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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永朴论文章之模仿 本篇节选自桐城姚永朴《文学研究法·性情》一篇，征引大量桐城学者论述，概述了在诗文学习中模仿古人的重要性、具体的模仿方法以及模仿之后如何脱化等基础问题。 姚永朴（1861~1939），字仲实，安徽桐城人，近世学者、教育家。桐城古文大家姚范、姚鼐等皆是其家族先辈。 是故有志学文者，其始必力求与古人相似，而不能不从事于摹仿。观惜抱先生《跋刘海峰诗》云：“海峰先生诗，初犹有摹古之痕。入黟以后所作，如鲲化为鹏，超然九万里矣。夫古今睽绝，以今追昔，非拟学何由得近？才高者取其精华，才卑者获其糟粕；功深者化其痕迹，功浅者滞于形模。此在昔人集中，亦多利病互见耳，不得以长覆短，亦不得以短覆长。世之陋才，力不能追希古哲，苟尔成篇，义猥词鄙，反以脱化自矜，遗哲匠之巨材，訾一端之小失，欺诬后生，荡灭型矩，此文运之所以衰也。” 《与管异之书》云：“今人诗文，不能追企古人，亦是天资逊之，亦是涂辙误而用功不深也。若涂辙既正，于古人最上一等文字，谅不可到；其中下之作，非不可到也，昌黎不云‘其用功深者其收名远’乎？近世人习闻钱受之（谦益）偏论，轻讥明人摹仿。文不经摹仿，亦安能脱化？观古人之学前古，摹仿而浑妙者自可法，摹仿钝滞者自可弃，虽扬子云亦当以此义裁之，岂但明贤哉？” 《与伯昂从侄孙（元之）书》云：“近人每云作诗不可摹拟，此似高而实欺人之言也。学诗文不摹拟，何由得入？须专摹拟一家，已得似后，再拟一家。如是数番之后，自能熔铸古人，自成一体。若初学不能逼似，先求脱化，必全无成就。譬如学字而不临帖，可乎？” 《曾文正公家训》云：“作文宜摹仿古人间架。《诗经》造句之法，无一句无所本。《左传》之文，多现成句调。扬子云为汉代文宗，而其《太玄》摹《易》，《法言》摹《论语》，《方言》摹《尔雅》，《十二箴》摹《虞箴》，《长杨赋》摹《难蜀父老》，《解嘲》摹《客难》，《甘泉赋》摹《大人赋》，《剧秦美新》摹《封禅文》，《谏不许单于朝书》摹《国策·信陵君伐韩》，几于无篇不摹。即韩、欧、曾、苏诸巨子之文，亦皆有所摹拟，以成体段。作文作诗赋，均宜心有摹仿，而后间架可立，其收效较速，其取径较便。” 此皆言摹拟古人而求与之似，乃初学不可不历之阶级也。其继又必求与古人不相似，而不可但以摹拟为工。观顾亭林《日知录》云：“近代文章之病，全在摹仿。即使逼肖古人，已非极诣，况遗其神理，而得其皮毛者乎？且古人之文，时有利钝，若弃其所长而师其所短，为害尤甚。” 又云：“诗文之所以代变，有不得不然者。一代之文，沿袭已久，不容人人皆道此语。今且千数百年矣，而犹取古人之陈言，一一而摹仿之，以是为诗，可乎？故不似则失其所以为诗，似则失其所以为我。李、杜之诗，所以独高于唐人者，以其未尝不似而亦未尝似也。” 惜抱先生《古文辞类纂序》云：“文士之效法古人，莫善于退之。尽变古人之形貌，虽有摹拟，不可得而寻其迹也。其他虽工于学古，而迹不能忘。扬子云、柳子厚于斯盖尤甚焉。以其形貌之过似古人也，而遽摈之，谓不足与于文章之事，则过矣；然遂谓非学者之一病，则不可也。” 又《题怀宁江七峰（尔维）诗卷》云：“学古人在得其神理，不可袭其面目。李、杜诗不得其神理，殊成粗率。今亦无他法，但熟读之，必求得其解而已。又须观后贤所以学前贤之法。如学杜莫善于昌黎，昌黎岂遂偷杜一字一句乎？学李者莫善于东坡，东坡岂遂肯用‘噫吁嚱’等调乎？