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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人很早的时候就已经按经济条件优劣，对国家的各个地域进行区划排名了。大家都知道华夏文明是以农耕为主的文明，而从事农业耕作的一大要素就是要有肥沃的土地，所以最早在《禹贡》分天下为九州的时候，就对九州的土地肥沃程度进行了排名。 排名为上等的是雍州（上上等）、徐州（上中等）、青州（上下等），排名为中等的是豫州（中上等）、冀州（中中等）、兖州（中下等），这六个州全部位于长江以北。排名为下等的则是梁州（下上等）、荆州（下中等）、扬州（下下等），全都是九州中地跨长江之南的三个州，而且是自西向东一个比一个差。  这个排名与夏商周秦的历史情况大致是相符的。例如夏商两朝的都城虽然发生过十多次的迁移，但都是在今天的河南许昌、洛阳、商丘、安阳这些地方转悠，始终没有离开黄河中下游这片沃土环绕之地。周朝也是一样，先是在黄河中游的关中建立了后世长安的前身——镐京，而后又沿着黄河东移到洛阳建都。 如果再细看一下夏商周秦先祖的龙兴之地，还会有一个更有意思的发现。 夏朝先祖的封地在今河南洛阳，商朝先祖的封地在今天河南商丘，周朝先祖的封地位于今天陕西咸阳，秦朝先祖的封地位于今天山西洪洞，他们都生活在黄河流域的范围内，彼此之间是一种君住黄河头我住黄河尾的关系，喝的都是黄河水。 所以夏商周秦之间的朝代更迭，完全是黄河中下游流域的内部流转。秦朝之后楚汉相争时，西楚项羽的班底是江东集团，属于长江流域；汉中刘邦的核心是丰沛集团，属于淮河流域。两大流域联手做掉秦王朝之后，最终是淮河流域的刘邦一方胜出。  虽然地域经济文化因素并不是决定刘项胜败的全部，但无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后盾。江东没有像丰沛那样为项羽提供更有力的支持，本身就很能说明问题。更有意思的是，刘邦最后跨流域到长安去建都，一改夏商周秦建都龙兴之地的传统，这也足以说明当时黄河流域的魅力不亚于今日的北上广深。 夏朝之前南北并驾齐驱的农耕文明在夏商周秦的一千多年间，长江流域的江南地区过的实在是相当郁闷。但是在那千年之前，江南地区其实本是与黄河流域旗鼓相当的繁荣之地。那是在夏朝之前的人类新石器时期，长江黄河一南一北交相辉映、齐头并进，距离今天已有七八千年了。 近代考古发现，在位于浙江宁波的河姆渡遗址上，有江南先民们修造的干栏式建筑，用高温烧制的各式各样陶器，发明了原始织布机进行纺织，而大量水稻作物遗骸则宣告：那里有过灿烂的农业文明。此外在位于太湖地区的马家浜遗址、位于上海青浦的崧泽遗址、位于太湖钱塘江流域的良渚遗址等等遗址上，也都无一例外发现了灿烂的农耕文明。  在那一时期的人类社会中，江南地区所出现的这些以稻为主的水田农业文明，丝毫不逊色于同时期黄河流域以粟为主的旱作农业文明。所以至少在夏朝之前的两千年农耕时代里，长江流域江南地区与黄河流域是不相上下的。 可是为什么到了《禹贡》分九州时，长江流域的荆州、扬州却变成“厥土惟涂泥，厥田惟下中（及下下）”，而且是越往下游土壤越贫瘠了呢？ 所谓“土惟涂泥”就是说土质湿润，属于最不适宜田作的末等土地。这说明至少在《禹贡》成文的那个年代，以荆州、扬州为代表的长江流域，在农业经济上已经沦为远远落后黄河流域的末流。能让原本盛产稻谷的沃土变成贫瘠低劣的涂泥的原因，最容易让人想到的就是中外历史传说中，多次提到的那场滔天大洪水。 近代以来的一些考古认为，中东苏美人传说中的大洪水和《圣经》中记载的大洪水，很可能都真实发生过。而在我国无论是历史学家还是气象学家，也都倾向于认为夏朝之前确实出现过长时期的大洪水。 根据《孟子·滕文公上》的记载“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草木畅茂，禽兽繁殖，五谷不登”，于是大禹“疏九河，瀹济漯而注诸海，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后中国可得而食也”。