代宪政意义的法是限制公权力的法。 循着这两条路径，我简要地谈谈对儒家思想（或者叫精神或者叫文化，此处通用）的看法： 根据多数研究者的看法，儒学的发展大约分为三个阶段，一个是原始儒学，主要就是孔子的思想体系，其核心内容就是人们熟悉的“仁、恕、义、礼、信、智”六字。原始儒学主要还是一门修身自律的学问，它少一些贵族气，也有一些“民贵君轻”、“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人本和平等的观念；西汉时期，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将儒学宗教化和政治化，强调“三纲五常”和“天人感应”等，儒学慢慢变成了“儒教”、“儒政”，成为统治阶级用来管理社会、禁锢民众的重要工具。 儒家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孔子，其发展至少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属于在野阶段，从孔子，孟子到董仲舒以前。 这个阶段可谓原始儒学，主要是孔子的思想体系，其核心内容就是人们熟悉的“仁、恕、义、礼、信、智”六字。原始儒学主要还是一门修身自律的学问，它少一些贵族气，也有一些“民贵君轻”、“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人本和平等的观念基本上是孔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本意就是个人尽好本人的职责；以及孟子的“民为贵，社稷为重，君为轻”，表明政府应该以民众和国家的利益为核心，政府和国君的利益应该排在民众的利益之后，这是一种平等思想。这个时期的儒家学说可以说是不错的，但是这个时期的各国都在忙于改革变法，富国强兵，以求争霸或者是图生存，儒家学说讲求安定复古，和现实要求对不上，因此被称为“迂阔不可用”。许多积极成分没有成为传统文化主流。 第二个阶段是进入执政行列。从西汉董仲舒天人三策到宋代的程朱理学。 董仲舒在强化君权方面的理论简括为：天是宇宙间的最高主宰，天有着绝对权威，人为天所造，人副天数，天人合一于是天命在论证君主权威的重要性得到了空前提高。把君权建筑在天恩眷顾基础上，君权乃天所授。人君受命于天，奉天承运，进行统治，代表天的意志治理人世，一切臣民都应绝对服从君主，'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 '(《春秋繁露·玉杯》)从而使君主的权威绝对神圣化。在君权神授的影响下，君权彻底压倒了相权，君主成为大权独揽的绝对独裁者，内朝开始压倒外朝，非专业人士开始压倒专业人士，外行开始领导内行。在这样的情况下，君主如果是个明君，一切还好说，否则就麻烦了，因为没有平衡机制来约束他了。这个办法对君主个人素质的要求实在是太高了，一旦君主不能够胜任，麻烦就会随之而来。君权神授和外朝衰微，也决定了儒士只能够成为皇家奴仆，丧失了自己独立思考和判断的能力，成为皇帝意志的传声筒和代言人。公孙弘就是这方面的第一人。董仲舒不明白这种现象是他造成的，还指责公孙弘“从谀”。 明初，朱元璋看到孟子的“民为贵，社稷为重，君为轻”，大为不满，命令修改，以表明皇权的至高无上。于是全国人民都成了皇家的奴仆。清代的文字狱加剧了这个问题，全国人民都不敢说话，不得不说话的时候只好是“皇上圣明”，以至于大学士的处世哲学是“多磕头，少说话”。这样的国家只能够是走向衰落，不管是谁在领导它。 董仲舒对孔子的修改主要是：孔孟认为人间有五伦，所谓君臣、父子、夫妇、兄弟和朋友。而董仲舒则择其要者改为'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再将原先儒家主张的五种德性(仁、义、礼、智、信)合为'五常'。并认为三纲五常可求于天，不能改变。三纲五常'历来被视为封建社会伦理秩序的根基。 董仲舒以儒学为主体和外壳，杂揉各家思想，以阴阳五行学为哲学原理建立起具有神学色彩的新儒学体系，用'天人合一'、'天人感应'、'君权天授'、'三纲五常'、'春秋大一统'等观点，将君主统治影射到天道上，天不变道亦不变，为帝王的统治提供了理论根据。 为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君主法宪制度和封建社会的秩序结构'提供了初步模板、打下了牢固的基础。 董仲舒提出的'天人感应，君权神授'几乎影响了整个封建社会，为了巩固统治，历朝历代都贯彻这一思想，直到辛亥革命结束帝制。 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尤其深远，被董仲舒改造过的儒家思想为代表的文化思想，一直是中国的主流文化，直到新文化运动。 儒家发展的第三个阶段是从程朱理学到民国。 “存天理，灭人欲”、“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彻底否定了人的价值，儒家否认了人的价值，它的存在也就走向了终结。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中国妇女由天足而缠足到南宋臻于普及。缠足与中国封建传说的礼教观念也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中国的封建统治一直是以家族统治为基础，由封建的宗法关系而制定的礼法条归和道德标准，充满了对女性的歧视与压迫，突出了男性权益。如过去所提倡的“三从四德”、“夫为妻纲”等封建礼教就给缠足风的兴起创造了社会前提。这种封建礼教到宋代，出现了程朱理学之后，对妇女的束缚更加残酷，至明清理学更是达登峰造极，这与缠足风俗的产生与发展是相辅相成的。礼教重男女之别。无论衣冠服饰，还是言行举止必有明显的区别，所谓“男女七岁不同席”、“叔嫂不通问”等等，就是这些封建礼教观念的表现。缠足风俗孕育了“三寸金莲”，使男女之别极端化。但凡有女子扮男装以行事而被人窥破行藏的，多由于一双小脚。女子不能走上社会、不可抛头露面，惟缠足才能有效地达到这一目的。 另外，宋、明时期的心学、汉学、朴学越来越脱离实际，也表明了它逐渐走向了终结。
