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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开中国书法艺术史，出现频率最多的无疑是王羲之三个字。特别在魏晋之后，所有与书法有关的文献提及最多的也是王羲之。 究其原因有二：一方面和王羲之精研笔法，总结前人经验，把行草书的发展推向极致，形成影响整个后世书法艺术的二王书风有关；另一方面也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审美有关。 王羲之进入中国书法史、进入中国历史，应该是一种双向选择。王羲之的书法审美追求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审美达到了一种暗合。陶弘景说：“逸少自吴兴以前，诸书尤为未称，凡厥好迹，皆是向在會稽时，永和十许年者”。
▲东晋 王羲之草书《行穰帖》唐摹本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美术馆藏
王羲之最大的成就在于增损古法，变汉魏质朴书风为笔法精致、美仑美奂的书体，开创了妍美流畅的行、草书法先河。 草书浓纤折中，正书势巧形密，行书遒劲自然，千变万化，而体势自然。他把汉字书写从实用引入一种注重技法，讲究情趣的境界，实际上这是书法艺术的觉醒，标志着书法家不仅发现书法美，而且能表现书法美。后来的书家几乎没有不临摹过王羲之法帖的，王羲之也被世人称为“书圣”。 ▲东晋 王羲之《远宦帖》 摹本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王羲之书圣地位的确立和保持并不是一帆风顺、毫无异议的。杨仁恺先生讲：“古代书家被称为‘书圣’的有好几位，最后只有王羲之的书圣桂冠一致保持于不坠，这是有其客观历史原因的。宋、齐年间，王氏名声尚未大噪，中间他的儿子王献之曾一度高出乃父。” 这里所说的“有其客观历史原因”也许就是我们所说的王羲之的书法艺术审美符合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审美需求。 直到后来初唐受到太宗李世民评价为“尽善尽美”、“其余区区之类，何足论哉”的力捧，并相传把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的王羲之《兰亭序》带进墓葬之后，二王父子的行草书跨越魏晋时代而声名鹊起，成为后世书法艺术不可动摇的经典和典范，并带有神的色彩。
技法不能脱离艺术审美而独立存在。脱离艺术审美的技法没有意义，也不能称之为技法。 ▲王羲之草书《寒切帖》卷 摹本 天津市博物馆藏 张怀瓘在《书议》中讲：“深识书者，惟观神采，不见字型”。还进一步讲：“不由灵台，必乏神气”。如只守法度规则，在字之外观形式上下功夫，只是空存躯壳，如死人无气，没有生命，这是不可取的。结体、笔法等一切技巧必须能表现作者的个性神采，才有存在的意义。 对于王羲之所处的东晋时期，学界比较普遍的观点是：“对于文学艺术创作来说，在其艺术情趣和美学境界的追求方面，则以玄学和佛学的影响为大。” 也就是说，王羲之笔法的形成、书风和审美风格的形成受到魏晋玄学、佛学的影响较大。 ▲王羲之《平安何如奉橘三帖》局部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范文澜在《中国通史》中说：“就文学艺术而言，汉魏西晋，总不离古拙的作风，自东晋起，各部门陆续进入新巧的境界。”徐利明先生讲：“这一时期(东晋)，文学艺术新的审美观念和标准得以确立，不仅要求表现自我情、志，同时还在形式技巧上力求妍美。于是，这一时期的文艺作品，雕琢、锤炼、力求妍丽精工，在形式美的追求上取得了划时代的伟大成就。” 如果把王羲之所处的东晋时代往前推，对比钟繇的书风我们会发现，钟繇的书风确实古朴、厚重、笨拙，而王羲之的书风相对于他而言就显得妍美、流畅、萧散；在用笔上、章法上都更加精致、规范。王羲之之所以能把书风“变古质而为今妍”，从中可以窥察王羲之书法风格受到了魏晋玄学、佛学影响的痕迹。 ▲《平安何如奉橘三帖》局部 王羲之书风的审美符合儒家的中和、中庸之道 原因之一：儒家思想文化是中国几千年来的主流思想和主流文化，这一强大的思想和文化体系根深蒂固，因而作为六艺之一的“小道”书法也在儒家思想和文化背景下发展。 王羲之书风的形成，尽管在创作思想上受到魏晋玄学的影响较大，但也不能完全否认儒学的影响，特别在所呈现出的书法风格上，有一种烂漫之极复归平淡的一种冲淡和中和。所以，其书被要用儒家文化治理国家的历代帝王推崇和钟爱也就不足为奇了。 ▲《王羲之行书兰亭序》卷局部 传 唐褚遂良摹本 故宫博物院藏 原因之二：通过与其他书家对比，我们会发现王羲之书法显得平和、内敛、安静，温文尔雅，胜似闲庭信步。 李世民评价王羲之书法“观其点曳之工，裁成之妙，烟霏露结，状若断而还连；凤翥龙蟠，势若斜而反直。”其中的“状若断而还连”、“势若斜而反直”其实都是一种以中庸之道为出发点的发现和赞美。 王羲之（303—361年），东晋书法家，字逸少，琅琊临沂（今山东）人，居会稽山阴（今浙江绍兴）。出身名门，官至右军将军、会稽内史，故又称“王右军”。早年以卫夫人（卫铄）为师，后来草书学张芝，正书则取法钟繇，自出机杼，推陈出新，创出妍美流变的书体，自成一家。 其所书《兰亭序》脍炙人口，被称为“天下第一行书”。传世唐代摹本有《兰亭序》、《快雪时晴帖》、《行穰帖》等，刻本有《乐毅论》、《十七帖》以及唐僧怀仁集王书的《圣教序》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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