从中可以看出，当时的水灾已经严重影响中原地区的农业生产，大禹疏通了济河、漯河等河流，使河南的洪水可以顺畅排向大海。又在汝水、汉水上开挖缺口，并排除淮河、泗水的淤塞，通过它们又把洪水引入长江，于是关中、中原一带的农业生产得以恢复。 这就完事了吗？对大禹来说应该是完事了，但对长江流域特别是地势更低的江南地区而言，肯定不会是这么顺当地完事。还记得九八年长江特大洪水吗？长江大堤的承受能力不是无限的，超限的水量涌入是会引发决堤和大面积洪泛的。当然，两三千年前的长江应该不会有如今这样的江堤，那么洪水涌入后的情形很可能是大江两岸顿时滔滔，千里汹汹全是泽国。 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河姆渡、马家浜这些新石器时期的长江流域人类遗址上，明明发现了大量的稻仓遗迹，而到了《禹贡》中却成了最不适宜田作的末等涂泥土质。 但不管真实的原因究竟是什么，长江流域在新石器晚期国家诞生过程中的没落是不争的事实，那里的农耕文明出现了严重的断节。而黄河流域的农耕文明则得到了很好的延续和发展。 江南地区从末流到独秀的千年逆转单就长江流域的土质情况来讲，历经夏商周秦千年之后，到了西汉时应该已经有了改观。 当时随着统治范围的扩大和行政区划的细分，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又将全国经济区的划分扩大为四个大区若干个小区，它们分别是地处龙门碣石之北的种代，地处崤山之西的关中、巴蜀、陇西，地处崤山之东的三河、河北、齐鲁、梁宋、西楚，地处江南的东楚、南楚和岭南。 在《货殖列传》中，司马迁说地广人稀的楚越之地“不待贾而足，地埶饶食，无饥馑之患”，那里地形有利、食物丰饶，能够自给自足，不会闹饥荒。但那里的人“呰窳偷生，无积聚而多贫，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当地人因没有生存危机而苟且堕懒，不事积聚而大多贫穷，没有富户。 所以西汉的经济仍是以关中和山东为两大中心，东汉时关中虽然因战乱而凋敝，但洛阳自山东一线的经济还是无可争议的经济高地。在此期间，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经济上仍旧是一强一弱，江南地区陪坐末位的情况没有改变。 但是自秦汉以来的四百多年间，江南的情况也在发生着慢慢的变化，因为北人南迁的序幕正是在这一时期拉开的，江南和巴蜀就是这一过程中人口南迁的两大目的地。例如，秦朝时“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以谪遣戍”。《汉书》也记载“天下新定，道路未通，避乱江南者皆未还中土，会稽颇称多士。”  南方作为罪人的流放地和北人避乱的目的地，北人南迁的经济效应到了三国魏晋时代，终于显现出来。三国时代的魏蜀吴鼎立，便标志着河洛、巴蜀与江南（江东）三大经济中心并立局面的形成，江南地区摘掉了荒蛮落后的帽子。 到南北朝时期，江南已经是“地广野丰，民勤本业，一岁或稔，则数郡忘饥。荆城跨南楚之富，扬郡有全吴之沃，鱼盐杞梓之利，充牣八方；丝绵布帛之饶，覆衣天下”。同时期的北方黄河流域，则随着胡族内迁而深受战乱影响，一度出现了耕地荒废和牧场化的倒退景象，南北经济强弱的局面逆转了。 隋唐时代以京杭大运河为标志，经济中心居南、政治中心居北的格局愈加分明，扬州成为唐诗中的高频地名。安史之乱后，唐朝的都城虽然仍旧留在长安，但已是“赋出于天下而江南居什九”，江南地区成为中晚唐一百多年间的经济支柱。千年前史家笔下的“江南卑湿，丈夫早夭”从此换了口风，变成了“生长江湖乐卑湿，不信中州天气和”。而人们口中吟唱更多的则是，“烟柳画桥，风帘翠幕”的盛景，以及“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的豪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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