总之，儒家思想的核心就是维护“礼治”， 提倡“德治”， 重视“人治”。儒家所提倡的“修、齐、治、平”思想，“仁爱（亲亲之爱、忠恕之 道、恻隐之心）、正义（孔曰成仁、孟曰取义）、自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 不息）”思想，所具有的忧患意识（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等，对“君子”理 想人格的提倡与追求等，都有利于个人不断发展、进步，和修养的不断提高等 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但不可否认，儒家思想作为一个完整体系是不适合当今社会发展的。因为儒家思想的社会基础是宗法制社会结构，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思想，对社会等级的严格维护等，则不利 于社会的民主进步。 以上所述，可以大致看出儒家文化的主流所在了，下面再通过对“礼”的分析，说说如何把握古人所用概念的内涵： 孔子十分重视礼，认为对一般人来说，“不学礼，无以立”（《季氏》）；对统治者来说，“上好礼，则民易使”（《宪问》），“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子路》）。因此，孔子主张“克己复礼”，要求人们“非礼勿视，非礼无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 “礼”是孔子思想的核心概念，它指的是什么？不是今天的礼仪、礼貌而是尊卑的等级制度和行为规范。请看： 这些是对“礼”的直接说明，作为一种思想，“礼”渗透于各种规定之中，它是一种精神性的存在，必须要从语言的直观通过思维才能把握住“礼”的精神。很多人不承认“礼”的精神的浸透，他们擅长于直观思维，形象化的思维，凡是表象的东西，他们都能够观察到，表象内部的实质、规律性的东西，却是这些人体悟不到的。 一般的崇儒者只有感觉的能力，却缺少思维的能力，这一点不奇怪，孔子的学生尚且如此，后世单凭语言认识孔子的人，能够残存一点思考力也值得庆幸了。子贡说：“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孔子回答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我教给了你们思想，按照我的思想去说话做事呀！孔子给学生的是他的思想，是思维成品，他没有也不可能像苏格拉底那样引导学生思维，所以，有天分的人还可以发挥他的思想，愚笨者只能按照“礼”的原则做事和说话，在“礼”达不到的地方，这些人便茫然四顾，不知东西南北，呆若木鸡。 孔子之“礼”，其目的要深入到每个人生活的各各细节。一般以为，季氏舞八佾，只是在人的数量上超过了本分，孰不知，在日常生活用品上，“礼”也有严格的规定，不然，孔子忍受了季氏之舞，对觚的形状改变，他怎么会大加感叹呢？
总之，从人性看，生活方式应该丰富多彩的，但是，孔子之“礼”要统一人们的行为，超出了“礼”的规范，孔子是不能忍受的。 最后，谈谈基督教与契约精神。 与儒教强调血缘、亲情不同，基督教强调契约。 “约”是基督教《圣经》的一个主题。“约”即神与人所立之约的意思。在 圣经中这样的约定有七个。从这几个“约”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神为人所立之约 有对人之行为的约束，即人所当遵守的约定，更有对人的祝福与应许，当然应许 与祝福的前提是人的守约。 “约”的思想与基督教所主张的“人的有限性”观念 紧密相联。从西方文化的传承看，基督教“人的有限性与约的观念”在冲突与碰 撞中整合了法制思想，使契约和法制意识成为信仰观照下世俗生活的重要部分， 形成了西方文化中契约观念和法制精神的传统。 相较而言，中国社会重人脉、血缘、关系而缺乏契约意识和法制精神。 补充说明：1、“缺乏”不是说没有。 2、“缺乏”是指普遍，不否定“特殊”。同样，“特殊”的存在也不否定“普遍”而恰恰佐证了“普遍”的存在。 3、基督教培植了西方契约精神，丝丝毫毫不意味着不信基督教的人、西方之外的人就没有契约精神，只是就起主流文化的起源而论。西医不可能产生于中国的土壤，但中国人可以掌握西医，还可以产生超过西方本土的顶尖级西医药巨擘！但这些巨擘的产生也丝毫不能改变西医源自西方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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