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武帝"四通十二笛"梁武帝是南朝梁的建立者,他不仅是文化史上颇有建树的皇帝,也是一位成就卓著的音乐家。他精通音律、思慕古乐,曾对当时使用的郊裡、宗庙及三朝乐之乐章、乐悬、乐律等多有修订,并下诏重建梁代雅乐。在制定礼乐的过程中梁武帝认识到,管律发音情况复杂,其音高与管长难以呈现直接对应关系。他凭借自己对"钟律"的熟识,采用"用笛以写通声"的方法,制作出了乐律学史上著名的"四通十二笛"。  如果说荀勖通过经验性的管口校正数据,找到解决管律定音问题的方法,那么梁武帝萧衍则提供了另一种确定管律的方案,即以"管律模拟"弦律"("用笛以写通声")。 所谓"通",就是古代的律准,其形制宽九寸,长九尺,临岳高一寸二分,每通张三条琴弦。"通"不是用于实际演奏的乐器,而是为乐器及乐队定律的"正律器"。 据《隋书・音乐志上》记载,梁武帝制造的四个"通"的形制、规格如下: 一曰"玄英通":应钟弦,用一百四十ニ丝,长四尺七寸四分差强;黄钟孩,用二百七十丝,长九尺;大吕弦,用二百五十ニ丝,长八尺四寸三分差弱 二曰"青阳通":太簇弦,用二百四十丝,长八尺;夹钟孩,用二百ニ十四丝,长七尺五す弱;姑洗弦,用二百一十四丝,长七尺ー寸ー分强。 三曰"朱明通":中吕弦,用一百九十九丝,长六尺六寸六分弱;蕤宾弦,用一百八十九丝,长六尺三寸ニ分强;林钟弦,用一百八十丝,长六尺。 四曰"白藏通":夷则孩,用一百六十八丝,长五尺六寸二分弱;南吕孩用一百六十丝,长五尺三寸ニ分大强;无射弦,用一百四十九丝,长四尺九寸九分强。 因以通声,转推月气,悉无差违,而还相得中。《隋书・律历志上》对四通各弦长度及丝数的计算方法,又有进一步论述:"黄钟之弦二百七十丝,长九尺,以次三分损益其一,以生十二律之弦丝数及弦长。"  通观《隋书・音乐志上》所列四通之弦的数据不难看出,梁武帝制作的"四通",各弦丝数与长度,均采用以黄钟为始发律的三分损益法计算得出,其中每弦所用丝数都是该弦长度的三倍。
梁武帝在计算四通各弦的数据时,并未仅限于弦长,而是同时以三分损益法调整弦的丝数(即弦的线密度),将丝数定为弦长的三倍。这种在计算弦长时关注其线密度的做法,反映出梁武帝对弦振动规律的深入认知,是其对弦乐器发音规律的重要探索。 由于《隋书・律历志》记载的"四通"数据,无法反映出各弦的张力变化,梁武帝以三分损益规律调整丝数的做法,究竟对弦的音高存在怎样精确的影响,我们已难确知。但同时调整弦长和丝数,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各弦拉力的平衡,使弦乐器的发音性能获得较稳定状态,则是可以想见的另从十二支笛的数据可以看出,从黄钟笛至夹钟笛,每笛长度追减2寸;伸吕笛至应钟笛,每笛长度递减1寸。由于缺乏各笛内径数据,十二支笛的准确音高亦难确知。但从梁武帝"用笛以写通声"的做法来看,他所求得的十二支笛的长度,很可能是以"四通"音高直接校正各笛而得到的。这种立足实践的经验性乐器制造方法,可能未必包含对笛长的严密数理计算。 黄翔鹏认为这种"对黄钟管以外各律皆不计算管长而根据弦准的实际音高来制笛的方法",本质就是京房采用的、以弦律为准而虚拟管律的做法。  王光祈在《中国音乐史》中,对梁武帝"四通十二笛"的历史意义,曾给予较为中肯的评价:"吾人对于梁武帝四通十二笛之乐制,虽暂时不能得其要领,但由此却可看出当时的两种趋势。第一,以弦定律之举,自京房而后渐为识者所承认,梁武帝即其一例。第二,对于古代三分损益之理加以怀疑,另用新法以立乐制,如何承天、梁武帝以及隋之刘焯即其一例。"以梁武帝时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而言,四通十二笛反映出的乐律理论成果,已然走在了时代前列。 梁武帝在制造正律器的过程中,还以"四通十二笛"为基础进行旋宫实验,较完满地解决了传统三分损益十二律难以"旋相为宫"的难题,成为我国历史上探讨十二平均律和八十四调理论的先导。
传统正声音阶中的每个音级,均可形成一种调式音阶,即宫调式、商调式角调式、变徴调式、徴调式、羽调式、变宫调式。将正声音阶的宫音在十二律上分别呈现,可得到12个不同调高的音列。每个音列包含上述7种调式,共可得到84种不同调高的音阶。这就是古代音乐中的八十四调理论。从《旧五代史》又引古五正、二变之音,旋相为宫"的记载分析,梁武帝所制的"十二笛"可能每笛发七声,因此有十二笛旋相为宫得八十四调的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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