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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神是造型艺术永远绕不开的课题，也是东西方绘画艺术不同侧重点的差异所在。国画关于形与神的认知与应用早在一千年前已经高度成熟，先贤深知自然万物不但有常形而且有常理，形为枝叶，理为根本，掌握了根本即掌握了规律，熟悉了规律便能举一反三的处理枝叶（形），所以国画的学习方法是临摹（学前人）与观察（学自然）总结（悟性）和练习（笔墨）相结合的灵活又综合的方法。
既然以理为基础，自然不会过度纠结于形的表达，并且由理而上推及道，道的表达则必须依赖人的精神世界，“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孔子。也就是说书画之于人还有更为高尚的功用所在。所以国画又非常强调画外功（主要是读书与思考及人品）。这样以来中国画就不仅仅是只练技术所能解决的学问了，而是一门强调综合修养的大学问。
人之修养千差万别，同样的事物反应到各自作品上也就各有千秋，于是我们会看到仅仅是画黄山，从古至今就有弘仁，石涛以及李可染、刘海粟、陆偐少、魏紫熙、宋文治等等诸家风貌，各有千秋。
国画又为什么会强调笔墨的重要性，因为如果照搬物象的话，你能如何逼真的再现，别人同样也能逼真再现，任何一个有形物体也不外乎上下四方的几个立体面，即便全部画遍又有何意义？所以中国古人早就认识到形与神的主客观存在与创作应用的有机结合非常重要，形是稳定的，神是灵动的。要描绘的对象有形神之别，需要捕捉到并生动表达出来，作为画家更要有意识的借所描绘的对象来充分展示自我的功夫、思想和情怀，那么最佳途径便是似与不似之间的所谓写意手法，否则太似则人为物役，太不似则虚妄欺人，于是“写意”之法便应运而生了。
所以真正的成熟的中国画画家的创作过程是完全脱离写生的，不管是曾经对景写生还是目识心记式写生，都早已经过在心中消化、蕴酿、转换成可以发挥自我“形象”的笔墨技法，作品既存物之形，又传物之神，还要有“我”在。因为中国画创作不但要师法造化，更要体现功力和自我特色，即重传承又讲创新，这两者在真正的大家那里会被处理的非常协调统一。
在科学技术对各个行业攻城掠地的今天，中国书画特别是大写意画以及书法中大草、狂草的创作方法也成为其在艺术界别最难仿效复制的一种形式，也就是说，科技行业用自己的实践精神证明了：只有中国书画才最接近艺术真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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