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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初朱元璋废除丞相制度，事必躬亲，但后世之君并非都有像明太祖那样的精力和能力，内阁制度由此诞生。尽管明成祖成立内阁本意只是辅助，且权力和官职不高。但随着明朝中后期皇帝的懒政，内阁逐渐成为事实上的中央决策机构，“阁老”成为实际上的宰辅，成为大明王朝前进的舵手，即便皇帝缺失也能保持政权运转，围绕在内阁周围的士大夫们的政治地位达到封建时代的高峰。 然而，明末的中国士大夫并没有因政治地位的提升而保持士大夫应有的骨气和节操，为了自身的利益不顾国家大计，党争不断、贪污成风、朝堂多次陷入无休止的争吵之中，严重影响正常的政事和战争决策，充分暴露出了士大夫的虚伪嘴脸，而明末的两次在皇位继承人上的不同标准使得这一嘴脸表现的尤为明显。 一、明代的皇位继承制度——嫡长子继承制并辅之以兄终弟及 中国在殷商末年，便确立嫡长继承制，到西周时期明确“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的嫡长继承原则。明朝建国后，为规范后世之君的继承制度，明太祖朱元璋明确了大明皇位严格遵循嫡长制，并辅之以兄终弟及。  古代宗法制中的嫡长制
 朱元璋皇明祖训 尽管太子朱标英年早逝，但为维护嫡长制一系的正统传承，朱元璋抛弃诸多儿子而选择立朱标之子朱允炆为皇太孙。其后明成祖朱棣通过靖难战争改变了明朝的皇位世系，但对嫡长制的继承制度却并未改变，嫡长子继承制作为大明皇位继承制度被后世之君严格执行。
二、 万历时期国本之争，极力维护嫡长子继承制 历经二百多年的大明发展到万历时期，只要遵循嫡长制继承制，万历与朝臣之间本该不发生如此之多的争论。但是，生活在张居正阴影之下多年的万历皇帝，刚刚实现乾纲独断，妄图按照自己的喜好立第三子朱常洵，而无视长子朱常洛。如果放在其他朝代，这本无可厚非，但在继承制度严格且明确的大明皇朝，在万历嫡后王氏无子的情况下，按照“有嫡立嫡，无嫡立长”的继承制，长子朱常洛是无可厚非的法定继承人。万历的属意在士大夫看来是皇权突破规范、为所欲为的危险征兆，违背了祖制和封建礼制，势必引起重大的政治危机。为了逼迫万历尽快立长子朱常洛为太子以及维护朱常洛的太子地位，万历十四年（1586年）首辅申时行首次上疏立国本。
此后士大夫们与万历历经了十五年的拉锯战最终以万历的妥协退让而结束（这一明细过程各类记载较为清晰，本文不再重述），史称国本之争。  明神宗朱翊钧（1563年9月4日-1620年8月18日） 国本之争给万历时期的朝政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万历皇帝多年不上朝，无数大臣被斥被贬被杖打，也间接导致了明末党争的兴起。万历对于储位的模糊态度及懒政，使得官场乃至地方的人，妄加揣测，政局混乱，出现宣、昆、齐、楚、浙五党和东林党两大派明争暗斗。 然而，作为维护传统祖制的中国士大夫，尤其是东林党们，在南明初期皇位继承人的选择上却又抛弃了传统，出现了双重标准，充分暴露出了丑恶嘴脸。 三、南明皇位拥立之争，士大夫的双重标准 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年，李自成攻入北京，崇祯皇帝煤山自缢身亡。按照大明继承制度，此时崇祯之子为皇位的第一继承人，但北京城破后崇祯三子皆下落不明，但“国不可一日无君”，按照无“皇子，必兄终弟及”的祖训，此时应该从崇祯的兄弟辈选择一人为帝，但先帝光宗长大成人的仅有天启、崇祯二人，此时光宗一系实已绝世。按照继承制度，此时大明皇位的选择范围应该为崇祯的堂兄弟、万历的孙子中，而明神宗次子朱常溆未长达成人，三子朱常洵虽已亡故，但长子朱由崧仍健在的情况下，根据皇明祖训，按照兄终弟及、父死子继的顺序，福王朱由崧为皇位的第一继承人的地位本无可厚非（嘉靖继位为例）；但是以钱谦益、史可法为首的东林党人却由于多年前的“国本之争”事件，心存芥蒂，担心福王上台后清算，便改变了东林党在国本之争中的立场，不再坚持既有继承制度，以立贤为名想拥立潞王朱常淓。从法统上来看，潞王朱常淓是神宗弟弟朱翊镠之子，距离崇祯皇帝的血脉甚远。 在史可法、钱谦益为代表的东林党或政治上倾向于东林党的大臣给出的理由中，福王有“贪、淫、酗酒、不孝、虐下、不读书、干预有司”七个不可立的理由。但事实情况却是东林人们担心如果朱由崧继位，朱由崧打击报复国本之争的概率很大，东林党人容易在政治上再次失势，这是东林党人所不愿看到的。而潞王朱常淓的所谓“贤”也是东林党人一手包装起来的，与大部分明室宗亲相比，并无特别的过人之处，生活腐化。
这场拥立之争持续月余，最终福王朱由崧在卢九德的帮助下，获得了高杰、黄得功、刘良佐、刘泽清以及凤阳总督马士英的支持，成为最终胜利者。五月初三，朱由崧监国在南京，五月十五日即皇帝位，改次年为弘光元年。一年后，弘光政权覆灭，而东林党人极力推荐的潞王朱常淓在杭州城上竟然因为害怕得罪清军而下令“以酒食从城上饷满兵”（《南忠记》），未表现东林党人任何所说的贤德。  弘光防御计划  1645年6月南明形势图 四、两次皇位继承标准上的不统一体现了士大夫的丑恶嘴脸 作为中国传统礼仪道德传承的士大夫，本应坚持“威武不能屈”的道德标准，秉承一致的法统标准，但是，两次在皇位继承标准上的不统一，充分表明了他们的虚伪。明末士大夫对个人声名之看重甚于国家利益，拥立的根本目的是为了自身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而将国家利益摆在了个人利益之后，对于明末士大夫的评价，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一书中有这样的评价。
在李自成进攻紫禁城的危机关头，在国库空虚时，满朝士大夫无人愿意拿出银两来帮助崇祯皇帝，李自成破城后，一群士大夫排队向投降李自成，数月后又排队向满清政府屈服投降，完全不顾中国文人的气节和骨气。在明末那气壮山河的抵抗满清的战争中，仅有史可法、闫应元、瞿式耜、张同敞、左懋第等少数文人坚守了民族气节，而大部分文人在满清的铁蹄下放弃了自己的民族大义，如洪承畴、钱谦益之流，体现了那个时代士大夫的丑恶嘴脸，中国古代最后一个汉族政权也在这样的背景落幕。  南明忠臣瞿式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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