学杜但贵得其雄浑处、沉著处、兀傲不测处，学李但贵得其豪纵处、洒脱自在处、飘逸处，又须将我之性情、识解、学问运入，当其下笔，若不知有李、杜然，兹乃妙矣。”此又言摹拟而与古人太相拟，究不可谓非文章之病，故不能不求其脱化也。 昔董文敏公（其昌）论书法云：“其始必与古人合，其后必与古人离。”诗文书画，盖同一理。是以惜翁《与方植之书》又尝总论之云：“大抵学古人必始而迷闷，苦毫无似处；久而能似之；又久而自得，不复似之。若初不知有迷闷难似之境，则其人必终身无望矣。” 而管异之《答侯念勤书》云：“后人为文不能不师古，上者神合之，次者貌肖之，最下者贩其辞。今足下作文一篇耳，而叠用陈寿《进诸葛集表》、《汉书·王莽传赞》、贾生《过秦论》、《谷梁·隐公元年传》诸调，则似集古人之文，而其中不见己作矣。” 梅伯言《书异之文集后》，亦述其平生切磋之语曰：“子之文病杂。一篇之中，数体互见，武其冠，儒其衣，非全人也。”  夫摹拟者，所以求古人之法度也；脱化者，所以见一己之性情也。周永年论文章：“有法而后能，有变而后大。”盖由化而变，乃成家数。 子产有言：“人心之不同，如其而焉。吾岂敢谓子面如吾面乎？”（《左传》襄三十一年）文章亦若是矣。故欲见性情，必存面目。 《昭昧詹言》云：“古人皆于本领上用工夫，故文字有骨气；今人只于枝叶上粉饰，下稍又并枝叶亦没了。文字成，不见作者面目，则其文可有可无。诗亦然。”又云：“屈子之词与意，已为昔人用熟，至今日皆成陈言。故选体诗不可再学。浅者专事盗窃，不见自己面目，人人可用，处处可移，安得不令人憎厌？”又云：“欲成面目，全在字句音节，尤在性情，使人千载下如相接对。”数条义皆精。 试观韩文公自言：“欲观圣人之道必自孟子始。”（《送王秀才埙序》）其心之宗仰孟子可知。然考其文，于孟子果步亦步、趋亦趋否？欧阳公自言：“予之始得于韩也，当其沉没废弃之馀，予固知其不足以追时好而取势利，于是就而学之。则予之所为者，岂所以急名誉而干势利之用哉！亦志乎久而已矣。”（《记旧本文后》）其心之宗仰韩子又可知。然考其文，于韩子果步亦步、趋亦趋否？是以曾子固《与王介甫书》云：“欧公更欲足下少开廓其文，勿用造语及模拟前人。孟、韩文虽高，不必似之也，取其自然耳。”苏明允《上欧阳内翰书》亦论孟、韩及欧公文章之所长，既云“皆断然自为一家之文”，又总结之曰：“执事之才，又自有过人者。盖执事之文，非孟子、韩子之文，而欧阳子之文也。” 虽然，古人学古之文，虽以化其痕迹为妙，而精神要未始不与古人䜣合无间。故班孟坚《两都赋序》云：“大汉之文章，炳焉与三代同风。” 而归震川《五岳山人前集序》云：“夫西子病心而矉其里，其里之丑人亦捧心而矉其里。其里之富人见之，坚闭门而不出；贫人见之，挈妻子去之而走。故曰知美而不知膑之所以美。夫知《史记》之所以为《史记》，则能《史记》矣。荆楚自昔多文人，左氏之《传》，荀子之《论》，屈子之《骚》，庄周之篇，试读之，未有不《史记》若也。” 方望溪《古文约选序例》云：“序事之文，义法备于《左》、《史》。退之变《左》《史》之格调，而阴用其义法；永叔摹《史记》之格调，而曲得其风神；介甫变退之之壁垒，而阴用其步伐。学者果能探《左》《史》精蕴，则于三家志铭，无事规橅，而自与之并矣。” 吾辈苟有志于成一家言，而即古人之法度，以写一己之性情，其所当用力者，不大可知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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